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皮尔士与分析哲学的起源

在中国，“皮尔士”(C.S.Peirce)之名是伴随着詹姆斯(W.James)和杜威而为人所知的，他们都被看作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但皮尔士的真正贡献却鲜为人知。2014年7月16—19日，皮尔士学会和皮尔士基金会在美国举行了纪念皮尔士去世一百周年的国际大会，主题为“探索21世纪的哲学”。来自世界各地的两百多名学者，全方位、多角度地讨论了皮尔士对当代科学、语言学、符号学、逻辑学、哲学、宗教以及社会的重要贡献，充分肯定了皮尔士哲学作为当代哲学先驱的地位，由此引发了我对皮尔士与分析哲学关系的思考。

在大会前夕出版的《皮尔士：五个问题》一书汇集了世界范围内的35位皮尔士研究专家对皮尔士思想的基本评价。苏珊·哈克(SusanHaack)明确指出：“我们应当把皮尔士的工作看作宝贵的思想资源，是先于我们这个时代以及他自己时代的思想宝库。”“关于皮尔士的哲学遗产，我只想说，他在许多领域的贡献多不胜数，任何一个哲学领域，如逻辑和语言哲学、形而上学和探究理论、科学哲学、宗教哲学、宇宙论、心灵哲学、甚至伦理学和美学，无一不从他那里得到思想资源。”①辛迪卡(J.Hintikka)则明确地把皮尔士看作现代逻辑的真正创始人。他认为，皮尔士在当时真正掌握了数学家们的工作逻辑，他没有像弗雷格那样对数学进行形式化，而是用图示方法轻松地将其扩展为填补空缺的工作。雷谢尔(N.Rescher)把皮尔士的哲学描绘为处于除旧开新的交叉路口：皮尔士与怀特海(A.N.Whitehead)共同告别了在多方面受到科学影响的思想体系，这些在康德和黑格尔时代是典型的体系哲学；而在新的方面，皮尔士的工作则代表了一种转向，即寻求重塑莱布尼茨的策略，用实践去证明理论，追问探究和思辨中的成功实践，不仅把这些看作理论的指导，更是看作对其恰当性的仲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里的主导观念是，把实验室的实践、可行的途径以及公共论坛看作思辨性研究的必要指南。其实，这里体现的正是西方近代科学形成以后出现的实证主义精神，也就是皮尔士提倡的“实用主义准则”。

但在我看来，皮尔士对当代哲学的最大贡献，恐怕还是他的指号学(semiotic)和逻辑学。皮尔士的指号学被公认是他思想中的最大成就，他因此也被看作指号学的创始人，而他的指号学也被解释为他的广义逻辑学。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思想被真正认识之前，人们对指号学的了解更多却是来自索绪尔和莫里斯(C.W.Morris),前者在语言学上的突出贡献使得他的符号学(Semiology)思想也变成了一种原创，而后者对皮尔士三元符号理论的继承却反倒使其成为指号学的领军人物。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才发现皮尔士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提出并论证了指号学的科学地位。关于这个方面的论述，林斯卡(James Jakob Lisz-ka)在他的《皮尔士指号学通论》(1996)中已经给出了详尽的说明。但更为重要的是，皮尔士的指号学同索绪尔和莫里斯的思想有着重要区别。索绪尔符号学强调符号在社会中的作用，从而把符号学理解为一种社会心理学，而语言学在他那里则变成了普通符号学的一个部分，其任务是要使得语言成为具有大量符号数据的专门系统。对皮尔士来说，符号学与心理学无关，而与人类使用符号的能力有关，他由此把人等同于思想，又把思想等同于一系列符号。他明确地说：“人所使用的词或指号就是人本身。……我的语言就是我自身的全部总和，因为人就是思想。”①以往人们把皮尔士的指号学理解为科学主义，而索绪尔的思想则被看作属于人本主义。但事实上，皮尔士的指号学完全从新的角度理解符号，把人看作符号本身，这才是真正的人本主义。英国哲学家霍克威(Christopher Hookway)指出：“在皮尔士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在弗雷格、罗素或维特根斯坦著作中的那些主题的并行发展。”①由此我们发现了皮尔士思想与早期分析哲学之间的思想联系。

