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当代遗产

维也纳学派，似乎已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虽然我们在讨论当代哲学的早期历史时还要不断提到维也纳学派，但今天的哲学家越来越少地会把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作为自己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历史地说，这完全要“归功于”蒯因(W.V.O.Quine)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那篇颠覆性文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彻底结束了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在当代分析哲学的持久地位。从时代上看，当代科学的发展和哲学变化之间的密切因果联系，也导致了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在当代哲学家心目中成为明日黄花。正所谓“成也科学，败也科学”。

然而，201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麦克·比尼(Micheal Beaney,中文名“毕明安”)主编的《分析哲学史牛津手册》却又唤起了人们对维也纳学派的重新关注。托马斯·于贝尔(Thomas Uebel)在手册中对维也纳学派的讨论让我们重新看到了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意义，此外还有多篇文章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维也纳学派在逻辑哲学上的价值。当然，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早在十年前再版的斯塔德勒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的起源、发展和影响研究》就以翔实的资料全面回顾和总结了维也纳学派的历史。这本最初以德文出版于1997年的著作，不仅在纯粹哲学的学术圈内得到了好评，而且引起了普通公众的极大兴趣，因为作者提倡从时代的文化背景中考察维也纳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强调把这个学派的思想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当然会得到更多一般读者的理解。作者对维也纳学派历史的重新构造以及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欧洲大陆所发生的政治文化变化的描述，的确给我们重新理解维也纳学派提供了很好的背景。

但是在我看来，维也纳学派哲学的价值并非如此。经历了历史主义的洗礼和蒯因的釜底抽薪式的批判之后，我们不再喋喋不休地重复维也纳学派的一些基本主张。无论是被看作这个学派哲学核心内容的意义证实原则还是统一科学的主张，都已经遭到后来哲学和科学发展的“证伪”。而这个学派之所以在今天还值得我们重新关注，或许应当出于这样一些理由。

首先，维也纳学派继承了实证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已经成为今日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因而，重新关注维也纳学派，也就是对实证主义方法的温故知新，这会带来我们对整个现代哲学的重新评价。根据通行的理解，实证主义方法强调的是哲学应当关注实证地给予的东西，避免任何在所予经验之外的沉思冥想。这被看作一种科学的哲学，也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按照这种理解，一切不能经过实证的形而上学当然就会被排除在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维也纳学派“拒斥形而上学”的主要根据。然而，作为西方哲学中的一种传统，实证主义通常是指关于人类知识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态度：它不是去预先假设人类是如何得到知识的，也不提供关于知识的心理学或历史学的基础，而是关于人类认识活动的一套规则或评价标准。它告诉我们关于世界陈述中的哪些内容是属于知识的范围，并为我们提供可以用来区分能够与不能合理地提出问题的准则。因而，实证主义是一种规范的态度，关涉我们如何使用“知识”“科学”“认识”“信息”等术语。同样，实证主义的原则也区分了哲学和科学的争论中哪些属于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哪些又属于不可能得到解决或不值得考虑的问题。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正是这种规范态度的表现，是对这个实证主义原则的运用。

其次，维也纳学派在逻辑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早已成为当代逻辑学的重要内容，而他们对逻辑性质的理解更是造就了当代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或许，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逻辑学已经变成了可以应用于社会发展的一门专门的技术，复杂的逻辑演算已经被简单的电脑操作所取代。然而，现代科学追求的严格性、精确性和分析性等科学精神，却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以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正如图灵理论对当代计算机科学虽然不再有直接的作用，但其理论观念却始终是这门科学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动力。更重要的是，维也纳学派对语言和逻辑性质的独特理解，把整个现代哲学都变成了不断追问意义和思想构成方式的伟大事业。无论哲学家们从什么意义或角度上理解语言和意义问题，他们似乎都离不开维也纳学派最初提出的思想原则，这就是把语言和逻辑看作理解思想的唯一有效的途径，思想的可表达性和哲学的公共性正是维也纳学派最终确立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哲学的发展的重要理念。

