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同等和差异

这一颠覆是怎样出现的？正如我们所见，完满存在的条件在于：存在着每一个不同立场被固定为特别不可替代因素的封闭空间。因而，为了阻止封闭，颠覆这个空间的首要条件是：每一个立场的特别性应该被瓦解。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先前关于同等关系的谈论完全是中肯的。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在被殖民国家中，统治权力的日常存在通过不同的衣着、语言、肤色、习俗等等各种内容变得非常明显，由于这些内容中的每一个在它们与被殖民人民有共同区别方面是同等的，它就失去了有区别的因素的条件，并且获得了要素的不固定特征。因此，同等创造了通过寄生在第一种意义上来颠覆这种意义的第二种意义：差异在其被用于表达为其全部存在提供基础的同样事物范围内相互抵偿。问题是要确定在各种形式同等之中出现的“同样事物”的内容，假如通过同等的链条，所有对其形式不同的客观决定已经丧失了，那么，同一性只能通过给它们全部提供基础的实际决定或者通过对外在事物的共同参照被给出来。这些可能性中首先被排除的是，共有的实际决定直接表现出来了，不需要同等关系。但是共同的外在参照不可能要成为实证的东西，因为在那种情形下，两极之间的关系可能也以直接实证的方式被构造了，而且这将使得由总体同等关系表示的全都差异被消除成为可能。例如，马克思对同等关系的分析就是这种情况。作为价值实质的劳动非物质性通过根本不同的商品等同被表现出来，然而，商品的物质性和价值的非物质性相互之间并不等同。正是因为这一点，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区分可以按照不同的实际立场来理解。但是如果所有客体的不同特征已经变成了同等的，就不可能表示关于客体的任何实证的东西。这只能意味着，通过同等，客体所不是的某些事情得到了表达。因此，吸收了所有与被殖民者相反的殖民者的实证性规定的同等关系，并没有创造出两者之间实证性的不同立场，只是因为它瓦解了所有的实证性：殖民者在话语上被构造为反对殖民的。换句话说，同一性已经成了纯粹否定性的了。正由于否定的特性不能以直接的方式——实证的方式——被描述，它只能通过其不同要素之间的同等被间接地描述。因此，渗透于每个同等关系中的不明确性：两个方面，要成为同等的，必须是不同的——否则，将成为简单的同一性。另外，同等只通过颠覆那些方面不同的特征这一行动存在。这正是先前我们所说的，偶然的东西通过阻止自身完全地构造自己颠覆了必然的东西。这种差异系统的非构成性——或偶然性——被显现在同等引入的不固定性之中。这个不确定性的根本特征，所有差别根本上的不稳定会因此在总体的同等关系之中显示自身，在其中它的所有关系的不同实证性被瓦解了。这正是对抗的形式，它因此把自身建立为对社会的限制。我们应该记住，在这种形式之中，并非那种情形，作为被定义为实证性的一极面对着否定的一极，因为一极的全部不同规定性已经通过它们否定性地参照另一极瓦解了，它们的每一个都专门地显示了它所不是的东西。

我们再次强调：要成为某种东西永远不是要成为别的东西（要成为A不意味着要成为B），这一陈旧的说法不是我们正在断言的东西，因为它被置于完全由矛盾原则支配的逻辑领域：不是某种事情只是成为某种不同事情的逻辑结果。存在的实证性控制着话语总体。我们所肯定的是一些不同的东西：某种分散的形式，通过同等，废除了所有客体的实证性并且同样为否定性提供了真实存在。这个真实的不可能性——否定性——已经获得了存在形式。由于社会被否定性所渗透——即被对抗性所渗透——它没有获得透明性、完满在场的同一性，而且它的同一性的客观性不停地被颠覆。从这点出发，客观性和否定性之间的不可能关系已经变成了社会的结构。然而，关系的不可能性仍然存在，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它的关系的共在必须不仅被理解为边界的客观关系，相反还必须被理解为对它们的内容的颠覆。

最后这一点是重要的：假如否定性和客观性只通过它们的相互颠覆而存在，这意味着，既不是全部同等的条件也不是那些全部不同的客观性被更完全地实现了。完全同等的条件在于话语空间应该被严格地区分为两个阵营。对抗性不承认中间物（tertium quid），其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假如我们能够分辨不同于其所对立的一些事情这一同等的链条，其关系就不可能专门以否定的方式被定义。我们过去一直想判定它在关系系统之中的特殊位置，即我们一直想赋予它新的客观性。差异的颠覆逻辑一直要在此发现一个限度。但是就像差异的逻辑从来没有构成完全被缝合的空间一样，同等的逻辑也没有实现这一点。通过同等压缩的社会代表立场不同特征的瓦解，绝不是完全的。如果社会不是完全可能的，它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使我们可以总结出下面的结论：如果社会由于不能把自己构成为客观领域，它对于自身绝非是透明的，那么对抗也不是完全透明的，因为它没有完全瓦解社会的客观性。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继续从同等和差异对立的逻辑观点来考虑政治空间的结构，让我们考虑极端情况的例子，在其中这个或另一个占有优势。一个同等逻辑的特别例子可以在千禧年运动的例子中发现，在那里，通过并列的同等体系，世界被区分为两个阵营：代表这一运动特性的是农业文化，而城市文化是罪恶的肉身化。第二个是第一个否定性的反面。一个最大化的分离被达到了：除了那些与另一个系统要素对立的那些要素，同等的体系之中没有一个要素进入到关系中。存在着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社会，而且，当千禧年的造反发生时，对城市的攻击是狂热的、彻底的和不加选择的：那里不存在能够在同等的链条内建立差异的话语，在这些链条之中，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象征着罪恶（唯一的选择是向另一个区域大迁移，以便建立起上帝之城，完全与现实世界的腐败绝缘）。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相反的一个例子：19世纪迪斯雷利[41]的政治学。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从两种国民的概念出发，即完全把社会区分为贫富两极。对此我们必须要加上对欧洲政治空间在“古代专制”与“人民”之间同样的彻底划分（19世纪的头一半，在工业革命与民主革命结合起来的作用下，是同等链条最初的时代）。这是迪斯雷利要改变的，而且他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克服对社会空间并列的区分——即构造社会的不可能性，它的规则是清楚的：“一种国民”。对于此，有必要打破从共和主义伸展到全部社会和多样化政治要求的虚构大众革命、主观性的同等体系。这个断裂的方法，即不同要求的合并，把它们与大众链条中的同等链条隔离开，而且使它们转变为系统内的客观差异——即把它们转变为“实证的”而且由此把对抗的边界置换为社会的边缘。这一纯粹差异空间的构造要成为发展趋向，后来被财富国家扩展并且肯定。这是实证主义幻象的因素，全部社会被合并到可理解的和社会预定的框架之中。