当然，皮尔士与分析哲学的这种渊源关系更主要体现在他的逻辑学中。皮尔士被公认为现代逻辑学的创立者之一，但他提出的逻辑学思想几乎是完全独立于欧洲大陆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们的工作的。他早在1870年就从布尔(G.Boole)的逻辑演算中得到了关系逻辑的概念，比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思想早了近十年的时间(这也难怪，皮尔士本来就比弗雷格大九岁嘛!)。他在19世纪80年代对逻辑代数的大量讨论奠定了现代数理逻辑的重要基础。皮亚诺(G.Peano)在《算术原则》中就明确地把自己的工作看作基于皮尔士、布尔等人的成就，罗素的逻辑记法也受到了皮尔士、皮亚诺和施罗德(E.Schr?der)等人的很大影响，施罗德则对皮尔士的关系逻辑做出了很大的推进，斯克伦(Thoralf Skolem)在1928年的《论数理逻辑》一书中把这门学科的历史描绘为从莱布尼茨到弗雷格的过程，其中皮尔士紧随布尔之后。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皮尔士在现代逻辑的形成过程中的确发挥了奠基人的作用，而现代逻辑正是现代分析哲学得以产生的主要根据。不仅如此，皮尔士的逻辑学思想还表现出与弗雷格、罗素以及维特根斯坦等人不同的路向。约旦(P.E.B.Jourdain)早在1914年《逻辑代数》一书的前言中就明确指出了这种不同：“我们可以简短但相当精确地把过去60年中符号逻辑理论的双线发展概括如下：符号逻辑的理性演算方面由布尔、德摩根(Augustus de Morgan)、耶芳斯(W.S.Jevons)、文恩(J.Venn)、皮尔士、施罗德、莱德-富兰克林夫人(C.Ladd-Franklin)以及其他人所共同发展，而普遍语言系统方面则由弗雷格、皮亚诺和罗素等人所共同发展。”①这不仅概括了现代逻辑诞生之时的两条路线，而且指出了现代逻辑的未来发展方向。尽管弗雷格的工作被普遍认为包含了现代逻辑的一切要点，但后来的发展表明，现代逻辑在符号演算方面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就，而自然语言的形式化工作也是建立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皮尔士的逻辑学工作对分析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就有了根本性的作用。

二、再论皮尔士与分析哲学之关系

上文我们讨论了皮尔士在分析哲学起源中的作用，主要还是从他的逻辑学和符号学方面谈的。这里我们要着重谈谈他的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关系问题。以往认为，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分属于不同的但有所交叉的思想流派，典型的例子是石里克对实用主义者刘易斯(D.Lewis)的批评。刘易斯认为维也纳学派的证实原则与实用主义思想别无二致，石里克则明确指出了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对逻辑地位的不同认识。但他同时指出：“刘易斯教授心目中的实用主义观点与维也纳学派的经验主义观点之间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分歧。如果在某些专门问题上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我们可以期望通过细致的考察来消除这种差异。”②这表明，从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这在皮尔士的思想中就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也是穆尼茨(M.K.Munitz)把皮尔士放到他的《当代分析哲学》一书首篇的重要原因。

1868年皮尔士发表论文《四种无能的某些后果》,对近代哲学中的认识论给予了最为严厉的批评，提出以探究取代认识、以生存取代对应、以触觉隐喻取代视觉隐喻、以探索取代反映的思想方向，由此开始了蒯因所说的经验主义的第五个阶段，即自然主义阶段。这是以科学方法为主导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强调以客观实在为前提，以客观效果为标准的确立信念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特征在于怀疑和纠错，最终以科学信念的确立为目的。虽然皮尔士提倡的科学方法被后人批评为不甚清楚，但他由此提出的以信念取代知识的做法却正是分析哲学家们奋斗的目标。

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之间最具有思想联系的是意义理论。维也纳学派哲学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确立意义问题，石里克说：“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①这在皮尔士那里也完全适用，他就明确地把运用科学方法的目的确定为对观念或语词意义的澄清。他在《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一文提出的“实用主义准则”就是对意义的说明：“考虑一下我们认为我们概念的对象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效果，这些效果具有一些可以想象的实际意义。这样一来，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对象的概念的全部。”①用概念的效果作为概念的意义，这也正是维也纳学派用证实作为意义原则的初衷，虽然他们更强调这种证实的最后根据在于逻辑上的可证实性。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准则就是一种意义理论。