最后，维也纳学派并非古调不弹，学派的主要成员石里克、卡尔纳普、纽拉特、费格尔、魏斯曼、塔尔斯基(A.Tarski)等人的思想在当代哲学发展中一直受到关注，所以，“回到维也纳学派”的口号并非空穴来风。随着分析哲学运动的发展，特别是语言哲学、科学哲学、逻辑哲学、心灵哲学、知识论等已经成为专门的哲学研究领域，维也纳学派成员在这些领域中所做的工作依然是得到高度关注和反复研究的对象。或许可以说，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当代遗产正体现在，我们在当今哲学研究的专门领域中会不断看到维也纳学派成员思想的踪迹。

二、卡尔纳普与蒯因：两个哲学家的友谊

卡尔纳普和蒯因是当代分析哲学发展中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家，他们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被学界广泛讨论。这不仅因为他们围绕分析与综合区分问题展开旷日持久的争论，更因为他们的个人交往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最为典型的两个事例是1932—1935年他们的大量通信和1940—1941年他们在哈佛大学面对面的讨论。如今，这两个事件的历史资料都已经公布于众了：前者是1990年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亲爱的卡尔纳普，亲爱的范：蒯因与卡尔纳普的通信及相关著作》,后者是2013年美国敞庭轩(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的《卡尔纳普、塔尔斯基和蒯因在哈佛：关于逻辑、数学和科学的对话》。

论年龄，卡尔纳普比蒯因大17岁，算是长辈了；论资历，当蒯因还在苦读自己的博士学位时，卡尔纳普已经是享誉欧洲的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了。蒯因在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卡尔纳普的情景时这样写道：“这是我头一次与老一代中的任何一个人、更不用说与一个伟大人物持续地进行学术交流的经验。这是我头一次在学术上被一位在世的老师而不是被一本无生命的书所激发这样一种的确非常重要的经验。”①当代美籍华裔哲学家、逻辑学家王浩在评价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写道：“他(指蒯因)的脱颖而出，实际上乃是寄生于卡氏工作的产物。在骨子里，这实际上是个大大的学术泡沫。”②我不是很能理解这里的“学术泡沫”的含义，但从王浩的评价中似乎可以读出，蒯因的工作不过是卡尔纳普思想的结果。

当然，在哲学上和逻辑上，蒯因并不仅仅是卡尔纳普的彻底追随者，更是卡尔纳普哲学和逻辑的批判者。王浩认为，蒯因最为著名的工作都是由否定性的论题和建议所构成的，即使在他以积极肯定的方式发展其思想的时候，强烈的批判色彩也迫使他陷入了否定性的论题，如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本体论的相对性以及不可详查性的论题等。“他确然以明晰之方式揭示了卡氏著述中的潜在张力。对才智一般的哲学家来说，这种揭示对于帮助其揭露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空头许诺的盲信，也确有助益。”①“而在另一方面，通过揭露卡氏研究规划的表象，蒯因的著作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剂热情冷却剂，或是造就了一个真空。它们并没造成任何正面的影响，其性质可比拟于很多人在支持卡式的原初研究计划时所的确持有的那股热情(尽管这些热情并未被证明为是正当的)。”②这些话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蒯因完全是卡尔纳普哲学的破坏者和掘墓人。

然而，仔细阅读卡尔纳普与蒯因的通信以及他们各自的学术自传，我们会发现事实似乎并非完全如此。首先，蒯因非常重视卡尔纳普的工作，反复强调他的思想直接受到卡尔纳普的启发。这里的重视并非一般性的了解，而是对卡尔纳普工作性质的全面深入的理解。从两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卡尔纳普几乎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介绍给了蒯因，同样，蒯因也是抱着极大的热情关注卡尔纳普的工作，并对他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有趣的是，蒯因甚至在哈佛大学做过三次关于卡尔纳普哲学和逻辑的公开演讲，这些演讲内容完全是肯定性的，并且被作为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校庆活动的一部分。卡尔纳普也因此获得了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称号。可见，蒯因对卡尔纳普的工作是给予高度评价的。