因此我们注意到，同等的逻辑是政治空间单一化的逻辑，而差异的逻辑是它扩充和复杂性增长的逻辑。如果用一个语言学的例子比较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差异的逻辑倾向于去展开语言中的语言组合轴、可以进入到组合关系以及与大量位置彼此连贯的关系，而同等逻辑扩展了替代这一极——即要素可以被另一个替代——因此，被还原的大量位置能被结合起来。[42]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谈论对抗，我们一直让它保持在单独状态中，以便使我们的意见更加简明些。但是很清楚的是，对抗并不必然出现在单独一点上：差异体系之中的任何位置，只要被否定，就可能变成对抗的场所。因此，社会之中存在大量可能的对立，它们中的许多都是相互对立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同等的链条会按照对抗被包含这一点而彻底改变，而且它们可能以矛盾的方式起作用并且渗透于主体同一性本身之中。这导致了下面的结论：越是不稳定的社会关系，就越不可能成为明确的差异体系，而且对抗点越会增殖。这一增殖会使任何中心性的构成更加困难，而且因此建立起不统一的同等链条（即近似于葛兰西以“组织危机”描述的情况）。

由此看来，在分析作为对抗基础的政治空间时，我们的问题可以被还原到确定破裂点和它们的可能连接方式。但是在此我们进入了一个危险领域，在其中，我们论证中的轻微置换就会带来根本错误的结论。因此我们要从会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出发，然后尝试着确定那个被描述的景象正确性的条件。发达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之间重要的不同特征将呈现出来：在前者之中，对抗点的增殖允许民主斗争的增殖，但是这些斗争由于具有多样性，并没有倾向于构成“人民”，即进入到与另一个相互同等的关系之中并且把政治空间区分为两个对抗领域。相反，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帝国主义的剥削、极其残忍和中心化的统治形式从一开始就使大众的斗争具有一个中心、唯一明确规定的敌人。这里划分成两个领域的政治空间从开始时就出现了，但是民主斗争的多样性更多的是被减少了。我们要使用“大众主体立场”这一术语来指涉划分成两大阵营的政治空间基础上构造的立场，用民主的“主体立场”来指没有以那种方式划分社会的明确划定的对抗场所。

这里描述的差别使我们面对着一个严重困难，因为，假如民主斗争没有把政治空间区分为两个阵营，即两个并列的同等序列，伴随的就是民主的对抗在与其他要素关系的体系之中具有一个明确的位置，那个实证的关系体系在它们之中被建立，而且减少了隶属于对抗的否定性负荷。这不过是主张：民主斗争——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同性恋运动等等——是次要的斗争，而经典意义上“夺取权力”的斗争是唯一真正激进的斗争。因为它提出了把政治空间区分为两个阵营。不过，困难产生于这一事实：在我们的分析中一直没有给出“政治空间”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一直被暗中等同于经验上特定的社会形态，当然这种同一化是不合法的。任何民主斗争都出现在立场的集合之中，出现在由实践多样性所构成的相对缝合的政治空间中，这些实践的多样性没有耗尽作为它们一部分的代表的经验现实和它们所涉及的。由于构造允许把政治空间区分为两个阵营的总体，因而需要对某些领域进行界定，相对封闭的空间对于话语对抗的构造是必需的。在此意义上，社会运动的自发性就超过了某种斗争没有干预地发展这一需要：它是同样要使对抗出现的需要。女权主义斗争的政治空间在造成不同形式妇女附属地位的实践和话语集合内被构成。反种族主义的斗争则在构成种族歧视实践的多元决定的集合之中被构成。但是在它们每个相对自主化的空间中，对抗把它们区分为两个阵营。这解释了这样的事实：当社会斗争没有被引导来反对在它们自己的空间中被构成的对象，而是反对简单的经验标志时——例如，作为生物学标志的男人或白人——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困难之中，因为那样的斗争不顾民主对抗性出现于其中的其他政治空间特殊性，例如，轻信把作为生物学现实的男人表现为敌人的话语。当有必要发展像争取表达自由这样的斗争，或者反对经济垄断这样的对抗时，两者都影响了男人和女人，那么这种话语会发生什么影响呢？至于对另一个来说是自发的那些空间的领域，部分上是由话语形式构成的，这些话语形式已经使各种从属形式制度化了，而且部分上是斗争本身的结果。

