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上的观点正确，那么很多族谱所表现出来的便正是支派之间的协约安排。但这个观点让支派内部的纷争把族谱掩盖了。[15]有见及此，对宗族结构有兴趣的学者，不但会想根据为整个宗族而编修的族谱重建宗族历史，也会想把各支派各自的族谱考虑在内。当然，不幸的是任何族谱都是可遇而不可求，而支派的族谱与宗族的族谱能够互为补充的情况亦属罕见。既无可以补充的记录，学者便唯有在宗族的族谱里想办法取得支派的资料。

追溯宗族政治的一个有用的起点，是郝瑞（Stevan Harrell）有关财富和地位之于生育影响的研究。[16]郝瑞采用历史人口学的方法，显示出在他所研究的宗族那里，如果按照财富和地位的划分，把宗族分割开来，那么，这些小宗族便会有不同的发展速度。他总结说：“大多数情况显示，在较为富有的支派，族人结婚较早，所娶的女子较年轻，纳妾也较多，妻妾的生育能力也较强。”[17]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接受这个概括，因为瓜瓞延绵无疑是宗族竞争中十分受重视的价值，而生儿育女也会受资源充裕与否的影响。然而，这样的概括也应该有两点限制。首先，只要接受宗族内可以出现结构分化，那么便没有理由假设支派内的差异必定不比支派之间的差异严重。其次，尽管确凿的证据薄弱，但婚姻和生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领养的决定，看来并不是由任何支派而是由家庭所作出的。由这两点看去，就是把瓜瓞延绵视为支派内部的集体在宗族环境之中出人头地的标志。如果可以为此而整理出某种分析人物生平的方法，那么便可以有大量数据用作分析。

必须承认，我在试图重复郝瑞的研究时所用的数据，迫使我修正他的结论。我选择作分析的数据，源自《泰宁李氏族谱》（约1914年），因其非常详尽、条理分明，而且几乎没有附载的文书，可以免受额外的资料遮蔽。李氏是小榄的三大姓之一，小榄位处珠江三角洲边缘的沙田，[18]而李氏认为泰宁是他们早期的根源。李氏在明清两代功名显赫，地位大为提升。时间所限，我无法讨论整部族谱，而本文的数值不过是从一个支派的1407个条目计算出来而已。族谱的一条规则是不准加入16岁以下的男丁，而尽管有例外，但不多。我在分析时，给每个条目一个编码，表示一个独特的宗族地位、生卒日期、妻妾子女的数目，以及这个族人是过继回来的，还是过继了给人。出生日期有早至16世纪的，也有晚至20世纪的，而在这段时间，这个支派经历了15代。

我选择作分析的支派又包含了多个以一间祠堂为中心的分支，而这间祠堂乃是为祭祀一位死于1553年的先人而建。这位先人留下了五个儿子，其中一个过继给人，剩下的四个又再形成当时人（至少是1910年编修族谱时的人）所确认的分支。在这位先人的后人所确认的10个分支中，7个是其次子的后人，而在这7个分支中，又有4个出自其曾孙孙宸（1576—1634）；孙宸是1612年进士，官至户部和礼部尚书。孙宸的生平记述里说，身居高位并未让他发大财，但他在自己的支派里无疑留下了声名。为了便于比较，我把他的所有后人都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分支，但除此以外，我原初的比较乃是以族谱中的分支为依据。

表一和表二并没有令人十分惊喜的结果，除了支派1212[19]之外，每个分支的整体平均值，约摸等于每个记录在内的族人有1个男丁活到16岁，而经过检视，那些平均值看来与娶进分支里的妻妾的平均数并不十分一致。由于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到支派的绝续，组别之间的微小差异不大值得深入分析（例如，找出这些差异与分支内持官衔者数目多寡之间的关联）。

表一 每个族人的妻妾平均数（支派1，泰宁李，小榄）

表二 每个族人的儿子平均数（支派1，泰宁李，小榄）

每个族人所生男丁的数目在分支之间鲜有差异，一个原因当然是由于婚姻和生育的决定并非由分支做出，而是由家庭做出的。不过，要探讨这个可能性，便须能够描述出研究样本中的家庭，以及比较从中收集得的统计数字。譬如说，这样做的一个方法就是以父子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中心，并且比较有功名与没有功名的父亲妻妾和男丁的平均数。反对把家庭联系的遗传界定得这样紧密的意见认为，这会忽略了直系亲属的分量；有人疑心这在宗族社会是相当重要的。[20]最后，需要的是对财政单位一番较好的描述，而这也是那些族谱有意无意之间含混过去的。

按照孔迈隆（Myron L.Cohen）的著作，尤其是有关家庭财政单位与家重叠一致的部分，[21]我怀疑有关“家”的结构的决定是由一些单位做出的，这些单位以一位仍在世的家长为中心，或者，如果那位家长不在世的话，便以其直系后人之间维系群体的协议为中心。在这样的理解之上，可以获得至少一个有限度的操作定义，这是由于尽管不能确定那些群体在家长死后没有分家，但因为大多数族人的出生日子和略少半数族人的死亡日子都在族谱之中，那么，也至少可以描述出特定年份的源出于一个在生的家长的在生者群体。但这是极为吃力的工作，而我只能做到一个分支（1211）。结果列于表三，而一年的分析则见图一。

