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假如相关的不同话语总体的逻辑没有任何限制地流行起来，转向我们称之为“话语”的关系总体并不能解决我们原来的问题。在那种情形下，我们会面对着纯粹的必然性关系，而且正如我们指出的，任何连接都不可能导致每个“要素”不加限定地成为“因素”。然而，只有假设我们允许相关的话语逻辑没有任何外部限制地被贯彻它的最终结论，这一结论才可以强加于其本身。[21]相反，如果我们接受话语总体从来不以简单给定和划定的实证形式存在，相关的逻辑就会是不完整的并且被偶然性打破。从“要素”到“因素”的转换永远不会完全地实现。一个使得连接实践成为可能的无人领域（A no man's land）因此出现了，在其中，社会同一性没有被保护以免于使它发生改变的话语外部并且防止它完全被缝合。同一性和关系都失去了它们的必然性特征。作为系统的结构化全体，关系不能吸收同一性，但是由于同一性纯粹是关系性的，这只是说不存在可以完全被构造的同一性的另一种方式。

这样一来，所有固定的话语变成了隐喻性的，事实上真正的东西首先是隐喻。

在此我们已经达到了论述中的决定点（decisive point）。每个总体不完整的特征必然导致我们放弃分析领域中作为被缝合并且自我规定的总体“社会”这一前提。“社会”不是有效的话语对象，不存在单一根本原则的固定——而且因此组成整个差别领域。不可解决的内在性/外在性之间的张力是任何社会实践的条件：必然性只作为偶然性领域的局部限制存在。正是在这个总体内在性和总体外在性都不可能的领域之中，社会被构成。出于同样的原因，社会不能被还原为被固定的差异体系的内在性，纯粹的外在性也是不可能的。为了相互完全是外在的，实体对它们自己必须是完全内在的，即要有一个不被任何外在性破坏的被充分构造的同一性。但是这正是我们刚刚拒绝的。这个从来没有被充分固定的同一性领域，是多元决定领域。

因此，绝对的固定性和绝对的不固定性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开始以不固定性考虑这两个连续的因素。我们已经称“话语”为有差别的实体——即因素——体系。但是我们已经看到那样一个体系只作为颠覆它的意义过剩的局部限制而存在。作为内在于每一个话语情况之中的这个“过剩”对于每个社会实践的构造都是必要的领域，我们称之为“话语的领域”。这个术语指出了它与每个具体话语的关系形式；它同时决定着任何客体必然的话语特征以及任何特定话语进行最后缝合的不可能性。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分析遭遇到大量的当代思想潮流——从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他们一直坚持确定终极意义的不可能性。例如，德里达就从激进地打断结构概念的历史出发，这一打断出现在这样的要素之中，在其中，中心——超越性所指在它的多样化形式：理念、本原、目的、潜能、本质、真理等等之中表现出来——被放弃，而且确定了为差异流动提供基础意义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德里达在与我们本文一致的意义上概括了话语概念：“有必要既思考莫名其妙地控制着寻求结构构造中心的欲望的规律，又思考置换、替代中心性在场的规律的意义过程——但是作为从来就不是其自身的中心性在场，一直总是从自身被放逐到它的替代之中。替代从来不用自己本身去替代以某种方式一直在其之前存在的任何事情，因此，就必然开始考虑到并没有中心，中心不可能以当前存在的形式被思考，中心没有天赋的场所，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焦点，而是一个功能，一种非焦点，在其中，无限多的符号替代进行着活动。这是语言侵袭普遍问题的时刻，在中心或起源缺席的时刻，每件事情都变成了话语——使我们对这个词达成一致意见——就是说，中心在其中被表示的体系、起源或超越性所指，从来不是绝对地在差异体系之外到场，超越性所指的缺席无限扩展了意义的领域和游戏。”[22]