一旦我们构造了可以解释民主斗争激进对抗特征的理论领域，剩下的就是“大众”阵营的特殊性吗？“政治空间”与作为经验标志的“社会”之间存在的不一致难道没有废除“大众”与“民主”之间唯一的区分标准吗？答案是大众“政治空间”出现于这种情况之中：在那里通过民主同等的链条，政治的逻辑趋向于填补政治空间与以经验为标志的社会之间的裂缝。以此种方式来理解，“大众”的斗争只出现在统治集团与其余团体之间极端外在性的关系这一情形之中。在我们前面提到的千禧年说的那种情形中，这一点是明显的。在农业共同体和占优势的城市社会之间实际上不存在共同的要素，而且在此意义上，所有城市文化的特征可以成为反共同体的象征。如果转向西欧大众空间构造和扩张的周期，就会注意到所有那些情况与权力的外在化或内在化现象一直是一致的。在法国，人民爱国精神的开端出现在百年战争期间，即在像外国权力那样外在的东西导致的政治空间划分期间。在西欧，作为历史代表的“人民”出现的首要因素之一，在于通过像圣女贞德那样平民人物的行动，民族的空间才象征性地构成。在古代专制和法国革命的情形中，大众的界线已经变成了固有的边界，而且它的条件是君权、贵族阶层相对于其他人民的分离和寄生。但是通过我们已经指出的过程，在19世纪以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中，民主立场的多样化和不平衡发展已经冲淡了它们围绕着大众一极简单和自发的发展。部分上由于他们非常成功，民主斗争越来越少地倾向于按照“大众斗争”被统一起来。成熟资本主义中的政治斗争条件正在日渐远离19世纪清楚划分“政治界限”的模式，而且倾向于采取我们下一章中所要分析的新模式。在最后一次被需要的参照结构中，“边界效应”的产生——它是渗透到对抗之中的否定性扩展条件——因此不再被建立在明显的和特定的分离之上。这个结构的产生，将必然对抗性地面对另一个的同一性的结构，现在变成了首要的政治问题。这极大地拓宽了连接实践的领域，而且把任何边界转变成根本不明确和不稳定的、属于不断置换的东西。由于达到了这一点，我们具有了所有必要的理论要素来确定领导权概念的特性。

六、领导权

现在必须来考虑我们不同的理论范畴是怎样联系到“领导权”概念形成之上的。领导权出现的一般领域是连接实践的领域，即“要素”具体化为“因素”的地方。在关系同一性的封闭体系内，每一个因素的意义是绝对确定的，不存在任何领导权实践的地方，一个排除了任何漂浮能指的完全成功的差异体系，不可能进行任何连接，在这样的体系内重复的原则会控制每一个实践，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领导权化。正是因为领导权假定了社会的不完整和开放性特征，才可能只在连接实践控制的领域进行领导权实践。

然而，这立即暴露出问题：谁是进行连接的主体？我们已经看到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从列宁到葛兰西，一直主张——带有所有我们先前分析到的差别和区分——领导权力量的根本核心由基本的阶级构成。领导与被领导力量之间的差别作为本体论上所有结构层面上的差别被提出来。领导权关系是以先于它们的形态学范畴为基础的结构关系。但是，很清楚，这不能作为我们的答案，因为正是那个层面上的差别是我们先前所有的分析力图要瓦解的。实际上，我们再一次面对着内在性/外在性的两难选择，而且如果我们把它作为独一无二的来接受，我们也面对着两个同样根本的解答，领导权主体，作为任何连接实践的主体，必须部分地外在于它所连接的东西——否则，根本不会有连接；然而，另外，像两个不同本体论层面之间存在的那样，一个外在性不可能得到理解。因此，看来那个答案是要再次引入我们在话语与一般话语领域之间所做的区别：在那种情形之中，领导权力量和被领导要素的集合将在同样的层面上——即一般话语领域——构成它们自身，而外在性会是那与不同的话语形式一致的。无疑就是如此，但是必须进一步强调的是，这个外在性不可能与两个被完全构造的话语形式一致。因为，赋予话语形式以特征的东西是分散中的规则性，而且假如外在性是两个形式之间的规则性特征，它会成为新的差异，并且两个形式严格说来不会是相互外在的（而且由此，连接的可能性会再一次消失），所以，如果连接实践假定的外在性被置于一般话语领域，它不可能与两个完全构造的差异的体系一致，它必须因此成为存在于被安置在某种话语形式以及没有明确话语连接的“要素”之内的主体立场之间的外在性。正是这一不明确性使得连接成为可能，这种可能的实践构成了在有组织的差异体系之中，部分地固定社会意义的关节点。

我们现在必须在一般话语实践领域之内考虑领导权实践的特殊性，让我们从不具有领导权连接特征的两种情况出发。在第一种情况中，我们可以提及遵从效率和合理性的官僚机构的功能的集合和重组。这里存在着任何连接实践的核心要素：组织起来的差异体系的结构是从崩溃的和分散的基本要素开始的。然而在此，我们还不能说到领导权，原因在于，要谈论领导权，连接的因素是不充分的。还有必要的是，连接会通过面对对抗性的连接实践而形成——换句话说，领导权会出现在交错对抗的领域，而且因此意味着同等现象和边界效应。但是，相反，不是每一个对抗都意味着领导权实践，例如，在千禧年说的情形之中，我们有最纯粹形式的对抗，而且由于没有漂浮能指的连接而不存在着领导权：两种社会之间的距离是直接给定的并且从开始就是所需要的，而且它并不意味着连接构造。同等的链条并没有构造共产主义的空间，而是在预定的空间中发挥作用。因此，领导权连接的两个条件是对抗力量的存在和把它们分离开的不稳定边界。只有漂浮要素的广泛领域以及把它们连接成对立阵营的可能性的存在——它意味着后者的不断重新定义——构成允许我们把实践定义为领导权的领域。没有同等和边界，就不可能严格地说到领导权。