其次，无论是在通信中还是在各自的学术自传中，我们都会看到，卡尔纳普与蒯因之间讨论的问题内容非常丰富，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泛，充分体现了两位密友的真情实感。即使是在哲学问题或逻辑问题上的讨论，他们之间的对话也是诚挚的，富有建设性的。例如，在1934年圣诞节前后的通信中，蒯因对卡尔纳普的新著手稿《语言的逻辑句法》提出了一些修订意见，并对该书的英文译者提出了建议人选。卡尔纳普非常认真地回答了蒯因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对于他修订自己的最后文本将会极有帮助。蒯因还把自己即将出版的《一个逻辑斯蒂的系统》手稿送给了卡尔纳普，卡尔纳普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手稿，表示该书良好的结构、新颖的记法以及清晰的阐释都深得他的赞同。这些表明他们当时完全从事着相同的工作。①当然，当时从事相同工作的不止他们两人，还有罗素、塔尔斯基、古德曼等人。

最后，更为有趣的是，卡尔纳普与蒯因之间围绕分析性问题的争论，不仅是当代分析哲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更是表现他们两人之间密切关系的一段公案。1940年秋至1941年春，罗素在哈佛大学做詹姆斯讲座，卡尔纳普正好从芝加哥大学到哈佛做访问教授，塔尔斯基也为躲避纳粹迫害而短暂停留在哈佛。1940年冬天起，卡尔纳普、塔尔斯基和蒯因就定期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主要围绕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唯名论以及科学统一问题展开。根据蒯因回忆，为了给讨论提供一个框架，卡尔纳普建议读他的《语义学导论》的书稿，但在读该书第一页时，塔尔斯基和蒯因就在分析性问题上与卡尔纳普展开了争论。这个争论前后持续了近十年之久，但直到蒯因用于表达自己在这场争论中主要观点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正式发表，这场争论才真正公之于众。《卡尔纳普、塔尔斯基和蒯因在哈佛：关于逻辑、数学和科学的对话》一书详细记载了卡尔纳普当时留下的近80页的笔记，可以帮助我们还原那段让人牵挂的历史。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蒯因对卡尔纳普的观点以及整个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基础的颠覆是如何产生的，更可以理解蒯因与卡尔纳普之间的学术友谊是如何得到展现的。

三、作为科学—哲学家的石里克

提起石里克，我们自然会联想到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联想到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等人，联想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欧洲大陆哲学界产生过轰动效应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的确，石里克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被看作是精神领袖和思想灵魂。然而，我认为，石里克本人的治学历程和思想观点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他的身上我们更能看到一个理论科学家如何站在哲学的高度理解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和一切现有的知识。

想要知晓石里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先看一看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他在维也纳小组的主要朋友卡尔纳普这样评价他：“在小组的讨论中这种志趣相投的气氛之所以能够形成，首先应当归功于石里克的那种自始至终的善良、宽容和谦逊的品格。他对明确性的个人爱好和在物理学方面的素养使得他极富于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①同样是维也纳小组成员的魏斯曼则认为：“按照其整个的内在资质，石里克是一个具有很浓的诗意倾向和形而上学倾向的人。”②由此可见，石里克在性格禀赋上是一个谦逊和蔼的学者，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是一个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思想者。然而问题是，如此谦逊而又气盛的学者如何最后走向了一条科学—哲学的道路?对此，当代奥地利哲学家哈勒也百思不得其解。他这样写道：“石里克是学物理出身的。他进入哲学生涯的方式是很令人感到意外的。至今，人们也不太清楚他是如何从物理学转到哲学上来的。”③

的确，石里克像普通人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对容易使人产生亢奋的事情都很感兴趣，理想、青春、幸福、爱情、人生等问题都会成为年轻的石里克热衷讨论的话题，并且自认为自己对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完美的了解和掌握。他在24岁出版的《生活智慧》就属于这类的作品。该书的副标题是“幸福论尝试”,书中提出了一种伊壁鸠鲁式的美德理论，对**做了有趣的探索。更为有趣的是，到了他40多岁的时候，他还饶有兴趣地讨论过人生意义的问题，出版了《伦理学问题》,一般人在不惑之年很难还保持这种年轻人的心态，而在维也纳学派成员中他也属于罕见的关心道德问题的人。

但值得注意的是，石里克讨论人生观和道德问题的方式与普通人有所不同。在《生活智慧》中，他不是一般性地讨论人生的意义，而是为人类行动的理由提出了科学的假设。在《伦理学原理》中，他提出了以追求纯粹游戏为目的的幸福理论，这种理论的根据则是人类外在的经验行为。总体看来，石里克讨论道德问题的方式是经验论的，更是科学的。这当然要归因于他的物理学出身背景。

