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顿·弗莱德（Morton Fried）在其有关部落与宗族的著名文章中，指出单线世系群体使用不同的策略调控成员的资格：
正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单线世系群体组织产生出一笔不俗的财产，以致第二个条件就极为重要了。这个条件就是有否子孙。有否子孙，成为限制宗族成员获取稀缺资源的简单而非常有效的手段。这些资源一般是经济资源，但可以随时延伸为任何其他的权利或特权。子孙这项条件，又演化出两种自相矛盾的模式：一是实证，要求出具恰当的、现在的、族谱的身份；一是指派（stipulation），资格不难取得，往往是因为同一姓氏，并追溯出虚构的或传说的共同祖先，取得宗族成员资格之后，才把谱系世代编造好。[24]
弗莱德根据这个标准总结说，部落与宗族在中国应该是有所区别的。
我在我的有关香港新界的著作[25]中反对这个观点。我并不清楚，族谱一旦可能已经成文，然后即使并非成文也假设是成文的，则规定的与实证的子孙是否就可以区别开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认为不同种类宗族的区别，也就是界定成员资格的不同目的之间的区别，勿论这些目的是争取居住权、持有公家财产、联盟成员资格，或者攀附官宦之家。我认为，要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社会这样突出子孙，而是中国社会怎样在社会和文化变迁亦即制度和思想框架创设的过程中产生，而祠堂和成文族谱便是这些变迁的其中一些工具。我在珠江三角洲看到不少这些过程的证据，印证了我在新界的观察。
把成文族谱联系到一个社群（往往是地域社群）来解释，是必须面对的困难。族谱重在准确和完整，让人感觉在其界定的范围之内是全面的。历史学家须在字里行间，看出族谱认受选定的社群成员的子孙资格。成文族谱不过是几种宗族成员资格表示之中的一种——其他的是参与祭祀，或居住于乡村，姓名记录的多变和随意，是可想而知的。有人会问，文盲的人怎样做到记录妥善？弗莱德最初的问题因而非常重要。我们须从族谱的编修之中了解为什么采用了这样或那样的标准，就是为了明白资格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共有资源的分配方面。在弗里德曼之后，研究宗族的历史学家对于公家群体的宗族概念，已不感陌生。重要的是，这个观点并不是指每个族谱都代表一个统一的组织，或者宗族群体必定是一个统一的法人组织。
[1] 原文为：“The Written and the Unwritten：the Political Agenda of the Written Genealogy”，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世家族与政治比较历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上册，第261～296页。
[2] 《陈献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重印，第15页，陈白沙为南海县某邓氏所撰的序文。
[3] 前引书，第43页，《增城刘氏宗祠记》（1493）。
[4] 前引书，第14页。
[5] Maurice Freedman，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Fukien and Kwangtung，London，Athlone Press，1966；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London，Athlone Press，1966，p.31.不过，他补充道：“我原有的印象仍挥之不去，那就是一个地方宗族的成文族谱（而不是高级宗族或氏族）大抵是不会瞎编的。成文族谱可能犯下了不少涂抹之罪（把为众所不齿者湮没掉），但明目张胆的以假为真却是不容许的。”（p.42）
[6] Steven Harrell，“On the holes in Chinese genealogies，”Late Imperial China8.2（1987），pp.53-79，也是这个方面的一次大胆尝试。
[7] James Hayes，“Specialists and written materials in the village world，”in David Johnson，Andrew J.Nathan，and Evelyn S.Rawski 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75-111.
[8] 《佛山霍氏族谱》（1848），卷2，第1页下～第2页上。
[9] 《思园祖遗稿》（1880），第75页上～第76页下。
[10] 抄本，作者藏。
[11] 《逢简南乡刘追远堂族谱》，第4页。
[12] 有关的背景，参见本书科大卫：《宗族是一种文化创造——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13] 《平冈宋氏缘俊祖房家谱》，1943年油印本，广东省图书馆。
[14] 广东省图书馆和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藏。
[15] 《逢简南乡刘追远堂族谱》的确有一些支派内部纷争的例子，但这些纷争的记录却不多。
[16] Stevan Harrell，“The rich get children：segmentation，stratification，and population in three Chekiang lineages，1550—1850，”in Arthur P.Wolf and Susan B.Hanley eds.，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81-109.
[17] 郝瑞（Harrell），前引书，第108页。
[18] 小榄就是萧凤霞做研究的地方，见其“Recycling tradition：culture，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Chrysanthemum Festival of Xiaolan，”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32.4（1990），pp.765-794和“Where were the women？Rethinking marriage resistance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south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11.2（1990），pp.32-62.
[19] 编码中的各个数字的值代表排行，各个数字所在的位置代表世代，例如，121就是长子的次子的长子。
[20] 参看Denis Twitchett，“A critique of some recent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social history，”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vol.10，Tokyo：Toho gakkai，1965，pp.28-41.该文的论点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社会流动研究中产生，但至今仍有意义。
[21] Myron L.Cohen，House United，House Divided，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22] 《泰宁李氏族谱》，卷5，第93页下。
[23] Ts'ui-jung Liu（刘翠溶），Ted Telford和郝瑞（Stevan Harrell）的论文是明显的例子。
[24] Morton H.Fried，“Clans and lineages：how to tell them apart and why-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society，”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Academia Sinica29（1970），pp.11-36.引文见第26页。
[25] David Faure，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