在此很清楚的是我们可以怎样恢复葛兰西分析中的基本概念，尽管有必要在引导我们超越葛兰西的方向上激化它们。关系系统的普遍弱化限定了特定社会或政治空间，结果存在着漂浮能指增殖发生于其中的事态，按照葛兰西的分析，我们称之为组织危机的事态。它不是出现在单独一点上，而是事实的多元决定结果，而且它不仅在对抗的增殖中显示自身，还在社会同一性的普遍危机之中显现出来。通过关节点的形成和有倾向性的关系同一性构造得到的相对统一的社会和政治空间，是葛兰西称之为历史集团的东西——不是任何先验历史形式的统一，而是分散中的规则性——与我们的话语形态这个概念相一致。只要我们从构造历史集团对抗领域的观点来考虑历史集团，我们就会称之为领导权形态。

最后，因为领导权形态意味着边界现象，阵地战这个概念显示了它的全部意义。通过这一概念，葛兰西带来了两个重要的理论影响，第一个是要肯定社会的封闭是不可能的：因为边界对于社会是内在的，在可理解的社会形式下，不可能会包括作为经验参照的社会形态。每个“社会”通过区分自身来构造它自己的合理性和可理解性形式，即通过在自身之外排除颠覆它的过剩的意义来构造。但是，另外，只要在“阵地战”中边界随着功能而变化，每个对抗参与者的同一性也跟着变化，而且因此不可能在它们之中发现我们通过被缝合的整体没有找到的最后停泊点。前面我们说过阵地战这个概念导致了战争的非军事化，实际上还有更多的东西：它把阻止它在任何透明所指中被固定的彻底不明确性引入了社会之中。这是阵地战显示其限度所在的地方。阵地战假定了社会空间划分为两个阵营，而且把领导权连接描述为分离它们的边界的迁移性逻辑。然而，显然的是这一假定是不合法的，两个阵营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是领导权连接的作用，而不是它的先验条件——因为，假如它是这样的条件，领导权连接在其中运作的领域本身将不会成为连接的结果。葛兰西的阵地战假定了政治空间区分的类型，我们先前曾经把它描述成大众的同一性。它的发展超过了19世纪的“人民”这一概念，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对于葛兰西来说，那样的大众同一性不再是简单给定的，而是必须要构造领导权连接的逻辑。然而，根据旧的概念，还存在着结构总是在二分的政治空间内扩张边界这个基础上运作观念。这是葛兰西的观点变得不可接受的地方，正如我们先前指出的，这些政治空间的增殖以及它们连接的复杂性和困难，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核心特征。我们将因此保留来自葛兰西的连接逻辑和边界作用的政治中心性，不过，我们会除去对于那些现象形成是必然结构这样的单一政治空间的假定。因此我们会谈论意味着政治空间多样性的民主斗争，以及在其中某些话语倾向于把单一政治空间划分为两个对立领域的多样性大众斗争。但是很清楚的是，基础概念是“民主斗争”这个概念，而且大众斗争只是来自于民主斗争中同等作用多样性的特殊局面。

上述所说中很清楚的是，我们已经离开了葛兰西思想的两个关键方面：（1）他所坚决主张的领导权主体必然在基本阶级的平面上被构造；（2）他所假定的，除了由组织危机构造的暂停时间外，每一个社会形态围绕着单一的领导权中心建构它自己。正如先前我们所指出的，这两方面是残存于葛兰西思想之中的最后两个本质主义因素。但是作为放弃它们的结果，我们现在必须面对并非起因于葛兰西的两个连续的系列问题。

