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克里普克（Saul Aaron Kripke，1940—），美国逻辑学家、哲学家。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等，1977年任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后升任麦科什讲座哲学教授。他是模态逻辑语义学的创始人和因果—历史指称论的首倡者之一。著有《命名与必然性》（1972）等。其解释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维特根斯坦论规则与私有语言》（1982）也在学界负有盛名。

本书选编的“命名与必然性”一文，所讨论的问题来自于弗雷格时代传下的一个经典难题，即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之类的同一性陈述。这类陈述就其逻辑形式而言不是重言式，但却貌似具有某种类似于重言式的恒真性。对此，弗雷格的解释是，表达式“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乃是同一个对象所具有的不同含义，因此，通过和同一个对象的联系，这两个含义表达式就能够建立起一种间接性的同一关系。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则给出了对于同一问题的另一种解答。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主语，而需要被分析为一个不满足的命题函项，如“……是亚历山大大帝老师的人”。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是亚历山大大帝老师的人，就是亚里士多德。这样一来，原来的那句话的主语和谓述之间的表述差别就被取消了，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关系自然也就被建立起来了。

克里普克很不满意上述处理方式。他邀请我们思考这样一类例子：倘若亚里士多德没有成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还是亚里士多德吗？或用一个他在文中所举的例子：倘若哥德尔没有发现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比如说，他剽窃了一个叫施密特的人的科研成果，然后说这是自己的心血），那么哥德尔还是哥德尔吗？按照不少人的直觉，似乎可以这么断定：即使在这些设想的场景中，亚里士多德应当还是亚里士多德，哥德尔应当还是哥德尔。从深层次看，支持这种直觉的似乎是一种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观：一个个体的很多属性（比如作出了什么科研成果，或成为了某个大人物的老师，等等）都是偶然附着在这个个体之上的，无论该个体是否具有这些属性，个体自身的同一性是不会受影响的。

不过，要在分析哲学时代为这种古典气息浓郁的本质主义个体观作出辩护，克里普克还需要引入更多的语言分析技巧。他特别提到了如下三对范畴之间的区分：

第一，先验真理和后验真理。前者指的是不通过经验研究就可以获取的真理，后者指的是经过经验研究就可以获取的真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对范畴是认识论范畴，关系到的是主体获取真理的方式，而并不关涉到命题自身是如何成真的。而且，克里普克在自己的讨论中是相对轻视这对范畴的作用的。

第二，必然真命题和偶然真命题。前者指的是在一切可能世界中都真的命题，后者指的则是在一些可能世界中为真的命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对范畴是形而上学范畴，关系到的是命题自身是如何成真的，而不是它们通过怎样的认识方式而被主体把握为真的。

第三，严格指示词和非严格指示词。前者指的是在一切可能世界中指涉同一个对象的表达式，后者指的则是只在一些可能世界中指涉同一个对象的表达式。很显然，若一个指示词是严格的，对于它对其对象的指涉关系的表达就能够成为一个必然真命题；而对一个严格指示词和一个非严格指示词之间的同一性关系的表达，却只能够构成一个偶然真命题。

运用上面所提供的分析工具，我们自然也就很容易看出为何“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这个同一性陈述能够得以成立了。按照克里普克的看法，“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严格指示词，因为它在一切可能世界中都指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是一个非严格指示词，它在某些可能世界中指亚里士多德，在另外的一些可能世界中则或许指的是别的什么人。发现在现实世界（即诸可能世界中的一个）中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需要历史学家给出经验的调查和相关的证据，因此“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是后天为真的；又因为它不必然真，所以它就是后天偶然为真的命题。

从语言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克里普克的这种专名理论，其实是将古老的形而上学考量重新带回了语言分析哲学的王国，而一改日常语言学派偏重于语用学研究的固有传统。不过，这种变化也衍生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对于“何为可能世界”这个问题的考察。这也是我们的再下一篇选文所要处理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