当然，如果要深究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关系，我们就必须从实证主义的传统中寻找根据。怀特(M.White)曾在《分析的时代》中把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准则归结为三要素：假设主义、动作主义、实验主义。②这三要素的核心就是一种科学实证主义的方式，皮尔士自己将其称为“恰当的实证主义”(Prope-positivism)。这种实证主义的特点在于强调方法，即把实用主义的一切观点都理解为根据逻辑要求而形成的对实验对象的验证方法。③他说：“实用主义并不试图说出所有指号的意义在于什么,而只是规定一种决定知性概念即推理所赖以运用之概念的意义的方法。”因为“一种重大的方法将会修正自身，同时也修正各种学说。学说是结晶体，而方法则是酵母”。④国内学者张留华指出，正是这种对方法的强调，使得皮尔士的思想与詹姆斯、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区别开来，而与维也纳学派以及主流的分析哲学家的思想形成了呼应。⑤应当说，这完全符合实证主义的思想传统，由此可以看出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哲学之间的思想脉络。

其实，关于皮尔士与分析哲学之间的这种思想联系，西方哲学家们已经给出了很多论述。罗蒂早在1961年就指出：“皮尔士预见并提前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所代表的那些经验主义发展阶段，他取而代之的一组远见卓识和哲学气质更像是我们在《哲学研究》及受后期维特根斯坦影响的哲学著作中所见到的。”①德国哲学家阿佩尔(Karl-Otto Apel)则在《查尔斯·皮尔士：从实用主义到实效主义》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观点回看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我们在其中主要看到的是面向未来的一种‘科学逻辑’纲要。毋庸置疑，在分析哲学期间借助于数理逻辑所发展的科学逻辑，在技术细节上比皮尔士走得更远。但是，在我看来可以肯定的是，现代科学逻辑工作由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计划所继承的基本二维(语法-语义)方法，从根本上要逊色于皮尔士的三维指号学方法。”②乔姆斯基则更为直接地说：“就我们正在讨论的‘语言哲学’问题来讲，我感到自己与之最靠近的、几乎是在解释他的一位哲学家是皮尔士。”③

不过，对皮尔士的思想与分析哲学之间的区别，当代哲学家还是有清楚的认识，但他们看到的更多是皮尔士不同于分析哲学家的独特性和超越性。例如，美国学者摩尔(M.E.Moore)就指出：“皮尔士的哲学教育和气质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分析哲学的那些奠基者。像弗雷格一样，他既尊敬康德又对其有所抱怨；但是皮尔士对于康德的认识以及有关哲学史的知识更为全面，对于康德的斗争以一种比在弗雷格那里更为根本的方式塑造了皮尔士哲学。像罗素等早期实证主义者一样，皮尔士自觉接受英国经验论的影响，但他同时比实证主义者们更为敏锐地意识到经验主义传统哲学的僵局所在。或许皮尔士与主流分析哲学之间最显著的差别，是他对经院哲学实在论的创造性利用以及对黑格尔的那种非常有限和慎重但却很真实的尊敬。”①不仅如此，皮尔士思想的原创性如今得到越来越多哲学家的重视。首先，八卷本的《皮尔士文集》出版后，新的手稿整理计划已经在进行中，计划为30卷本的《皮尔士作品集：以编年为序》目前已出版11卷，而要全部整理出版的手稿，据估计为104卷。其次，大量相关研究著作陆续出版，哲学家们对皮尔士思想的原创性给予了极高评价。例如，费奇(M.H.Fisch)就明确表示：“美国迄今所产生的最具原创性、最多才多艺的思想家是谁?答案‘皮尔士’是不容争议

