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士大夫文化所提倡的宗族意识形态，基本上是一个礼法概念。加入或脱离宗族（礼法体系）难保哪一样有利，因为实际后果视乎宗族资格而定。不详细讨论宗族史，难以说明传说和史实怎样结合起来形成协约安排的框架。因此，本节将把讨论范围缩窄，限制在顺德刘氏《逢简南乡刘追远堂族谱》（抄本，不著日期）里丰富而详尽的早期记述。[10]

追远堂是刘氏宗族的中心祠堂，以下有关追远堂兴建的记述可以说明协约安排的概念。追远堂建于1621年，这篇记述可能即撰写于这一年：

当公之刺雄州也，正宋季多事之秋，知大势之不可为，遂飘然而去，家于南海之逢简焉。故逢以南，世为刘氏宗也，公之设也。后松溪公祠其堂曰影堂而光大之，用以妥神灵而永孝思，绵绵世世，赖以不朽。夫非尊祖敬宗之第一义哉。历六世七世，而至十三四世，年逾三百，瓦垣不且老乎。期将治而辑之，并治门楼之未治也。我先君兰谷公实有志焉而未之逮，岁天启元辛酉，余方别业禺山，与吴郡卢太史辈共结诃林旧社，至秋买航而返，适叔兄弟侄二十余人集俗之老少倡议任事，于时堂壁重新，楼门继起，鸠工庀材，耗费二倍，不越四月而告成。[11]

逢简刘氏与珠江三角洲很多其他姓氏一样，在14世纪至16世纪经历了转型。这段时间，他们以家居神龛作为宗族组织的中心，并且根据法律规定建了一座彰显地位的“家庙”。刘氏由此无须取得功名而显贵，也从此成为望族。

礼法概念的核心是某个叫作应莘（1251—1324）的开基祖。他曾在南雄的辖区雄州任官，“王妃胡氏风（疯）癫逃出南雄，沉死。行文查访……”，应氏弃官而去。这里所说的即是很多珠三角宗族以为自身本源的南雄珠玑巷故事。编修族谱的应莘后人大概都认为他的官衔是虚构的，因为他们没有把他放入族谱开头几页有官位的族人之列。我们把不同宗族的本源故事拿来比较，便可知道明朝珠三角的宗族自称名人之后的不在少数，而那些追溯到珠玑巷的，反而强调自己出身自卑微的衙门中人，因而有赋税之责。但珠玑巷的故事流传于明朝，却是相当肯定的。提及应莘雄州任官的几篇族谱序文，最早的写于1484年。[12]

据族谱所载，应莘有两子，宗族遂分成两宗，同样定居于逢简，应莘因而成为这两宗的纽带。传至第三代，已经是明朝初年，但要到1381年，第四代的两宗才登记为平民。

到了第五代，族谱中有大量证据，显示他们开始建立宗族，而其中的关键人物是松溪（1377—1450），他在1621年的记述中是兴建“影堂”的人。

松溪在宗族上有重要的地位。他是应莘两宗的大宗唯一的后人，因为他的兄长终年32岁，无后嗣，而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是独子。族谱记载，他似乎为了传宗接代的理想而希望把次子过继给兄长，但次子拒绝了。根据明朝初年日渐抬头的宗族理论，他应该办理他上四代先人的祭祀。他的族谱显示，他遵照了这个要求。

松溪死于1450年，那是“黄萧养之乱”后，而这次乱事是南海、顺德一带很多宗族历史的分水岭。此次乱事影响众多，其中之一就是顺德县的建立，而逢简即包括在其中。根据松溪后人于1566年所作的一篇记述，由于黄萧养所向披靡，很多村民要么弃村而逃，要么俯首称降，松溪是少数能够成功抗贼的。然而，据族谱所载，黄萧养有一份给他强迫入伙的人的名单，而经这个记述的作者仔细查察，其中包括了离家外出“打工赚钱”的人。官军知道后，兵行据称有人曾经入伙的乡村。松溪最终不是死于贼寇之手，却是死于入村算账的官兵之手。作者说松溪本可逃跑，但他相信官兵不会冤枉无辜。另一篇文章则记述他病了，一个儿媳留下来照顾他，两人一同被杀。儿媳的孝道后来在顺德的历史上获得嘉许。

松溪所建的祠堂应该称为“影堂”，也是要注意的一点。祖先之灵应安置于画像之上，还是写在他们名字的木制灵牌之中，在宋朝的礼仪专家中间引起争议，但明朝日渐抬头的正统则主张用木制灵牌。正统日渐广被，不但木制灵牌取代了画像，独立的祠堂（有别于在一排住宅中辟出一室）也按照规定的样式兴建起来，而且成了地位的象征。这种官方样式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设有“外门”，后面一个露天院子，有两幢阶台阶通往放置祖先灵位的地方。我们可以根据族谱里的记录，证明逢简刘氏相当严格地采用了正统的礼仪。到了松溪之后三代的瑛（1446—1534），祠堂用的是木制灵牌，因为他的第六子早夭无嗣，他要求把他的名字附在自己日后的灵牌之上。1621年祠堂重建的时候，旧楼没有“门楼”成了一个独特之处，故而主张新楼应加上“门楼”。有一点也是可以注意的，那就是宗族故事中不断提到祖先画像。1484年的一篇族谱序文说，早前的一部成文族谱在“黄萧养之乱”中毁坏了，祖先画像则保留了下来。瑛在他的遗嘱中提到他留给后人的画像，但那些画像显然不是祭祀的中心。