我们来考虑第二个维度。意义最终固定的不可能性意味着必须存在局部的固定——否则，差异的流动将是不可能的，甚至为了去区别、去颠覆意义，都必须存在一个意义。如果社会不设法在可理解的社会构成形式中确定本身，社会就只是作为一种构造不可能客体的努力存在着，所有话语都被建成为控制话语领域、阻止差异流动、构造一种中心的企图。我们将把被赋予特权的局部固定性的话语点称为关节点。［拉康一直通过他的缝迹间的突出点（points de caption）这个概念——固定表意链意义的被赋予特权的能指——强调这些局部的固定。这个表意链生产力的限度建立起使得预言成为可能的出发点——不能产生任何固定意义的话语是关于精神病的话语。］

在索绪尔的分析中把语言看成是没有绝对词项的差异系统，在此系统中，词项的意义纯粹是关系性的并且只被它与所有其他项的对立所决定，因此中心概念是价值。但是这告诉我们：呈现给我们的是封闭系统可能性的条件：只有在其中才可能以那样的方式固定每一个要素的意义。当语言学模式被引入一般人文科学领域时，正是由于这个系统性作用的控制，结构主义才变成了新形式的本质主义：一种对构成了任何可能变化的内在规律的根本结构的寻求。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包括终结构造充分的空间这一观点，但是由于它也拒绝返回到像词汇表那样通过参照一个对象给定了划分的统一体概念，结果产生的概念就属于那种不能如此构造自己本身的空间——通过期待总是最终缺席的结构所控制的领域。符号是对分裂、所指与能指之间不可能缝合所进行的命名。[23]

我们现在具有了详细说明连接概念的所有必要分析要素。既然所有特性都是相关的——即使关系系统没达到稳定的差别系统这一被固定的状况——也由于所有的话语被溢出它的话语领域颠覆了，从“要素”到“因素”的转变就不可能是完整的。“要素的身份”是漂移的能指，不可能被整个连接到话语链上，而且这个漂移的特征渗透到每个话语的（即社会的）同一性之中。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所有话语固定性不完整的特征，同时又承认每个同一性的关系特征，那么，能指的不明确特点和它对于任何所指的不固定性只能存在于所指增殖的范围内，这并不是所指的贫乏，相反，是导致话语结构断裂的意义分歧。这就是建立了多元决定的东西和每个社会特性的象征维度。社会从来没有形成与自身的同一，因为每一个关节点在溢出它的交互性内被构成。连接实践因此由部分上固定意义的关节点构造，而且这一固定的部分特征来自社会开放性，接着的结果是所有话语由于话语领域的无限性不断的溢出。

因此，所有社会实践——在它的一个维度上——是连接，当它不是自我决定的总体内在要素时，不可能仅仅是已经获得的某事的表达，它不可能整个被纳入到重复原则之下。相反，它总是存在于新的差异结构之中。在“社会”是不可能的范围之内，社会是连接。前面我们说过，对于“社会”，必然性只作为限制偶然性的局部成果存在，这意味着“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不能被理解为被划分的并且相互外在的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像在拉布里奥拉的形态学预言中那样——因为偶然性只存在于必然性之中。这个偶然性在必然性中的存在我们先前称之为颠覆，并且它表明自身是改变和怀疑所有必然性精确特征的象征、隐喻、反论。必然性因此并不具有根本和基础的原则形式，而是为确定关系系统差别性进行解释的结果。社会必然性是纯粹关系同一性固有的必然性——正像在语言学的价值原则中那样[24]——它不是自然“必然性”或分析判断的必然性。在此意义上的必然性仅仅等同于“缝合领域不同立场的系统”。

研究连接问题的方式看来包含着解决我们面对的领导权逻辑明显矛盾的所有必备要素，一方面，每个社会同一性敞开的不完全特征允许它对不同历史话语形态的连接——即对索列尔和葛兰西意义上的“集团”的连接；另一方面，每个连接力量的同一性在普遍话语领域中被构成——这就排除了牵涉任何先验或本源主体。然而，在阐明我们的领导权概念前，需要解决另外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在我们对范畴的分析中“主体”确切位置的；第二个是关于对抗概念的，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来自这样的事实：在它的一个关键维度上，领导权连接实践的特殊性由它面对的其他对抗特征的连接实践提供。