维也纳小组成员费格尔曾指出，石里克是继马赫、奥斯特瓦尔德、彭加勒和罗素之后“在20世纪实践了在现代科学哲学(逻辑学、方法论)意义上重新解释自然科学学科的博学的、具有独创性和独立见解的一流思想家”。①他最早理解并阐释了爱因斯坦相对论，并得到爱因斯坦的高度评价。但他的科学研究兴趣并不在对具体科学的解释，而总是试图用科学研究的方式去处理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包括人生意义和道德问题。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显然就不是自然科学的，而是哲学的。这种讨论方式的运用也正是基于石里克对哲学性质的一种基本理解：“哲学不是在各门单个学科之外或之上的一门独立的科学。毋宁说，哲学的要素存在于一切科学之中；哲学是它们的真正灵魂，而且只有借助于哲学它们才成为科学。”②听上去，这种哲学观非常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但事实上，石里克在到维也纳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这种想法，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不过是为他的思想表达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方式。

最能体现石里克科学—哲学思想的是他的代表作《普通认识论》。这本书最初出版于1918年，并于1925年再版。学界普遍认为，该书中表达的关于哲学与科学关系的思想、关于区分知识与经验的思想、关于概念与命题符号结构性质的观点以及关于真理与意义符合论的思想等，在时间上都先于石里克接受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但不幸的是，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在维也纳小组中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认同，而石里克谦逊的品格又使得他本人的思想一再遭到忽略和埋没。随着《普通认识论》英译本于1985年出版，石里克的思想才为更多的人所了解。英译者费格尔和布隆贝格在英译者绪言中清晰地概括了这本著作的主要内容，并从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揭示了石里克思想的真实情况。最后，他们说：“虽然他的许多学生和后继者在对认识论问题的逻辑分析方面达到了更高程度的精确性和适当性，但石里克对于哲学问题中的本质的东西具有超凡的意识。从他的‘奥林匹斯山峰’的观点看，如今在认识论方面出版的许多东西很可能显得是无益的辩白。”①这或许为他的思想找到了很好的历史位置，但我更希望从当代哲学的线索中找到石里克的思想定位。

我们必须看到，当代哲学已经并仍在经历着一场重大的变革，这就是哲学的工作已经被分解到各门具体科学之中，而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正在不断对哲学的地位提出比以往更为严峻的挑战。如何更好地认识哲学的性质，恰好变成了哲学家们必须思考的首要问题。应当说，石里克正是这个变革的真正先驱。他在近一个世纪之前所发出的声音，至今依然是我们的哲学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哲学寓于一切科学之中；而且，我相信，只有在各门科学这个故土中探求哲学才是通向哲学的唯一道路。”②

四、意义的证实：实证主义的乌托邦

意义证实原则是维也纳学派的主要观点之一，也是招致最多批评的一个观点。主要的批评有两点：一是认为这个原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证实的形而上学假设，二是认为这个原则会导致真正有意义问题的丧失。然而，如果仔细考察这个原则，我们会发现，事实其实并非完全如此。

首先，意义证实原则不过是维也纳学派为了证明逻辑命题的恒真性而提出的一个假设：所有符合逻辑要求的命题才是因形式为真，这正是逻辑命题的基本性质，因而这里并不存在对意义证实原则本身的证实问题。我们有据为证。卡尔纳普说过：“(有意义的)陈述分为下列几类：

第一类，有一些陈述，其真实只是由于它们的形式；……第二类是这些陈述的否定(矛盾)。它们自相矛盾，因而根据其自身的形式便是假的。关于其他陈述，其真假的判定在于记录句子。因此它们是(真的或假的)经验陈述，属于经验科学的范围。”①石里克说过：“可证实性是意义的充足而必要的条件，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是按照那些给句子中语词下定义的规则构造句子时创造出来的。”②艾耶尔说过：“可证实性原则要求一个字面上有意义的陈述，如果它不是分析的陈述，则必须是在前述的意义上，或者是直接可证实的，或者是间接可证实的。”③所有这些说法都表明，意义证实原则不过是用于证明逻辑命题因形式为真，而与其他一切经验证实活动无关。由于这个原则仅仅是为了表明有意义的命题应当为逻辑命题，因此，也就不存在对这个原则本身的证明问题，因为它本身既不是逻辑命题，也不是经验命题，因而不需要对它进行是否有意义的断定。

