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影响天地会传统传播的因素，存在于个别组织的结构和它们的信念。天地会容许改宗归服。至于个别成员在遇到困难之时可以得到整体的支援，这样的信念也自然地具有吸引力。另外，其秘密性质有利于组织团结。天地会的这些方面已有不少论述，但有一个方面还没有引起很大注意的，那就是书写被用作组织工具。[18]

由于核心教义书写在腰凭之上，所以书写有助于向新人传播天地会传统。凭证并非天地会的发明，而是衙门替每家每户所做的保甲登记的一个变种。由于乞丐和运输工人不在户口之内，有些官员便发给他们称为腰牌的个人登记凭证。[19]因此，历史学家看来像是“会员证”的东西，对于一个天地会成员来说可能不止于一个登记的记录。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明白重要的是会员凭证的暗号，而非腰牌的制造。

参与拜会仪式的人获分发腰牌，上书天地会的基本教义。这些教义是文件的标准部分，用诗歌和暗语来表达。腰牌有内部性质，尽管其中包含好些汉字，这些字也不是用标准的写法来写，却不难辨认。因此，腰牌可以作为天地会口语传统的定点参照，以及参与会中秘密的一个标志。

然而，很多参与拜会的新人必定是文盲。那些文字不但向他们传递讯息，也宣示权威。腰凭上的诗以及小册子的问答里所包含的许多其他的诗，并不是为了说明天地会的历史而录载的，而是为了证明不同组织有同一的根源。[20]由于大多数的参与者都是文盲，于是识字的便得以主导了仪式，并成为腰凭和小册子的翻译者。根据华德和斯特林的说法，在拜会仪式上新人无须回答那些问题：问题由主礼人（老母）提出，由引荐人（舅父）代答。[21]仪式因此有戏剧性质，某些懂得剧本的人，便替不懂的演出。新人当然不是纯粹的观众，他们既到场并且愿意接受仪式，也就参与了传统的再创造。演员和观众的共同参与，在华南地区的乡村戏剧中相当常见。[22]

文字和口语传统的结合，不限于天地会，白莲教、武术团体以及地方道教信仰，也是如此。[23]（有关“道教”一词的使用，见本书第55页注④）这些文字的使用，虽然不足以说明天地会在19世纪的传播，但却的确能说明为什么不同地方的习惯如此相似。清政府的解释是“这证明了不同的组织都是隶属于一个庞大的组织”，但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到共同文献的统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