三、“主体”范畴

对这个范畴的讨论需要我们区分近来讨论中一直被混淆的两个不同问题：话语问题或“主体”范畴的前话语特征问题；不同主体立场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一个问题已经一直被注意到了，而且进一步带来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归结于“人类个体”的“基本”角色这个问题，这个批评根本上对准了三个概念目标：对作为代表的合理和透明主体的认识；假定的统一和它的所有立场的同质性；作为社会关系本源和基础的主体概念（严格意义上说的基本问题）。我们不需要详细涉及这些批评的主要维度，其经典成分——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是众所周知的，更近一些的是福柯曾一直在说明“对限制的分析”的紧张状态、他所谓的“人的时代”的特征怎样分解为一系列对立——经验/先验、我思/未加思考的、退场/回到本源——在作为统一主体被维持的“人”这一范畴内它们是不可克服的。[25]其他分析已经指出了终结“本源主体”时存在的困难，“本源主体”不断潜回到试图修补其带来的断裂的那些概念之中。[26]

关于这个二难选择及其多样化基本要素，我们的立场是清楚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本文中使用“主体”范畴，在话语结构中都是在“主体立场”的意义上去这样做的。因此主体不可能成为社会关系的本源——甚至在被赋予了给出可能性经验的权力这一有限意义上也不能——因为所有经验都依赖严格的话语可能性条件。[27]但是这只是回答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而绝没有涉及解决第二个问题。从所有主体立场的话语特征那里，没有任何关于存在于其中的关系类型方面的事情可以得出来。由于每一个主体立场都是话语立场，带有所有话语的开放性特征，结果，在封闭的差异体系中不同立场不可能完全被固定。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不同问题被混淆起来。既然断定每一个主体立场的话语特征被连接到拒绝作为本源和根本的总体主体概念上，必然盛行起来的分析要素就是那些分散的、去总体的、去中心的某种关于他者的立场，其中每个连接或关系的因素削弱了分散化修辞的认识作用，并且导致了对于将会秘密再引入被统一或进行统一的“主体”范畴再总体化的怀疑。从这里出发不过是把主体立场的分散变成在其中有效的分离的第一步。然而，分散变成分离显然带来了我们前面揭示的分析问题——特别是在以要素的本质主义置换总体的本质主义之中固有的那些问题，如果每个主体立场是话语的立场，分析就不可能免除他者的一些立场的多元决定形式——正如我们一直看到的，所有必然性的偶然特征是内在于任何话语差别之中的。

我们来考虑近来一直在引起重要讨论的两种情况：涉及明显的抽象范畴［首先是“人”（Man）］；也涉及女权主义的“主体”。第一个处于近来关于人文主义的整个讨论的中心，如果“人”的地位是本质性的，[28]它相对于“人类”（human being）其他特征的定位就会处在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范围内。这会给所有以“异化”和“误识”观点来分析具体情况的常见把戏打开道路。但是如果相反，“人”是一个话语构造的主体立场，其假设的抽象特征就绝没有预定与其他主体立场的连接形式（这里的范围是无限的，而且它向任何“人文主义”的空想挑战，例如，在殖民地国家中，“人权”与“欧洲的价值观”之间的同等是话语构造的帝国主义控制可接受性经常和有效的形式）。E.P.汤普森在攻击阿尔都塞中所引起的混乱，[29]完全建立在这一点上。当涉及“人类主体”（human subject）时，汤普森相信，假如人文主义价值的本质地位被否定，那么它们就被剥夺了所有历史合法性。然而，实际上重要的是要设法说明在现代时期“人”怎样一直被生产出来，“人类主体”——即无差别人类同一性的承担者——怎样显现在某种宗教话语之中，被具体化在司法实践之中，并且在其他领域被多样化地构造。对这个分散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各种脆弱的“人文主义”价值本身，它们通过与其他价值同等地连接起来而滥用的可能性，它们对某些群体——例如，财产占有阶级或者男性人口——范畴的限制。远不是认为“人”具有本体地位——其就像是来自天堂的礼物——那样的分析可以向我们说明其出现的历史条件和现在所具有的弱点的理由，因此使我们能更有效地斗争，排除幻想，保卫人文主义价值。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这个分析不能简单地在分散的时刻存在着，因为“人类同一性”不止包括分散立场的集合，还有存在于其中的多元决定形式。从18世纪以来，“人”是一个基本的关节点，大量社会实践的“人性化”从中产生出来。固守“人”一直从其中生产出来的分散立场只是构成了第一阶段，在第二阶段中，有必要说明多元决定关系和建立于其中的整体化。话语差异的非固定和开放性使类推和互相贯通作用成为可能。

