按照当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史文献，城和镇出现于四个相关但不相同的情景。第一，城和镇是“中心地点”，是贸易网络的交汇点，引申出来的问题是那些货物和资讯交流的网络有多开放或封闭。[2]第二，城和镇是城市中心，以空间范围观之，至少有可能产生特定的生活方式，引申出来的问题是中国城市究竟是农村生活的对立，还是延续。[3]第三，城和镇是商人活动的聚焦点，以市场与国家互动之点观之。引申出来的根本问题就是商人这个群体究竟能否勇于面对官方商业规条中的干预。[4]第四，城和镇关系到19世纪和20世纪资产阶级的崛起，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尽管早在几百年前已经茁壮发展，但为什么中国在西方思想流行之前没有诞生自己的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涉及政治意识形态和城市居民自我形象的问题。[5]本文基本上是处理这四个问题。这里对于把镇当作商业中心、镇居民可能会发展出新的生活方式、商人可能会勇于面对官僚，不持异议。我关注的问题是，镇的领导者会怎样思考镇和他们自己的地位。我的看法是，明清时期，镇的领导者认识到他们镇的繁荣植根于经济，然而，他们发现披上绅士的外衣，对他们有利。换言之，中国的镇的资产阶级虽则是资产阶级，却并不冲击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是可能给予他们认可的。而在这个时期兴起的商业主义之上打上身份烙印的正是绅士文化。因此，我们在论证镇领导者的自我理解时便可看到，尽管商人恐怕失去他们的地方自主，他们对政治意识形态却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