第一个涉及层面的分离，即像任何连接关系一样的、领导权所需要的外在要素。正如我们所见，这并没有向葛兰西提出任何问题，因为，在他的分析之中，“集体意志”的最终阶级核心不是领导权连接的结果。但是，一旦作为最终核心的本体论特权已经被瓦解，事情会是怎样呢？假如在领导权取得成功的情形中连接实践已经成功地构造了差异和关系同一性的体系，领导权力量的外在特征也没有消失，难道它不会变成历史集团中新的差异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差异体系已经被完全焊接在一起的情况意味着领导权政治形式的结束，在这种情况中会存在着从属或权力关系，但是严格说没有领导权关系。因为，随着层面分离的消失以及外在性因素的消失，连接实践的领域也会消失。领导权的政治维度只作为社会增殖开放和非缝合的特征扩展。在中世纪的农业共同体之中，向不同连接开放的区域是最小化的，而且因此不存在领导权连接的形式：当共同体发现自己受到威胁时，没有从封闭差异体系内的重复性活动到正面的绝对同等的转变。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时期开始阶段之中，当不同社会领域的再生产发生在不断需要建构新的差异体系这一持续变化的条件之中时，只有领导权的政治形式占优势的原因。因此，连接实践的领域被大大地扩展了，从而对差异完全固定的可能性减少了。每一个社会同一性变成了多元连接实践的汇合点，在它们之中存在许多对抗。在这些情况下，完全填补连接者和被连接者之间的裂缝不可能达到彻底的内在化。但重要的是要强调：连接力量的同一性继续保持分离和不变都是不可能的，两者都属于持续颠覆和重新定义的过程。这就是甚至同等体系也没有免于被转变为新差异的危险的那种情况。人们知道许多团体与体系的正面对立对于它可能不再是外在的，而且只是变成了一个矛盾，而不是那个系统中的内在立场——即另一个差异。只要对抗的力量接受那个作为其否定的基本形态的连接体系，领导权形态也包含与它对立的东西，但是否定的立场是通过形式本身的内在要素被定义的，所以，政治领导权形态消失条件的理论规定也解释了现代时期它持续扩张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涉及领导权中心的单一性。一旦我们拒绝把领导权铭刻在社会中心和社会本质的本体论层面，就明显不能继续坚持领导权关节点的单一性这种观念。很简单，领导权是政治的关系形式，要是像有些人所期待的那样的话，也就是政治形式，但是在社会地形学内并没有决定性的地位。在特定社会形态中，可能存在着多样化的领导权关节点。显然，它们中的一些可能是高度多元决定的，它们可能构成大量社会关系的浓缩点，而且因此是总体化作用多样性的焦点，但是只要社会是不可还原于任何基本统一原则的无限物，社会唯一中心的观念就根本没有意义。一旦领导权概念和社会特有的多元性的地位被重新限制在这些条件之中，我们就必须对自己询问那些存在于它们中的关系形式。这个不可还原的社会多样性一直经常被理解为自发性领域和斗争形式，这需要我们简短地分析一些关系到“自主性”概念的问题。近年来一直存在着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的重要讨论，[43]但是大部分是以引向死胡同的方式被提出来的。一般来说，那些解释“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尝试是在接受了被缝合的社会这一假定的框架中进行的——例如，通过经济的最后决定——而且相对自主性问题——国家的或任何实体的——变成了不可解决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基本决定构造的机构框架不仅说明了自主性的限度，也说明了自主性实体的本质——在那种情形之中，实体是另一种结构决定的体系，而且“自主性”概念是多余的，要不然自主的实体就不是由系统决定的，在那种情形中，就必须解释它是在何处被构造的，并且被缝合的社会的前提也必须被放弃。正是要使这一前提与同它不一致的自主概念结合起来的愿望，一直妨碍着最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讨论——特别是波朗查斯的著作。然而，假如我们与社会最终的封闭这一假设断绝关系，就有必要从不涉及任何最终单一基础的政治和社会多样性出发。多样性不是要被解释的现象，而是分析的起点。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如果这些空间的每一个同一性总是不稳定的，不可能只肯定自主性与分散之间的同等性。因此，全部自主性或全部从属性都不是合理的答案。这清楚地指明，在稳定的差异体系中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自主性和从属性——以及他们的不同相对性程度——都是那种只在连接实践领域获得了它们意义的概念，只要这些活动在政治领域中通过对抗交叉往来。连接实践不仅发生在特定社会和政治空间之中，还发生在它们之间。总的说来，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暂时假定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谈论——建立在只能是连接实践结果的政治空间构造之上。而且我们可以谈论类似于统一的程度、存在于不同分支和国家机构中的自主性这些情况，即某些领域的自主性并不是结构的必然作用，而是构造了自主性的连接实践的结果。远非与领导权一致的自主性是领导权的构造形式。

近年来对于自主性概念的其他重要运用可以谈论的类似事情是：被联系到新社会运动发展所需要的多元论上的自主性。这里我们处于同样的情况之中。假如变成自主的主体同一性或社会力量曾经被一次性地构造，问题就会仅仅以自主性形式被提出来。但是如果这些同一性依赖某种社会和政治的存在条件，自主性本身就只能以更广泛的领导权斗争形式被辩护和扩展，例如，女权主义或生态政治的主题在某些方面与任何其他的社会同一性、漂浮的能指是一样的，而且它们完全得到保证，构成它们出现的分散条件的领域不可能被颠覆为危险的幻象。会引起对某种运动自主性威胁的领导权问题因此是一个严重问题。严格地说，这个不相容性只在假如社会运动是单一性的、相互间没有联系的情况下才存在，但是假如每个运动的同一性永远不能被实际地获得，那么对于外在于它所发生的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在某种情况下，英国白人工人的阶级政治主观性是由种族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的态度多元决定的，这一点对于移民工人的斗争显然是重要的。这会对工会运动的某些活动产生影响，反过来这些活动会在大量的国家政策方面形成影响并且最后会反过来影响移民工人本身的政治同一性。这里存在着明确的领导权斗争，只要工会中白人工人的战斗性与种族歧视或反种族歧视之间的连接没有从一开始就得到限定。但是这一由反种族主义运动采取的斗争形式会部分地经历某种活动和组织形式的自发性，部分地经历与其他力量的联盟体系和不同运动内容同等体系的构造。因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多元决定稳定形式的构造更能够巩固反种族主义斗争，在这些构造中那些像反种族歧视、反男性至上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不必然倾向于集中起来。自主性再一次没有与领导权对立起来，而成为更广泛领导权活动的内在要素（很明显，这一活动并不必然通过“党派”构成，也不通过制度和任何形式的先验安排构成）。