可以说女权主义“主体”的情况是类似的。对女权主义中包含的本质主义的批评一直在进行着，特别是英国的杂志《男人/女人》，大量重要的研究一直反对预先构造的“妇女的压抑”这一范畴——不管其原因是来自家庭、生产方式或者别处——而且一直试图研究“妇女这一范畴从其中被生产出来的特殊历史因素、制度和实践”。[30]一旦否定存在一个单一的妇女压抑机制，巨大的妇女政治行动领域就会打开，人们就可以理解反对任何构造性别差异的压制形式这一分散化斗争的重要性。这一斗争处在“女性”范畴不断生产出来的法律层面上、社会政策层面上或者各种文化形式上，因此我们处在分散的主体立场领域之中。然而，这一研究的困难来自单方面强调给出了分散的因素——单方面使得我们只剩下通过相互无关的实践构造的不同系列的性别差异。既然如此，当怀疑后天的社会实践之中提出的固有性别区分是绝对正确的时候，也有必要认识到多样化的性差别中存在的多元决定产生了性区分的系统化影响。[31]每个性差别的构造，无论它们多么复杂和不同，总是把女性构造为从属于男性的一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可能谈及性/性别体系（sex/gender system）。[32]把妇女作为范畴生产出来的全部社会实践、制度以及话语没有被完全隔离开，而是相互补充和彼此依赖地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并不存在女性从属地位的单一原因。我们的观点是：一旦女人的性（female sex）开始意味着具有特殊特征的女人性别（a feminine gender），这个“想象的意义”就在多样化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具体作用。因此，在作为给构成“女性特质”意义集合以活力的一般范畴的从属性与构成具体从属性形式的多样化实践自发的不平衡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后者不是永恒女性本质的表达，但是在它们的构造之中，与特定社会中女性地位连接起来的象征主义扮演了基本的角色。具体从属的多样化形式反过来通过有利于维持和再生产这种象征主义来发挥作用。[33]因此有可能对男人与女人之间根本对抗、本质上存在性区别的观念进行批评，而不否认在“女性特质”的各种构成形式之中，存在着具有性区分形式的强大多元决定作用的一般要素。

现在让我们继续考虑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社会决定和政治主体一直采用的不同形式。这个起始点和不变的主题是清楚的：主体是社会阶级，它的统一是围绕着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利益来构造的。比坚持这个一般的主题更重要的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和理论上对多样化和分散主体立场典型统一形式的正确反应方式。第一种反应的类型——是最基本的——由下面提到的不合逻辑的段落组成，例如，它包括主张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由具体的社会代表——引导进行两种斗争的工人阶级——统一起来，这种类型的思考——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之中是普遍的，而且总体上在社会科学中也是如此——的基础是荒谬的，“工人阶级”这一措词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被使用：定义生产关系中特殊的主体立场；命名持有主体立场的代表。由此形成的含糊性允许逻辑上不合理的结论被不知不觉地误认为这些代表持有的其他立场也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在第二种意义上它们明显是“工人阶级”，但是在第一种意义上并非必然如此）。关于统一和每个社会代表的意识透明性这种绝对性假设适合于增加这种不明确性——而且有利于增加混淆。

