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相当清楚，那些所谓与天地会有联系的组织，都有自己的头目和独立的指挥。然而，所有这些组织到了1810年或1820年，均服膺一个信念，就是相信它们源于同一个祖先，有共同的反清传统。这个信念让这些组织的成员获得一种历史使命感，并使他们视自己为一个“大我”中的“小我”，在浩**的洪流之中实践远大志向的这种信念，表现在天地会的仪式之中，但这是否影响了个别成员的行动，则是另一个问题。

仪式的显著特点、个别成员的活动，以及组织的结构，均可见诸案例中。以下四个案例尽管不完整，却是官方档案中可以找到的最佳案例：

案例一

“嘉庆五年（1800）十二月间，福建同安县陈姓人到广东海康地方看相。海康县人林添申邀陈姓至家看相，陈姓告以入会好处，遇事可互相帮助，传授暗号开口即说‘本’字，以三指取物，并将身带天地会旧表一纸，交给林添申收存。林添申因贫苦难度，起意自行纠伙结拜。于嘉庆六年（1801）六月内，与方庭相等共七人，议定每人出钱三百文，交给林添申买备酒肉，于七月初七日在村外僻静地方结拜。林添申取出表文给众人阅看，表文内有‘复明，万姓一本，合归洪宗，同掌山河，共享社稷，一朝鸠集，万古名扬’等语。”[6]

案例二

“福建漳浦人欧狼……嘉庆十九年（1814）六月间，欧狼因贫难度，稔知添弟会的手诀暗号，乃起意结会，先后纠邀谢乃贵等三十六人入会。六月十五日，在霞浦县天岐山空庙内结拜，俱拜欧狼为师，取名‘父母会’。会党结盟时拜天为父，拜地为母，父天母地，此即后世‘父母会’得名的由来。欧狼传授三八二十四洪字口号，问从哪里来哪里去？答从东边来西边去。问从哪里过？答从桥下过。以及取物吃烟，俱用三指向前等暗号。欧狼被拿获后，奉旨正法。父母会中所藏小书内有‘李朱洪’‘万和尚’等名。”[7]

案例三

案例四

“1854年，广东花县农民汤逢吉与同乡的六十人参加了拜会仪式。做“老母”（即主礼人）的是一个叫黄裔的人，而做“舅父”（即介绍人）的则叫汤亚二。后来，他加入了佛岭寺的一个造反组织，并归汤亚四指挥。他们与官军数度交战，然后组织瓦解了。后来，他到了香港，当了一个西方人的厨子。他只当了一年便返回乡下，纠集自己的组织。”[9]

在这些例子中，反清传统是显而易见的，但除了案例四之外，其他的均无煽动叛乱之嫌。无论如何，他们没有一个足以发动叛乱的持久组织。

从个人层面出发，我们只能猜测这些人参加这些仪式的原因。乍看来，自家人掌握切口和手语，可以免遭土匪劫掠。此外，成员遇到麻烦，可以得到帮助。所需的帮助各有不同。有一个案例，某个添弟会抢掠杀人，但受到一个在衙门当跑腿的成员包庇，免被起诉。另一个案例，广州府的一个三合会在收割之时，要挟破坏农作物，向地主索取地租的10%～20%作保护费。并不是每个地主都自愿参与，一位参加了四川一个组织达八个月之久的商人，声称土匪杀了他的门房，并逼他参加拜会仪式；他后来当上了土匪头目儿子的老师，并且管理组织成员的纪录。在江西省，有些会社在收割之时收规，地主有时也参与，以便缴保护费。这些例子之中，没有任何一个有煽动推翻政府的意图。案例四是个例外，发生在太平军已经扰乱了地方政治序之后，很多组织——不论是土匪还是义军——都刻意用拜会招兵买马。[10]

礼仪之所宣示的内容十分不同，但案例一至三所见的切口、暗号和拜会，不外三种意思：自命天地会的那些组织及其变种，有同一的根源；它们均锐意恢复明室；维系持久的关系。因此，一个组织的成员可以合理地预期其他组织的成员施予援手。