假如领导权是典型的政治关系，而不是地形学概念，很清楚的是它也不可能从一个被赋予特权的点出发被理解为影响的扩散。在此意义上，我们可能说，领导权基本上是换喻的：它的实现总是形成于来自置换活动的意义过剩（例如，工会或宗教组织可以在社会中具有超出归于它们的传统实践活动的组织作用，而且被对立力量所反对和抵制）。这一错位的因素对于任何领导权实践都是本质性的：我们已经从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出现的这一概念中看到它为了领导权任务采取了阶级同一性的外在性形式，而且我们的结论是不存在被完全获得的社会同一性——这是个事实，它给予连接性领导权要素以充分的中心性标准。这个中心性的条件因此在于内在与外在之间、偶然与必然之间明确分界线的崩溃。但是，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样的结论：没有领导权可以成为社会总体性的原因并且构成它的中心，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新的缝合一直会被产生出来，而且正是领导权概念会消除它自身。社会的开放性因此成了每个领导权实践的前提。既然如此，这必然会导致第二个结论：领导权形态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不可能涉及单个社会力量的特殊逻辑。每个历史集团——或者领导权形态——是通过分散中的规则性被构造的，而且这个分散包括每个不同因素的增殖：部分地限定了关系同一性的差异体系；颠覆了后者，但是只要对抗本身的空间变成规则性的并且以此方式构成新的差异，就可以进化式地恢复同等链条、集中了权力和抵抗权力的不同形式的多元决定形式等等。要点在于，通过同等和差异之间对立的逻辑，每个权力形式是以实际的方式被构造的，而且对于社会是内在的，权力从来不是基本的。权力问题因此不能以构成领导权形态中心的阶级或统治阶层这一形式被提出来，假如那样的话，通过定义，那样的中心永远会躲避我们。但是提出社会中作为选择性的多元论或权利的完全分散同样是错误的，因为这会导致盲目地分析存在的关节点和每个具体社会形态中存在的部分集中性权利。这是许多经典概念——“中心”、“权力”、“自主性”可以被再次引入的地方，前提是它们的情况被重新定义：它们全部都是同样需要在明确关联和关系的环境中获得它们意义的偶然性社会逻辑，在这些环境中，它们会被其他的——通常是矛盾的——逻辑所限制，但是，在定义一个不会反过来被颠覆的空间或结构因素的意义上，它们中没有一个绝对有效。因此在那些概念的绝对化基础上不可能得到社会理论。假如社会没有通过单一的一元实证逻辑被缝合，我们对它的理解就不能给出那种逻辑。

在我们得出结论之前还有重要的一点。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谈到作为经验对象的“社会形态”和作为被连接起来的差异整体的“领导权形态”，同样的词——“形态”——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被使用，而且我们必须力求排除产生的不明确性。更一般形式的问题可以被总结如下：如果经验上特定代表的集合（在社会形态的情况下）或者话语因素的集合（在领导权形态的情况下）被包含在形态概念暗示的总体之中，那是因为通过那个总体不可能就外在于后者的事情来区别它们。由此，正是在它自己的限制基础上，形态被塑造为总体。假如我们在领导权形态的情况下提出这些限制的构造问题，我们就会必然地区别两个层面：一个涉及每个“形态”可能性的抽象条件，另一个涉及领导权逻辑引入到它之中的特殊差异。我们从作为相对稳定差异体系的形态内部空间出发，很清楚的是，差异的逻辑对于构造限度是不充分的，因为，假如它完全是占优势的，超出它的东西不可能只是另外的差异和那些会把它们改变为部分形态本身的规则性。假如我们继续停留在差异领域，我们就仍然存在于使我们不能思考任何边界的无限之物的领域之中，并且由此瓦解了“形态”概念，即限度只存在于差异的系统集合可以被超出它们的总体所取代这一情况下，而且，它只是通过取代构成自身为形态的总体才存在的。如果从已经说到的来看，很清楚的是那个超出不能由实际的事物构成——在新的差异之中——那么唯一的可能性是它将由否定的东西构成。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同等的逻辑把否定性引入社会领域，这意味着形态只通过把限制改变为边界，通过把超出限制的东西构成为它所不是的东西来构造同等的链条表示它自身（即同样构造了它自身）。正是仅仅通过否定性、区分和对抗，形态把自己构造为总体化的地平线。

然而，同等的逻辑只是每个形态存在最抽象和普遍的条件。为了能够谈论领导权形态，我们必须引入先前分析所提供的另一个条件，即社会和政治空间的连续规定和那些构成社会区分的限制持续的置换过程，它们是当代社会所特有的。正是在这些条件之下，被塑造的总体通过同等的逻辑获得了领导权特征。但是这似乎意味着，在这个不稳定趋向于使社会边界不稳定的范围内，形态范畴本身受到了威胁。而且这正是所出现的：假如每个边界都消失了，并不意味着形态更难以识别，因为总体不是事实，而是构造。当有一个同等的构造链被打断时，整体不是隐藏自己，而是瓦解掉了。

由此而来的是“社会形态”这一术语，当被用于指定一个对象时，是没有意义的。社会代表作为对象没有构造任何形态，例如，假定“社会形态”这一术语要以明显核心化的方式指定生活在特定领域之中的代表，那个领域的限度问题立即就会被提出来，而且这里有必要规定政治的边界——即在不同于简单涉及的代表实体这一层面上。因此存在两种选择：是政治的限制被认为是外在的简单事实——在这一情形之中像“法国的社会形态”或“英国的社会形态”难以比“法国”或“英国”更多地指明什么，而且术语“形态”是多余的，要不然，代表就被重新建成为构成他们的形式——并且在此情形之中没有为什么这些会与国家边界一致的理由，某些连接实践会使它们同样与形态的限制相一致。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形之中，这都是建立在塑造特定空间并且同时活动于其中的多元领导权连接上的一个开放过程。