然而回避事实只能在试图肯定特定的经验立场中存在的统一时起作用。而在试图解释——就像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为经常的情形那样——关于其余的一些立场中本质上的异质性（即“假意识”特有的裂缝）时就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形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阶级统一被理解为未来的统一；统一在其中表明自己的方式在于：通过代表这一范畴，现实的工人和他们利益的客观需要之间的分裂需要后者通过领导党加以表现来解决。既然如此，每个代表关系就被建立在虚构之上——在某种严格来说并不在其中的层面上在场的虚构。但是正由于它同时是组织起实际社会关系的原则和神话，代表是一个其结果并没有从开始就被预定的游戏领域。在可能性系列的一个终端那里，我们将发现代表虚构特征的消解，所以，代表的方法和领域对于其所代表的将完全是透明的。在另一个终端那里，代表和被代表之间会有一个完全不透明物：虚构将变成严格精确意义上的神话。重要的是注意到这些情况中没有一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都具有充分确定的可能性条件：代表可以从属于那种变成神话的虚构，正是代表虚构性的支配性条件，而且在相反的方面，控制的完全缺席可以使代表成为完全的虚构。马克思主义关于先锋党的概念说明了这样的特性：党不体现现实的代表，而是它们的历史利益，而且由于代表和被代表都通过同样话语在同样层面上构造，因此不存在神话。然而，这种重叠的关系以其特殊的形式只存在于声称自己要成为无产阶级先锋的很小层面上，而无产阶级当然并没有意识到它有一个先锋。在每一次具有某种意义的政治斗争之中，相反存在着明确的努力要去取得现实社会代表对他们假设的“历史利益”的忠诚。如果既构造被代表又构造代表的单一话语重叠被放弃，就必然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代表与被代表是在不同层面上被构造的。首要的**将是使分离的层面整体化，而且从其虚构特征中得出代表关系的不可能性。因此一直被声明的是，否定经济主义就是要拒绝阶级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统一这个经典概念。就是要主张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不能被理解为经济的阶级的斗争，没有中间道路……阶级“利益”并没有通过经济被给予政治和意识形态，它们形成于政治实践之中，而且被确定为政治实践的明确形式。政治实践不承认阶级利益以及对它们的代表：它建构它代表的利益。

然而，这一主张可能只有政治实践是一个其与经济的边界是更几何化划定的领域时才能被赞同，也就是说，要假定我们排除或接受作为实质原则的来自经济的政治多元决定（反之亦然）。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分裂不能只在本质主义概念中被先验地建立起来，本质主义从概念的分离中得出要素中的现实分离，把对同一性的概念说明转变成了完全绝对地相区别的话语立场。然而，如果我们接受每一个同一性的多元决定特征，情况就改变了。存在一条不同的道路——尽管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是中间道路——它无论如何都还是第三条道路。很简单，“代表对他们历史利益的争取”是构造在其中集团——工业劳动者——的具体要求被理解为走向包括战胜资本主义的全面解放步骤的话语的连接实践。无疑，这些对以此方式被连接的要求不存在根本的必要性，因为正如我们所见，连接关系不是必然的关系。“历史利益”话语所做的是要实现某种要求的领导权化。在这一点上，库特勒等人是绝对正确的：政治实践构造它所代表的利益。但是假如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就会注意到：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分裂远不是被统一起来，而是因此被排除了。因为，按照社会主义的解读话语直接经济斗争连接了政治和经济，并且因此废除了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外在性。清楚存在的二难选择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发生在保证其先验性的特别话语层面外，还是这一分离是话语实践的结果并且不可能从每一构造其统一性的话语中免除先验性。如果立场的分散是任何连接实践的条件，就不存在为什么分散会必然采取社会代表政治和经济特性之间分离形式的理由。假如经济特性和政治特性被缝合了，代表关系的条件显然就会消失：我们就会转向在其中代表和被代表是单一相关特性要素的重叠情况。与此相反，让我们接受：代表的政治特性或经济特性都没有明确成为统一话语的差别要素，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充满张力的不稳定统一。我们已经知道这意味着：阻止稳定连接的意义分歧导致了对每个术语的颠覆。在此情形之中，经济既是又不是体现在政治之中的，反之对政治来说也是如此，关系不属于原原本本的区别，而是两个术语间的不稳定类推。既然如此，通过隐喻变换到场的形式是那个幻想的代表试图要思考的对象。代表因此没有被构造成明确的关系类型，而是不稳定的摆动领域，正如我们所见，其尽头是：由于代表和被代表之间所有联系的破裂使代表关系成了真正的神话，或者由于它们被兼并为单一同一性的因素而使两者各自的特性消失。