已经出版了的小册子，让我们对这些礼仪所宣示的东西有更多的了解。几套在拜会中使用的问答，完整地保留下来，其中一部分见于案例二。案例三的八角图形是天地会凭证——“腰凭”（系在腰间的凭证）的一部分，在古斯塔夫·舒勒格（Gustave Schlegel）和萧一山的书中有录载。八角图形里写有诗歌和怪字，而在萧一山的书中，八角图形上写上了天地会的不同分堂以及与每个分堂相关的名字。案例三中的马绍汤很可能翻印了这个腰凭。[11]

同源的故事是拜会仪式的核心，具备不同传统合流的种种特点。这个故事称天地会源于若干少林僧人，这些僧人曾帮助康熙皇帝征服了一个名为西鲁的国家。但康熙后来背信弃义，攻打少林寺，把寺院烧成平地，除了五个僧人外，统统给杀光。五个僧人逃了出来，遇上了五个反清义士，一起誓言反清复明。于是，五个僧人称为“前五祖”，其余五人则称为“后五祖”。这十个人以及他们后来纠集的人，遇上了陈近南，陈近南为他们引见明朝皇帝的后裔朱洪英。此外，陈近南帮助过郑成功在台湾抗清。这些不同的故事之间松散的联系，意味着多个叛逆传统在天地会的文献和仪式逐渐成型的过程中合流了。[12]

华德（J.S.M.Ward）和斯特林（W.G.Stirling）的著作The Hung Society，or The Society of Heaven and Earth 一书载有皮格灵（W.A.Pickering）19世纪晚期在新加坡亲睹拜会仪式的记录，起源的故事在拜会开始的时候重述了一遍。据小册子所示，在向新人的仪式提问中，多处提到起源的故事。例如，在广西发现的1811年的小册子里，有以下的问答：[13]

问：尔衫袖然何有大小？

答曰：左边穿袍，右边穿钾（甲）。

问：尔穿甲去那（哪）里？

答曰：将去与清兵交战。

问：因何事情？

答曰：因为江山之事。

问：尔胜败如何？

答曰：头三阵清兵败走，后三阵失落小主（即朱洪英），特来访主到兄家。

一直问下去，答案透露参与战斗的人数达一百零八人，其中包括小主。这些人便是攻打西鲁的少林僧人。

案例三所引的诗，也与起源的故事相关。五祖曾各散东西，后来又聚首一堂。同时，成员贴身藏有“洪英”，这一方面是指朱洪英，另一方面是指腰凭。这种关系持久不变，直至赶走满人，恢复明室为止。[14]

从上引四个案例看来，每个天地会组织均通过与一个既有组织接触而成立，但在接触过后，那个“父母”组织就不再与“子女”组织维持任何关系。不同组织的成员之间没有互通消息，也没有协调可言。这样说来，天地会甚至不是一个“网络”。“网络”这个词语往往用来指个别单位互不从属，但相互之间却又并不完全无关。这些组织的统一仅象征性地存在于传说的层面；我们甚至无法证明土匪真的放过了懂得切口或手印的人。[15]

因此，把每个天地会都认作一个“香堂”，组织上划一，包括了“香主”“大佬”“二佬”“红棍”“柜匙”“草鞋”等位置，是相当误导的。尽管舒勒格指出，划一的组织普遍见于东南亚，而且至少在一部咸丰时期（1851—1861）的回忆录中提到过，可是有关的描述也许更适用于那些经营可观生意的组织，这些组织给在东南亚的矿场和农场工作的移民和他们在乡下的族人提供保护。案例一至四显示，很多组织在中国本土都是很小的，成员不过从几个人到六十人。[16]此外，通过拜会仪式授予的成员资格只是象征性的：“入”会的新人并不随之成为特别职务组别的成员，而仪式的主礼人是传统的执持者，而非特别职务组的领袖。换言之，天地会传播的不是一个划一的组织，而是一套礼仪和传统。[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