的，因为任何第二个人都会远远逊色于他而不足以提名。”②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利高津(I.Prigogine)说：“皮尔士的工作似乎是朝着理解物理法则中所包含的多元性所迈出的领先一步。”③著名皮尔士研究专家豪塞尔(Nathan Houser)甚至说：“皮尔士是他所在时代最博闻强记的一位逻辑学家，不仅在理论和技术方面，而且包括在历史方面；有史以来几乎没有逻辑学家超越过他。”①霍克威则说：“皮尔士看起来是最具有现代性或当代性的哲学家之一。虽然他的许多观点存有争议或难以置信，不过，只要一读他的作品，我们就可能觉得他的许多问题与今天哲学所关切的议题紧密相关。”②这些评价充分说明皮尔士在当代哲学发展中的独特地位，也彰显了他与分析哲学之间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

三、西方哲学史：批评的还是分析的

20世纪60年代，英国学者奥康诺(D.J.O'Connor)主编并出版了《批评的西方哲学史》,一时成为西方哲学界共同讨论的话题之一。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将西方哲学史理解为一部完整的历史描述，而对这个历史素材的选择又依据何种标准。主编在书中明确表示，他们力图“以更多的篇幅进行哲学批评；并对思想发展重要阶段比对这段的历史予以更详细的处理”。③尽管如此，由于该书是由多名作者共同完成的，因而难免众口难调、标准多元，其结果就是无法看到全书的统一原则。此外，由于该书出版于半个多世纪之前，因而西方哲学的后来发展无法得到阐述说明。但我更关心的是，对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是否可以如此处理?

在西方语境中，“批评”并不意味着批判或驳斥，而是质疑性考察，主要目的是更好地说明所要批评的观点，便于人们更为清楚地理解这些观点的真实意义。但这种批评往往是就事论事或一事一议的，并不直接涉及对某个观点所隐含的一般原则或前提的批评。例如，在奥康诺本人所写的《亚里士多德》一章中，他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科学思想、实体与原因、身体与心灵、上帝以及道德哲学都分别做了论述，但却难以看到这些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如人们无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与逻辑学之间、科学思想与道德哲学之间等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我们从这种批评的哲学史中看到的不过是各种罗列出来的不同观点，但很难从这些观点中得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更无法从不同哲学家的思想中得到相同的或近似的思想倾向或基本立场等。如今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哲学史论述，无论是哲学史家们对哲学历史尽量客观的描述，还是哲学家们根据自己的哲学立场和观点对哲学史的重新梳理，它们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特征，即没有核心的灵魂去引导我们对哲学史的理解，无法看到作者对哲学历史的独到理解。或许，在这方面，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是一个真正的例外。但由于黑格尔过分地把哲学史理解为绝对精神的自然发展过程，因此难以让我们客观地了解真实的哲学史。这就需要我们以另一种方式重写哲学史。

其实，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哲学史应当属于思想史的一部分。思想史是对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种思想内容的历史性描述，但这样的描述一定是有所选择的，即针对不同的研究领域而选择对相应领域的思想内容进行描述。例如，政治思想史就是在政治领域中对历史上所提出的各种思想内容的描述，而法律思想史则是对法学领域中的各种思想内容的历史描述。这表明，思想史的内容描述是有具体对象的，一种思想史研究总是以具体的对象研究为前提。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史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历史上的各种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描述，因而，哲学史应当属于思想史范畴。但与其他思想史不同，哲学史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过程描述，甚至不是简单的对不同哲学思想的历史描述，而是站在超越历史的高度对历史的重新审视，是以哲学的方式对自身历史过程的重新解释。这就为我们在不同历史时代重写哲学史提供了可能。正是基于对哲学史的这种理解，我们可以重新考虑以新的方式重写哲学史。