我们在这一章中的几个论述要点，一直要说明的是为否定性提供了重要基本特征的社会开放性和非决定性，并且我们还假定了连接和领导权实践的存在。现在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前两章中的政治争论线索上，并且说明社会的非决定性和连接的逻辑，怎样允许对以新的术语提出的领导权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行提问。

（尹树广 鉴传今 译）

[1] 选自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 C.泰勒：《黑格尔》，23页以及第1章，剑桥，1975。

[3] 荷尔德林：《尼伯龙根片段》，引自C.泰勒，35页。

[4] A.特伦德伯格：《逻辑研究》，希尔德斯海姆，1964（第1版，1840年）。

[5] L.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203页，伦敦，1969。

[6] L.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206页（脚注），伦敦，1969。

[7] 正如可以被观察到的，我们的批评在某些方面与英国的海因兹和赫斯特学派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确实与他们的研究有一些根本的不同，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会涉及这些不同。

[8] E.巴利巴尔：Sur la dislectique historique.（Quelques remarques critiques à propos de Lire le Capital），in Cinq études du matérialisune historique，巴黎，1984。

[9] B.海因兹和P.赫斯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伦敦，1975；《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伦敦，1979；A.卡特勒，B.海因兹，P.赫斯特和A.侯赛因：《马克思的资本和今天的资本主义》第2卷，伦敦，1977。

[10] 卡特勒等，第1卷，222页。

[11] 赫斯特和伍利：《社会关系和人的特征》，134页，伦敦，1982。

[12] M.福柯：《知识考古学》，31—39页，伦敦，1972。

[13] E.本维尼斯特：《普遍语言学中的问题》，47—48页，迈阿密，1971。

[14] 在对福柯知识考古学方法限度的深刻研究之中，B.布朗和M.卡曾斯说：“（福柯）没有把现象的分类变成两种存在，话语和非话语的。对于他来说，问题总是在于特殊的话语形式的同一性。在特殊话语形式之外的就落入这一同一性之外。因此其没有加入到存在的一般形式——即非话语——之中。”（“语言学的缺点：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情形”，《经济与社会》，1980年8月）关于可能的“把现象的分类变成两种存在”即关于可以在总体内建立局部区分的话语无疑是真实的，但是这并没有排除话语理解形式方面这个问题，接受非话语实体不仅仅与术语有关，也限制性了话语概念。

[15] M.福柯，53—54页，H.L.德雷福斯和P.拉宾诺，在他们论福柯的书中（《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65—66页，芝加哥，1982），意识到这一段落的潜在的重要性，但是草率地拒绝了作为“非话语”的制度概念。

[16] 严格地说这里指的正是“形态”这个概念。这个问题可以用最一般的方式阐述，像下面这样：假如表现形态特色的是分散中的规则性，那么怎么可能来确定对形态的限制？让我们来假设，存在着话语实体或外在于形态的差别，但是在外在性内它是绝对规则的。假如关键的单一标准是分散，怎么可能建立差别的“外在性”？在那种情形下，第一个要被决定的问题在于限制的确定是否依赖于自己添加到考古学的事实上的“形态”概念。如果我们接受了第一种可能性，我们只是简单地采用与那些过去一直从开始就在方法论上排除的“作品”、“传统”等标准同样的实体。如果我们接受了第二种可能性，很清楚，在考古学的材料本身内，就必定存在着某种逻辑，它能够产生构成限制并且因此建构形态的总体作用。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进一步讨论的，这是由同等（equivalence）的逻辑完成的任务。

[17] 从现象学出发，梅洛-庞蒂把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计划当成是要克服“自在”和“自为”之间的二元论，而且要确立一个克服被萨特哲学当成是不可克服的对立领域。现象因此被理解为建立了“事物”和“精神”联系的地方，而且知觉被当成了比认识（Cogito）更为主要的基本层面。意义概念的限度内在于每一个现象之中，只要其以生活的不可还原性为基础，必定使我们不会忘记它的这个形式——而且特别是在梅洛·庞蒂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一些要终结内在于二元论形式中的本质主义的最激进企图。

[18] L.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3页，牛津，1983。

[19] 同上书，5页。

[20] 为了反对认为话语原则会使“唯物主义”受到怀疑的某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只想建议去游览一下马克思的文本，特别是《资本论》，不仅包括论劳动过程那一章中关于蜜蜂和建筑师的著名段落，还包括整个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在那里正是商品生产的规律——资本积累的基础——被描述为严格的社会规律，它通过在根本不同的客体之间建立同等关系强加于社会本身。从第一段开始就陈述了这一点——评论巴尔本的主张——“‘物都有内在的长处（这是巴尔本用来表示使用价值的专门术语），这种长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如磁石吸铁的长处就是如此。’（尼古拉·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6页，伦敦，1696年）磁石吸铁的属性只是通过它发现了磁极性以后才成为有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48页页下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译注）

[21] 我们不是用“外部”在提出特别的话语范畴。外部是通过其他话语被构造的。正是这个话语的外部本质提供了每种话语脆弱性的条件，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最终保护它，对抗它的差异系统由于话语连接从外部作用带来的变形和不稳定。