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宗族从15世纪末到16世初以祠堂为宗族组织的核心，逢简刘氏也差不多在这个时期发迹。瑛是松溪的曾孙，是宗族之中第一个获得封号的。其后，他获授乡饮之礼的冠带乡饮官之衔，但这对于提高他在地方上的声望没有多大帮助，只是在顺德建县之初，这个头衔显示了知县试图笼络地方以支持新政府。然而，其试图加上某种士大夫色彩，也是无疑的。1484年，瑛的父亲颐庵庆祝六十大寿，一位广州高官写了一篇贺词，称颂他“有子孙以承宗祀”“常坐静室，焚香煑茗，怡然自得”。作者所描绘的并非士绅的生活方式，他心目中大概记住了其时日渐流行的陈白沙思想。这位官员也写了第一篇族谱序文，其中指出是瑛而不是他的父亲，推动了族谱的编修。根据序文，这个阶段的族谱涵盖了第一至九代的先人，即至瑛的儿子一代。这篇序文最早提到开基祖应莘的进士衔，而且记述了时间，这也表示这个宗族至迟是在这个时间求取官衔的。

宗族的建立，至目前为止，似乎也是一种公共事务。族谱和祠堂突出了宗族对国家的依附关系，因为明朝的一大成就便是为乡村整合到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管治机构设定了框架。开基祖的官衔和注册证明可能是表达宗族政治联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但是，宗族又是怎样处理私人事务的呢？

第一个获赐封号的族人瑛，看来不大热衷于服务宗族以外的社群。一位高官于1537年为他写的一篇悼文中，称赞他为自己的宗族建立了祠堂，资助族外人的殓葬费并接济友人，而且帮助蒙受不白之冤的村民获释。他在1524年的遗嘱中，叮嘱子孙遇上荒年时，不要带头赈灾，因为倘若做官的决定摊派赈款，宗族可能吃不消。他的做法似乎与他弟弟珙（1468—1531）不同。珙也和他一样获赐封号。南海县进士梁廷振（1523年进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在1544年为他写的悼文中，指他每遇饥荒即献粮、捐出棺木，而且带领地方设立粮仓。而根据另一篇悼文，他死时，墟市停市哀悼。他的建树受到充分表扬：1544年的悼文由方献夫手书；方出身南海顺德的上层社会，是广东级别最高的官员之一。

瑛的曾孙在族谱里全数列了出来，在那以后则断绝了，除了其中一脉可以追溯至包括编修者在内的第十八代。1566年，松溪的后人为他立了一个新的墓碑，上面有35个后人的名字，其中一个仅称为“枋来孙”。1621年祠堂重建之时，大致的情况应该是，完整的族人名单并不具备，宗族已经扩展至人际直接接触不足以维系关系的地步，而有些支派搬出了村，开基祖应莘另一个儿子的子孙（非瑛的后人）看来已经很疏远了。在瑛的时候记录下来的三四代人，以及祠堂里可能是由瑛竖立的灵牌，便成为日后宗族关系的依据。

刘氏宗族在明初不止一次派出子弟当兵。第一次是在1384年，长房的第三子派出一个“义孙”前往广州当兵。但在成文族谱的子孙记录中，没有提到三奴这个义孙。第二次是在1394年，二房的第三子把他的孙儿太奴贴给同“图”的简姓，并派往广州当兵。族谱记载太奴生了两个儿子，一无子，一有子，但早夭；两个儿媳后来改嫁。换言之，太奴没有后人。而族谱也提到，二房从第三代开始登记为一个独立的赋税户口。

对于宗族来说，最为便利的做法，莫过于派没有后嗣的人到卫所去服兵役。兵役在明初并不是全民的义务，那些军户才要服兵役。派两个人出去，一个“民户”（实际上是一个宗族支派）派出一人，无疑是把兵役甩掉的一种做法。不过，政府看来并不满意那两个替身。松溪（第五代）得拨出160亩地作为卸脱兵役之资，又须拨出50亩地作为每个民户均要负担的十年一度的“排年”。因此，族人由此团体所获得的好处，首先是税务管理。

篇幅所限，无法详论刘氏宗族与其地权的关系。如果说，刘氏定居和崛兴的过程，影响了刘氏谱系的记录，这必然是因为，明清时期刘氏掌握士大夫文化，有意识地建立宗族（方式是编纂族谱、修建祠堂）。宗族结构早在这些事情之前已经存在于传说和礼仪之中，现在是系统化、具体化了。支派之间和支派内部的竞争，意味着情况不一定是稳定的。无论如何，权力的行使由此须考虑到已经建立起来的礼法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