以新的方式重写哲学史，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抛弃以往的哲学史研究，相反，这需要我们对以往的所有研究采用分析的态度。在我看来，“分析的态度”可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原有的哲学史研究成果加以分解辨析，从中找出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哲学家思想的材料和观点；另一方面，是要以分析的视角去重新整理西方哲学史上的具体思想素材，按分析的思路重新构建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对哲学的历史同样适用。无论这个论断是否另有深意，但每个时代的哲学史的确都是这个时代的哲学家们所描绘和解释的哲学史，所以我们才会有对历史的重新理解。对许多哲学家来说，两千五百多年的哲学发展史就是各种哲学观点相互冲突厮杀的历史，整个西方哲学充满了相互否定，后代哲学家总是以前代哲学的掘墓人身份出现，使得哲学研究变成了后来者不断否定前人思想的残酷战场。面对哲学史上的前后相继中的否定现象，哲学家们总是给出各种不同的解释，试图说明不同哲学理论观点之间冲突的根源在于对相同问题的不同回答。然而，我们从各种版本的哲学史中却很难看出，依据这种哲学史观如何能够得到对哲学历史的一致说明。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变换一个角度，重新思考如何对西方哲学史给出一个合理的描述，而在第二种意义上的分析态度则是我们可以采取的有效方法。

以分析的方法处理哲学史，首先就需要把哲学的历史发展作为一个整体，以整体论的方式讨论西方哲学各种思想观念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并非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是在思想表达方式和观点论证方法上的一致性。其次要能抓住哲学家思想观点的真正重要环节，即思想表达中隐含的推理内容。几乎每个哲学家都是因为自己观点的推理能否成立而决定了这些观点是否能够在后来的哲学讨论中依然占据一席之地。典型的例子就是摩尔对唯心论的反驳论证。我们知道，摩尔的论证由于在逻辑上没有力量而遭到维特根斯坦的批评。当然，我们还需要更为强有力的分析技术，可以清楚地向我们显示出每个哲学观点的真实意图。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哲学家们提出各种哲学观点的真实原因，由此深入到哲学家们的内在心灵。因而，在目前的哲学史研究中，分析的方法应当是一种理解哲学发展的最为有效的方法。

四、语言与心灵：伯仲难辨

众所周知，当代分析哲学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一次重要转向，这就是从语言哲学转向了心灵哲学。从此，语言哲学逐渐失去了以往在分析哲学和整个英美哲学中占据的主导地位，心灵哲学似乎一夜之间成为哲学家们热烈讨论的话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伯吉(T.Burge)教授把这种转向的原因解释为：“在说明传统哲学问题方面，语言哲学似乎已经实现了它的承诺。”他认为：“语言哲学的一些讨论，特别是关于意义理论的讨论和关于语义学该研究什么和不该研究什么的讨论，看来已陷入了僵局。几十年来，语言哲学领域就没有产生什么重要的、巨大的、新颖的哲学观念。”①然而，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勒坡(Ernest Lepore)教授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勒坡是国际著名的语言哲学家，目前担任罗格斯大学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他指出，虽然哲学家们的研究兴趣发生了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哲学走向了末路，相反，正是对语言的更为深入的研究直接导致了哲学家们对心灵问题的重新关注。的确，伯吉教授也承认，语言哲学转向心灵哲学的内在原因在于哲学家们对意义与命题态度(比如信念和意图)之间关系的重新反思；也由于语言哲学研究中面临的一些持久难题，例如，新的指称理论如何解释弗雷格关于晨星和暮星的困惑、如何解释指示词的认知价值、有关命题态度的句子的真值条件和逻辑形式问题、关于从物的信念(de rebelief)问题等等。但在他看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逐渐转化为一些更为专门的研究领域，如语义学和逻辑学等，这就使得语言哲学研究缺乏真正的哲学动力。随着心理学中计算机模型的兴起和心理学哲学的重新发现，心灵哲学研究似乎找到了更为坚实的科学根据。