所有这些都向我们说明了：通过使分散的主体“立场”绝对化或者通过围绕“超越性主体”使它们绝对主义平等式地统一起来，主体范畴的特征不可能被建立。主体范畴由于多元决定支配着它的每个话语特征而同样浸透着暧昧、不完整和意义分歧。由于这一理由，在其“客观的”层面上没有给出的、封闭的话语总体的因素在“赋予意义的主体”层面上不可能被建立，因为代表的主观性被同样的不稳定和表现在其他一部分含义中的话语总体在其他任何含义上的缝合中的缺席所渗透。“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整体论”和“个人主义”是对永远被拖延的“完满性”期待的对称性表达式。由于这个最终缝合的缺席，主体立场的分散不能得到解决：由于它们中没有一个能根本上把自己强化为个别的立场，在它们中存在着多元决定的游戏，在此浮现了不可能总体的地平线。正是这一游戏使得领导权连接成为可能。

四、对抗和客观现实

封闭的不可能性（也就是“社会”的不可能性）到此为止一直被描述为每个宣称自身为差异连续运动的同一性所具有的不稳定性。但是现在我们应当问自己：难道不存在某些“经验”、某些话语形式，在其中被表明的不再是“先验所指”的连续拖延，而是这一拖延的毫无价值、任何稳定差别以及由此而来的客观性最终是不可能的？答案是存在。客观性限度的“经验”确实具有明确的话语存在形式，它就是对抗。

对抗在历史和社会学的著作中一直被广泛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到各种形式的“斗争理论”，关于在社会中怎样以及为何出现对立的整个解释范围已经被给出。然而各种理论中确实显示出共同的特征：讨论一直专门集中在描述对抗和它们的最初原因上，只有很少的尝试致力于我们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对抗关系？它包含了什么类型客体中的关系？让我们以很少几个提出这个问题的讨论之一开始，即由卢西奥·葛莱蒂对社会对抗的特性和主张“现实的对立”、“矛盾”范畴能够说明这个特性所做的分析发起的讨论开始。[34]

葛莱蒂是以康德对现实的对立（Realrepugnanz）与逻辑矛盾之间的区别为起点的。首先与对立原则相一致并且应答了公式“A—B”：其中每一项有其自己的确定性，独立于其同另一个的关系。其次是矛盾范畴和对公式“A—非A”的应答：每一项与另一项的关系都耗尽了两者各自的真实性。矛盾出现在命题领域，只可能在逻辑概念的层面上成为矛盾。相反，第一种类型的对立出现在现实对象领域，因为现实对象没有由于它与其他对象的对立耗尽自身特性，它有自己的现实性，独立于它的对立物。[35]葛莱蒂然后得出结论说，鉴于黑格尔作为唯心主义哲学家把现实还原到概念上，把矛盾引入到现实之中，因此这与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从现实的非精神特征出发的唯物主义哲学是矛盾的。按照这一观点，马克思主义由于把对立看成是矛盾而导致了可笑的混淆。葛莱蒂的计划是按照现实的对立来解释黑格尔。