其次，意义证实原则中所谓的“意义”既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具有价值性质的意义，如人生意义或世界的意义等，也不是我们在语言使用中所谈到的具有蕴含意味的意义，而仅仅是命题具有形式含义的意义。维也纳小组成员克拉夫特(V.Kraft)就明确指出：“通过规定描述指号和逻辑指号的意义，并且根据形成规则把组合调整成为语句，人们就完全确定了指号组合即语句的意义。该意义就在于该组合按照指号的给定的意义和给定的形成规则所标示的东西。换句话说，意义就只是由词汇和语言的(逻辑的!)语法来确定的。”①这就清楚地表明，这里的“意义”的确是指语词和句子的构成规则，而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各种意义无关。所以，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意义证实原则批评为排除了对其他各种意义问题的探究。

虽然人们通常对意义证实原则多有误解，各种批评意见也并未完全击中要害，但这个原则本身的确存在自身的问题。其主要问题不是在于如何理解意义概念或证实的可能性概念，而在于它试图用证实的方法确立有意义命题的整个实证主义纲领。这是一种具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乌托邦。

之所以称其为“乌托邦”,是因为这个纲领完全是哲学家们的一个理想。说它是一个理想，我有两个理由。其一，实证主义所追求的是为科学知识确立恰当的地位，试图通过判定何谓知识而为科学的思想划定界限。然而，这从根本上就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其二，当代哲学的发展已经表明，实证主义的哲学传统至今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和挑战，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不断扩展哲学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在遭受各门具体科学的侵蚀和盘剥。事实上，实证主义哲学在当今哲学中(在一定程度上)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明日黄花。

追问知识的基础，这始终是实证主义哲学家们的一个理想。在不同时期的实证主义者那里，这个基础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从密尔时代的思维规律到马赫的物理实验，直到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形式。但无论以何种为基础，他们的共同特点都在于，把知识看作单一的科学认识形式，把“可以验证为真的信念”这个定义奉为知识的圭臬。这种做法显然忽略了知识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抹杀了知识形态的差异性。因而，试图以科学知识作为一切知识的唯一标准并以此为科学的思想划界，这显然(至少部分)不符合知识内容和形态存在的实际情况。退一步说，量子力学和神经科学已经证明，科学知识也并非如人们以往认为的那样可以得到清楚的证实。

在当代哲学中，实证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这些质疑和挑战不仅来自欧洲大陆现象学的哲学传统，而且来自实证主义哲学自身阵营。蒯因对经验主义两个教条的批判，表面上是对经验主义哲学的批判，但实际上针对的就是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哲学。在蒯因看来，分析与综合的严格区分就是为了确保分析性命题的真理性，而这恰好是维也纳学派实证主义哲学的核心所在。有趣的是，石里克在后期论述中曾多次表示，对于维也纳学派的思想他更愿意使用“逻辑经验主义”这个名称，而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这或许表明“实证主义”在他心目中不能完全代表维也纳学派的思想。

当然，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传统在当今的西方哲学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仍然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哲学家们不会因为科学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复杂多变而放弃对思想表达形式的考察，也不会由于貌似深刻、晦涩且华丽的辞藻而停止对其真实意义的追问。哲学家们的工作，正是在这种考察和追问中，为我们所获得的关于世界的理解，提供一种更加清晰的解释方式，而这也正是实证主义所能提供的方式。

五、知识之锚与纽拉特之船

数月前，好友黄敏教授送来他的新作《知识之锚：从语境原则到语境主义知识论》,嘱我一评。知识论属于当代分析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哲学家们对知识的讨论本身就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重要内容。黄敏教授试图通过对语境原则的重新构造，推出语境主义知识论的先验论证，由此说明一切知识论的前提都以心灵与实在之间的关系图景为基础，这也确定了知识论讨论必定关乎理性，而理性又内嵌于实践，因此，知识论只能以基于实践的语境主义为其思想之锚。我对书中的许多观点并无异议，唯一感到不安的是作者对纽拉特之船的解释。