然而，这种争论似乎并未结束。虽然心灵哲学研究目前在西方英美哲学中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各种物理主义和反物理主义理论层出不穷，但哲学家们在语言哲学领域中的研究也一刻没有停止。据国际著名英文网站“哲学论文”(PhilPapers)统计，截至2014年9月14日，该网站收录的仅“语言哲学”专题论文就有1147篇，“语言学哲学”专题论文2245篇，而关于“意义”“语言”“语用学”“分析性”“命题”“语义现象”“指称”“弗雷格和罗素的意义理论”“专门表达式”“句法""真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等问题的专门论文则多达18000多篇，语言哲学领域中的专著则收录了999部。而在该网站上的讨论专题也多达207个，共有4000多人参与了各专题的讨论。《牛津语言哲学手册》《语言哲学指南》《布莱克威尔语言哲学指南》以及莱肯(William Lycan)的《当代语言哲学导论》等著作成为当今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依据和资料来源，也是当代哲学家了解语言哲学研究进展的主要参考文献。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语言哲学研究虽然不再像以往那样占据当代英美哲学的主导地位，但哲学家们在这个领域中的工作仍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更为重要的是，语言哲学家们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不仅在语言哲学中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在心灵哲学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很好效果。最近，我看到蒉益民博士的新著《从语言到心灵：一种生活整体主义的研究》,对当今语言哲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运用到心灵哲学领域中的情况做了较为有趣的分析，值得一读。尤其是其中提到，查默斯(David Chalmers)提出的“二维语义学”对关于意识的物理主义理论所做的批判，引起了心灵哲学领域中的激烈辩论。“二维语义学”虽然是语言哲学研究领域中的最新成果，但由于其中直接涉及人类认知活动的特征，所以心灵哲学家们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说，一个表达式的外延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依赖于世界的可能状态：一种是认知依赖，这是指表达式的外延依赖于现实世界的呈现方式；另一种是虚拟依赖，这是指表达式的外延还依赖于世界的反事实状态。与此对应，一个表达式就具有两种不同的内涵，而这就被看作一个表达式意义的两个不同维度。然而，由于这种由外延确定内涵的方式直接涉及两种内涵的认知性质，由此又使得对意义的确定回到了从内涵到外延的过程，即我们对一个表达式的外延的确定最终是通过我们使用这个表达式的内涵完成的。这些内涵就是查默斯所谓的“认知内涵”和“虚拟内涵”。“二维语义学”的这种内涵决定论招致了心灵哲学家们的很多批评，认为这无异于把个人内在的心理活动作为确立表达式意义的标准。但查默斯则明确表示，所有这些批评都基于对他理论观点的误解或不完全理解。他的工作试图寻求的是在不同个人心理活动之外的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识活动，这种活动并不独立地存在于某个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所有意识到表达式意义的人的头脑之中。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地解释意识活动是如何可以不依赖于某个人的头脑的这一现象。

这听上去的确有些天方夜谭，但却是从我们的逻辑上可以得到证明的理论。问题只是在于，我们如何把这种理论用于说明我们在头脑中实际发生的意识活动。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语言哲学家与心灵哲学家在问题讨论视角上的分歧。当心灵哲学家们正在努力为我们的意识现象(特别是“感受质”)寻找坚实的科学依据的时候，语言哲学家们却不断地在提醒他们，对心灵活动的所有解释都应遵从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解释的目的是让作为人类整体的我们看到心灵活动对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实际作用。其实，无论是物理主义还是反物理主义，哲学家们都面对这样一个难题：思维中的可想象性与我们对世界的可解释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而在这个哲学难题面前，语言哲学家和心灵哲学家的回答的确伯仲难分。

五、分析哲学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著名的美国哲学网站“莱特报告”(Leiter Report)最近发起了一个网上投票“如何看待分析哲学史”,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根据2018年8月的投票结果，多数人对分析哲学史抱有友善态度：17%的人认为分析哲学史是“核心的、基础性的”,28%的人认为是“主要的研究领域”,27%的人认为“与其他当代哲学兴趣整合在一起时是有用的”,20%的人认为是次要的研究领域，只有8%的人认为是浪费时间。这个结果表明，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分析哲学史是重要的。这个结果的确出乎我的意料。通常认为，与西方哲学史相比，分析哲学史应当属于专门的研究领域，真正关注的人会比较少。由于这是一个专业哲学网站组织的投票，因而参与者大多应当具有一定的哲学专业背景。这也使得这个投票结果具有了某种专业意味。