我们要指出，葛莱蒂是从一个唯一的二难选择出发的：是对立还是矛盾。这来自他的世界只为两种实体——现实的客体和概念——提供机会这一事实，而且这个出发点和他的全部分析中不变的假设是思想和现实的分离。这伴随着我们将要说明的大量的结论，毁掉了对能够解释对抗的“现实的对立”和“矛盾”两个范畴的信任。首先，很清楚的是，对抗性不可能是现实的对立，在两个交通工具的碰撞中没有任何对抗性：它是一个服从实证物理规律的物质性事实，将这样的原则运用到社会领域就等于是说，警察殴打工人斗士、议会中团体阻止对立部分成员发言的叫喊，这些阶级斗争中的对抗是物理活动。“对立”在此是一直被隐喻地扩展到社会世界的关于物理世界的概念，或者反之亦然。但是显然不存在足以解释两种情况中固有关系类型的共同意义核心。这一点甚至是更清楚的：假如为了谈到社会起见，我们用“敌对的力量”替换“对立的力量”——对于此种情况，对物理世界隐喻的调换，至少在后荷马时代的世界中并没有发生。可能受到反对的是：要考虑的不是对立的物理特征，而只是它的附加逻辑特征。但是关于社会对抗特性的理论怎样可能建立在与两个社会力量冲突和两个石头碰撞所共享的逻辑矛盾相对立的基础上，甚至是更不清楚的。[36]

此外，正如R.埃奇利[37]和J.埃尔斯特[38]已经指出的，两个不同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中被混淆在一起：（1）现实的是矛盾的，并且（2）矛盾存在于现实之中。关于第一方面，这个命题无疑可能是自我拆台的。波普尔对这种辩证法的著名批评是：[39]从这种观点出发是不会受到任何反对的。然而第二个主张是不可否认的：在现实中有可以只根据逻辑矛盾描述的情况是一个事实。命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一部分，而且只要矛盾的命题经验地存在，矛盾存在于现实之中就是显然的。人们认为，而且在一系列的社会实践之中——规范、信仰等等——能够接受命题的结构，它们不会导致矛盾的主张是没有理由的（在这一点上，埃奇利明显荒谬地相信，矛盾命题现实存在的可能证明了辩证法的正确性，辩证法是关于现实基本矛盾本质的学说，而不是现实中矛盾的经验存在）。

因此看来，矛盾范畴在现实中得到担保，而且它提供了说明社会对抗的基础。但是一点反思就足以使我们确信并非如此。我们都参与了大量相互矛盾的信仰体系，可是对抗没有从这些矛盾中出现。因此矛盾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抗性的关系。[40]

但是，假如我们已经排除了作为说明对抗性的“现实对立”和矛盾，那么看来后者的特殊性就不可能被理解。在社会学和历史文献中关于对抗的通常描述巩固了这样的印象：他们解释了使对抗成为可能的条件，但是没有同样解释对抗（描述通过像“这引起了反作用”或“在那种情况下X或Z发现自己被迫起反作用”这些表达来进行），换句话说，从解释到要求我们的常识或经验去完善文本的意义之间存在一个突然跳跃，就是说，解释被中断了。