表三 以每50年为间隔的家庭情况（分支1，泰宁李，小榄）

表三显示，由一位在生家长及其在生后人组成的群体，其中最少有一名成员有功名的，与那些没有成员有功名的，在选定的时期里有显著的不同。这些群体中的每一个，男丁活到16岁或以上的至少多出三成（不一定是在研究的年份），尽管平均而言每名成员的结婚率略高，妻妾的数目也略多。“1211以后的世系”图也显示了家庭模式一些可能的差异。以个人1211231为首的群体，看来无疑可以通过其成员的士大夫地位发挥大影响。那位家长和他五个儿子中四个在生的都有功名，而后来所有的孙儿都有功名。我从那里开始画出世系，因而可以指出那之后的一代也能够取得功名，但24个孙儿之中只有11个取得功名。这个比例在再下一代进一步下降，显示地位分化再度出现。

功名集中在关系紧密的家庭群体之中的情况，随世代迁移而改变。121121221和121121441的后人第十七至十九代均有可观的成就。这两个群体中的第一个的后人在1843年建立了他们自己分支的祠堂，由此确立了自己的身份。

讨论至此所涉及的，仅是每个族人报称的男丁数目。一个支派的延续也与过继和存活的情况有关。在16岁以下的存活情况方面，族谱并无资料可供概括。但是，任何对16岁以上存活情况的概括，均须分析出生和死亡日期，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因为记录的情况参差，这在下面还将讨论到。过继的情况方面，宗族惯例要求年长的后人延续下去，以维持祭祀，因此，排行次序对后人的效应，属测试范围之内，而结果显示有正效应。表四比较了长子所生男丁与庶子所生男丁的数目，以及这个支派中长子亲生或过继的男丁的条目与庶子亲生或过继的男丁的条目。数字看来有点混乱，但应该记住那些数据是由族谱中的生平记述得来的，每个条目都包括了有关记述的族人所生的男丁数目。由于我是把数据整理出来以见血脉的延续，而非出生的情况，因此，第1、2两行的数字是由点算有关条目得出来的，而第3、4两行的数字则是把同一世代的每一个生平记述所报称的男丁数目相加得来的。所以，两个因素影响到这两组数字的差异，而16岁前死亡的人数并不是其中之一，因为没有活下来的人要么差不多都没有记录在所生男丁之内，要么没有独立的生平记述。造成不一致的原因，恐怕就是过继和宗族记录的遗漏。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种不一致都反映出族中男性延续血脉的机会。表四清楚显示，在第二代以后的每一代，直接出自一个长子的男丁数目，以独立的生平记述记录下来的，即真实的族人，超过记录中他们所生的男丁数目，而庶子所生的男丁数目，则低于他们报称的所生男丁数目。

表四 支派1的登记和报称男丁

表五 支派1长庶子的后人，小榄泰宁李氏

续表

再看图“1211以后的世系”。图中明确显示出一个维持长房血脉的例子。长房1211的血脉由一代一代的后人延续着。到了第十二代，四个后人是过继回来的（其中两个见于图中）。就我们所知，长房子孙不多乃属巧合，但是，19世纪时这一脉一位继承人的生平记述中有这样一条附注：

娶何氏，生二子二女，全家出外未回。本生胞兄德廷公子三子刚正入嗣。道光二十二年，在省城四牌楼钱银生理，店号安盛，后往琼州府感恩县收账款因留感恩，携眷往居。咸丰五年，父普方公病，回家三月。同治年间，每岁回家一次，七年后未复回来。其生终子女无从详载。[22]

我们无从得知过继子希望甩开家庭的情况有多普遍，但这个附注让人觉得宗族内的家庭群体积极维持长子一脉的香灯。

因此，每个庶子至少有一个后人，比起他们能有多少个男丁重要。表五列出了这些数字。长子有后的占六成，而庶子有后的则占五成。两者的相差虽不算悬殊，但仍清晰可见。

已经有人注意到是否有可能根据报称的出生死亡年份研究存活及与其相关的问题。这个方面已不能再拖，必须考虑。基本上，这是一个困难的课题，因为报称的资料不完整，但这是历史人口学家十分关注的一个题目。[23]遗漏的情况有两种：第一种是族谱中的资料不完整，第二种是完全没有资料。然而，人口学家更愿意看到第一种，即不完整的资料。不过，在我看来，由于写入族谱这种事情是非常政治化的，因此也就必定是有选择的，完全漏掉的情况应该相当常见。其实，只要研究一下资料遗漏的模态，如表六所示，那是不难看出来的。

表六 《泰宁李氏族谱》内的人物传记资料（支派1，泰宁李，小榄）

从表六（甲）部清晰可见，633个报称有至少一个男丁的条目中，600个有出生年份，458个有死亡年份；而774个报称没有男丁的条目中，只有570个有出生年份，258个有死亡年份。（乙）部探讨相同的情况，把报称的男丁作为生平记述的一个项目来处理，而这个生平记述则又在一个由婚姻记录构成的群体之内。相同的模态依然可见：927各有若干婚姻记录的个案中，866个有出生年份，643个有死亡年份；而480个缺婚姻记录的个案中，304个有出生年份，73个有死亡年份。（丙）部仅局限于支派1211，探讨的是有无功名与生平记述是否完整有没有关系。表中可见，92个有功名者的出生、死亡和婚姻资料，比408个无功名者的资料丰富。记载的资料数量肯定经过选择。

族谱时常提及整个记录的遗失。在本文所研究的《泰宁李氏族谱》的有关部分中，有四个案例提到有关的条目乃取自祠堂里的灵牌，但并不知道有关的族人属于哪一支派。此外，从世系图中大概也可以洞悉一二。倘若再看一下图1，便可知道1211211三个支派的突然中断，教人疑惑。

问题并不在于不应该把族谱用于人口学分析。把人口趋势重新整理出来，看来肯定对了解宗族政治有莫大的关系，而族谱可以成为研究这方面关系的资源。不过，我们须时常记住，族谱是一种在竞争宗族资格过程中所采用的工具，我们应该期望任何倚重于成文族谱的研究，也可从其他资源中获得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