其实，早在十年前，我就曾在一个国内重要哲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走进历史的分析哲学”的口号。这里的“走进历史”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分析哲学家们开始关注自己的历史发展，把对分析哲学史的研究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是分析哲学家们试图从哲学史上寻找分析哲学的思想源头，努力把分析哲学理解为西方哲学发展的现代延续而不是与西方哲学的断裂。当然，这个判断首先来自分析哲学家们近几十年的工作。早在1990年，美国学者希尔顿(P.Hylton)出版了有影响的著作《罗素、唯心论与分析哲学的萌芽》,开启了哲学家们研究分析哲学史的先河。从此，对分析哲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就逐渐变成了分析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如贝尔(D.Bell)等人编著的《分析的传统》《科学与主体性：维也纳学派与20世纪哲学》等著作成为分析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同时，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给予了更大关注，20世纪90年代后大量相关研究著作纷纷出版，在西方哲学界的确产生了不小影响，例如科法的《从康德到卡尔纳普再到维也纳的语义学传统》、克拉克的《哲学的第二次革命》(1997)等。有关这些研究情况，我在2014年发表的《当代西方分析哲学史研究现状分析》一文中做了详细论述。①

2013年由英国学者比尼主编的《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出版，成为分析哲学史研究的重要事件。由40位当今西方最为活跃的分析哲学家共同完成的这部手册，堪称分析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权威，作者既有伯吉、林斯基(B.Linsky)、戴蒙德(C.Diamond)、哈克(P.M.Haoker)、希尔顿等这样重量级人物，也有格洛克(Hans-Johann Glock)、佛罗伊德(J.Floyd)、特拉维斯(C.Travis)等学术中坚，更有考里瓦(A.Coliva)、克劳福德(S.Crawford)、于博尔(T.Clebel)等青年才俊。主编在序言中明确断言：“该书的出版最为清晰地标志着，分析哲学史现在已经被看作名副其实的哲学分支。”同时，他还明确指出：“这不是一部由众人共撰的分析哲学历史，而是一部真正的手册，代表着多年来在这个领域中取得的所有成就，发表了各种不同观点，提出了新的视角和研讨思路，所有这些都是热情满满、信息丰富、在分析哲学史上志同道合。”①的确，洋洋千余页的手册涉及内容广泛，作者论述精到。全书不仅对分析哲学的性质和历史发展做了全面概括，而且对分析哲学史中讨论过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给予了充分关注，其中涉及的主要人物包括波尔查诺(B.P.J.N.Bolzano)、弗雷格、罗素、G.E.摩尔、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成员、牛津学派成员、蒯因、克里普克(S.A.Kripke)、普特南(H.W.Putnam)、麦克道尔(J.McDowell)等，涉及的重要问题主要包括函项、命名、逻辑完善的语言、语言转向、感知与感觉材料、怀疑论与知识、严格的经验、模态、推理主义与规范性、实用主义、现象学等。所有这些都向我们呈现出一幅较为完整的分析哲学发展的历史画卷，自然就成为我们全面了解这个历史过程的首选资料。

如今，分析哲学史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兴的哲学分支，我想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分析哲学家们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公认的重要成果。且不说国际上每年出版的大量关于分析哲学史的研究著作和发表的论文，仅比尼主编的“分析哲学史丛书”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出版了20多部，这足以表明分析哲学的历史已经成为哲学家们专门研究的领域。正如比尼在丛书总序中所说，广义的分析哲学史应当涵盖从19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的历史，这开始于弗雷格、罗素、G.E.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并最后推进到当下的哲学研究。显然，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史的研究，目的并非历史本身，而是要从历史研究中寻找当下哲学问题的根源，由此理解分析的传统如何影响到当今哲学的发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哲学如何根植于新康德主义和英国唯心论传统，以及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纠缠不清的历史渊源这两个问题。

当然，分析哲学成为一门新兴的哲学分支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对分析哲学自身传统的定位问题。如果说“哲学”这个概念是无法定义的，那么,在许多分析哲学家看来，“分析哲学”这个概念也是无法定义的，因为分析应当是哲学的本质，而不是哲学的具体特征。当越来越多的哲学家使用分析的方法处理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从未想到把自己列入分析哲学家的行列。有趣的是，的确很少有哲学家自称为“分析哲学家”,正如几乎没有人自称为“欧洲大陆哲学家”一样。由于这样一种特性，哲学家们就需要从历史的视角去寻找自己哲学的根源，由此确定自己所讨论的哲学的位置。“分析哲学史”这门哲学分支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哲学家们对自身历史关注的要求，而历史的不确定性和问题的开放性使得分析哲学史研究具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