我们试着来阐明这一中断的含义。首先，我们必须问自己，是否把对抗比作现实的对立或矛盾的不可能性并不是把它比作这些关系类型所分享的东西的不可能性。它们事实上确实有所分享，而且那是成为——第二种情形中的概念化客体之间，以及第一种情形中的现实客体之间——客观关系的事实。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之中，正是客体所成为的某物，使得这个关系可以被理解，即在此两种情形之中，我们关心的是完全的同一。在矛盾的情形之中，因为A完全地是A，非A才是矛盾——和不可能性。在现实对立的情形之中，正因为A也完全是A，它与B的关系才产生了客观决定的作用。但是，在对抗的情形之中，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情况：“另一个”的存在阻止我成为完整的自我，关系并没有从完全的总体中产生，而是来自于它们构成上的不可能性。另一个的存在逻辑上是可能的：它存在着，所以不是矛盾，但是它也不能被当作因果链中确实不同的因素，因为在那种情形之中，关系将通过每个存在的力量形成，而且不存在对这个存在的否定（正因为物理力量就是物理力量，另一个同样的抵消力量就不再起作用，相反，正是因为农民不可能成为农民，与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的土地所有者的对抗才存在）。只要存在着对抗，我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身完整的存在，不过与我对立的力量也同样如此：它的客观存在是我的非存在的一个象征，而且在此方式中，它充满着防止它变成完全确定的多样化含义。现实的对立是可确定、可定义事物中的一个客观关系，矛盾同样是概念之中可定义的关系，对抗构成每个被展现为局部的、不稳定客观化的客观性的限度。假如语言是一个差异系统，对抗是差异的断裂：在此意义上，它使自己处于语言的限制之内并且只能作为语言的中断存在——即作为隐喻存在。我们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社会学和历史叙事必须打断它们自身，而且求助于超越它们自身范畴的“经验”来填补它们的裂缝：因为每种语言和每个社会被构造为对刺穿它们的不可能性的压制。对抗逃避通过语言来理解的存在可能性，因为语言只作为企图固定对抗所颠覆的事物而存在。

远非客观关系的对抗是一种在其中每个客观性限制被显示出来的关系——在维特根斯坦过去常说的不可言说的意义中被显示。但是假如，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社会只作为局部构造社会的努力而存在——即客观的封闭差异系统——对抗，作为不可能最终缝合的证据，是对社会限制的“经验”。严格地说，对抗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于社会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构造了对社会的限制以及后者完全构造自身的不可能性。只不过在我们秘密引入某种必须从我们的理论观点出发小心排除的假定基础上，这一说法看来才可能是荒谬的。特别是两个这样的假定会使得我们关于对抗的理论立场的主题成为荒谬的，第一个是“社会”与生活在特定领域中自然存在的代表的集合之间的同一。假如这个同一标准被接受，很明显，对抗出现在那些代表之中，并且并非外在于他们。但是从代表的经验共存中，并不必然伴随着他们之中的关系会按照客观上可理解的模式塑造而成（社会与指示物之间同一化的代价将排除掉它的任何理性上可以说明的内容）。然而，如果接受“社会”是一个可理解的客观集合，我们就会引入另一个与我们的分析相矛盾的假定，即使我们把合理总体归结于被理解为经验总体的社会基本原则的特征。因为随后将不再有可能存在第一个因素被再吸收的第二个方面。在那种情形之中，对抗与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将不得不成为实证的社会内部因素，并且我们将会回到黑格尔的狡黠理性那里去。但是假如我们继续维持作为没有被完全缝合空间的、在其中所有实证性是隐喻和可颠覆的领域这一社会概念，那么就绝不会把对客观立场的否定归之于可以对它进行说明的根本实证性——假定它是偶然的或具有任何其他形式。很简单，作为否定特定秩序的对抗正是那一秩序的限度，而且不涉及对抗两极会构成不同的——即客观的——局部情况的更广泛总体要素（可以这样来理解：使对抗成为可能的条件可以被实证地描述，但是对抗同样也是不可还原为它们的）。

我们必须从两个不同观点来考虑对社会限制的经验。一方面，作为失败的经验，假如主体通过语言被构成为与象征化秩序的局部和隐喻的结合，任何对那个秩序的怀疑必然地构成同一性危机；另一方面，失败的经验不是进入不同本体论秩序和对差异进行超越的原因，只是因为不存在超越。社会的限制不可能被描述为分离两个领域的边界——因为边界的概念假定了对将必然成为客观和实证的超越了它的东西——即新的差异的理解。对社会的限制必须在作为颠覆社会、摧毁它构造完整存在的社会本身内的某些东西之中进行。社会永远不可能成为完全的社会，因为，其中的每件东西被它的限度所渗透，阻止了它把自己构造为客观现实。我们现在必须考虑这一颠覆被话语构造的方式。正如我们所见，这将需要我们去决定由同样存在的对抗所假定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