“纽拉特之船”是维也纳小组成员纽拉特提出的一个比喻。他把我们的知识整体比作一只大船，我们必须像水手一样在大海上翻修这只船，而无须在干船坞上拆卸并用最好的部件修复它。纽拉特由此表明，一切知识都是以历史为条件的，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可以接受足够多的知识陈述，我们就可以坚持这样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任何片段都可以得到替换，以便保持整个知识体系的运行。根据这种说法，不存在任何可以被看作知识基础的东西。蒯因对此极为赞赏。他在《同一性、实指和实在化》一文中指出：“诺伊拉特(即纽拉特——笔者注)把哲学家的任务恰当地比作水手的任务：他必须在海上翻修自己的船只。”他由此得到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改进我们的概念系统、我们的哲学，同时又继续依赖它，作为支柱；但我们不可能使自己与它分开，把它与一个未经概念化的实在进行客观比较。”①蒯因借助于“纽拉特之船”是要说明，确立概念系统的实用标准是语言、科学和哲学的最高任务。

但在理解“纽拉特之船”的比喻时，我们似乎容易犯这样一个错误：我们误以为这个比喻是要说明知识论讨论不需要任何哲学的基础，因此才会得出反基础主义的错误结论。然而，事实上，纽拉特的比喻并非针对知识论上的基础主义，而是要反对以斯宾格勒(O.A.G.Spengler)为代表的一种关于世界观的看法。斯宾格勒在他著名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出一种普遍的世界观，认为正是这种世界观的丧失使得西方世界面临没落的危险。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斯宾格勒试图用这样的世界观解释人类历史的演变。有趣的是，这种世界观据称对当代西方两位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在提到斯宾格勒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综观”的理解，这也被看作他解释“哲学语法”概念的重要方式。他在《哲学研究》中写道：“综观式的表现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标示着我们的表现形式，标示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这是一种‘世界观’吗?)”(PI,§122)

而纽拉特却在他的《反斯宾格勒》一文中提出这个船只比喻，他是要借此说明，并不存在这样的世界观，一切基于完美观点的行动都不过是伸向襁褓的黑手，而试图包罗万象的世界观也就是试图预期那些不可预测的结果。最终，我们的一切思考都基于这种不完满性，但我们又必须带着这种不确定性前行。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意识到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纽拉特用了船只比喻，说明人类的命运(包括人类知识本身)如同在不确定的大海上航行的船只，我们无法靠岸(得到确定性),所以只能在海上修补自己的船只(比如，以新的知识替换旧的知识)。①显然，“纽拉特之船”的比喻并非针对卡尔纳普的基础主义。

而且，蒯因在借用“纽拉特之船”的比喻时也不是为了反对基础主义，而是反对把我们的概念与概念之外的非概念的实在之间的关系作为评价概念系统基本变化的唯一标准。他明确地说：“我认为，要问一种概念系统作为实在的镜子的绝对正确性，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评价概念系统的基本变化的标准必须是一个实用的标准，而不是与实在相符合的实在论标准。”①蒯因认为，作为抽象物的概念与我们用语词去实指的具体对象具有截然不同的本体论地位。我们无法把概念看作是对非概念的实在的客观反映，否则我们就必须首先具备已然被强加于实在的某种概念了。这必然导致论证上的恶性循环。同时，我们又不会接受一种宿命论的结论，即认为我们生来就受制于我们成长于其中的概念系统。如此这样，我们就只能接受一种改良的策略，我们能够一点点地、一条条地改变这个系统，但又无法完全脱离这个系统而求助于之外的某个东西。这正是“纽拉特之船”的寓意所在。

然而，我们通常却错误地把这个比喻理解成纽拉特以及蒯因对基础主义知识论的批评，由此得出了类似反基础主义知识论的结论。当然，如果我们追问知识的基础问题，或许有两种可能的路径：一种是以否定的方式取消知识基础问题，试图用实用主义取而代之；另一种是给出不同于传统知识论的替换方案，或如黄敏教授所提出的语境主义知识论，或如以盖提尔为代表的怀疑主义知识论。前一种路径显然正是蒯因所采用的，但更多的哲学家选择了第二种路径，虽然他们给出了各种不同的替换方案。在这些方案中，先验论证似乎被看作一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怀疑主义的有效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对知识的辩护首先是一种语义学意义的先验阐明，即通过对知识命题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结构作用来对知识命题的有效性给出辩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从康德到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发展线索，也就是为知识论的构成方式寻找一条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