[22] J.德里达：《写作和差异》，280页，伦敦，1978。

[23] 对于这个关于缝合不可能性的概念以及因此每一社会关系最终的内在可理解性是不可能的这方面的概念，近来大量的著作已经把它们扩充为传统上描述为纯结构逻辑模式的体系，即语言。例如，F.加代和M.佩舍已经指出，就索绪尔来说：“关于使特殊效果的诗脱离整体的语言的理论，索绪尔的著作……使诗渐渐成为语言固有的：索绪尔所建立的不是古代拉丁诗体的功能，甚至也不是诗的功能，而是语言本身的功能”（La langue introuvable，57页，巴黎，1981）。参照F.加代：“La double faille”，Actes du Colloque de Sociololinguistique de Rouen，1978；C.诺曼德：L'arbitraire du signe comme phénomène de déplacement，《辩证法》，巴黎，1972，1—2期；J.C.米尔纳：“L'amour de la langue”，巴黎，1978。

[24] 参照我们在前面关于本维尼斯特对索绪尔的批评中所说的。

[25] 参照M.福柯：《事物的秩序》，伦敦，1970。

[26] 关于这一点，参照B.布鲁斯特：“《资本论》中的拜物教和阅读《资本论》”（《经济与社会》，1976，第5卷，第3号）与P.赫斯特：“阿尔都塞和意识形态理论”（《经济与社会》，1976，第5卷，第4号。）

[27] 同上书。

[28] 含糊性来自使用“人”这个概念同时去指“人类”，而且“人种的男性成员”是我们要说明的话语含糊性的征兆。

[29] E.P.汤普森：《诗的理论》，伦敦，1978。然而，我们立即得出结论：汤普森只是一直在误读阿尔都塞。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假如汤普森通过反对以假定人类本质为基础的人道主义，而且反人道主义建立在对人类本质的否定基础上提出了错误的选择，那么阿尔都塞对人道主义的分析没有给任何东西留下余地，而不是把它转到意识形态领域就同样是真实的。因为，如果历史具有一系列的生产方式提供的可理解结构，而且假如正是这一结构可以受到“科学”实践的影响，那么这只能伴随着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构造的“人道主义”概念——这个没有被理解为错误意识的平面在本体论上是不同的，而且从属于由生产方式的规律所构造的社会再生产机制。走出这两个本质主义——围绕着“人”和“生产方式”构造的——引向死胡同的道路是现象与本体这一区别的瓦解。在此意义上，人道主义话语既不是被先验地赋予特权的，也不从属于其他话语。

[30] 《男人/女人》，1978，第1期，短评。

[31] 参照C.墨菲“性/性别体系与妇女从属性的话语构造”，见S.亨尼恩和L.帕尔丹编的《意识形态的再思考：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讨论》，柏林，1983。从这种观点对女权主义政治历史的介绍可以在萨丽·亚力山大的“妇女，阶级和性差异”（《历史研讨》，1984年春）中找到。关于性政治问题更为一般的论述，见杰弗里·威克斯：《性、政治和社会》，伦敦，1981。

[32] 这个概念已经被盖尔·鲁宾的“买卖妇女：评性‘政治经济学’”发展了，见R.R.赖特编的《走向妇女人类学》，157—210页，纽约，伦敦，1975。

[33] 这方面并没有被《男人/女人》的编辑完全忽视，因而，P.亚当斯和J.明森说：“存在着某种‘全能’的责任性可以覆盖多数社会关系——人们被普遍控制在‘有责任’、复杂的评价之中（消极的一面是被‘不负责任’控制）。但是不管这个全能的责任性显得多么扩散，它仍然从属于满足一定的社会条件，而且‘全能’的责任必须被分解成各种不同的情况。”见“女权运动的‘主体’”，《男人/女人》，53页，1978，第2期。

[34] L.葛莱蒂：《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新左派评论》，1975年9—10月，第93期，3—29页，以及Tamonto dell'ideologia，87—161页。

[35] 在下面四个原则中，康德总结了现实对立与矛盾之间不同的特征。“首先，彼此对立的规定必定会在同一主体中找到：实际上，如果我们提出，一个规定在一个事物之中，而另一个规定——无论是哪一种——在另一事物之中，现实的对立并没有随之产生。其次，在现实的对立中，对立的规定之一不可能总是另一个相矛盾的反面，因为在那种情形中，差别会具有逻辑性质，而且正如我们先前看到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再次，一个规定不可能总否定由另一个提出的不同东西，因为在后者中可能没有任何对立。最后，假如它们是对立的，它们没有一个会是否定的，就像在后者的情形中，没有一个会提出被另一个否定的事情。正因此，每一个现实的对立中两个断言必须都是肯定的，但是在此方式内，在它们合并到同样主体之中，结果是相互否定对方的。因此，在被认为每一个是另一个的否定的那些事物中，当它们被综合在同样的主体之中时，结果是零。”Ⅰ.康德：Ⅱ concetto delle quantità negative，见Scritti precritici，268—269页，巴里，1953。

[36] 汉斯·凯尔森在与马克斯·阿德勒的争论中清楚地认识到，在表现社会世界的对抗特征时，应该走出在现实对立与矛盾之间进行唯一的选择。参照R.拉奇纳罗对凯尔森立场的总结：e il dibattito su democrazia e parlamentarismonegli anni Venti-Trenta；对凯尔森的介绍，见Socialismo Stato，Una ricerca sulla teoria politica del marxiam，巴里，1978，cxxii-cxxv页。

[37] R.埃奇利：《辩证法：葛莱蒂的矛盾》，《批评》，1977（7）。

[38] J.埃尔瑟：《逻辑和社会：矛盾与可能世界》，奇切斯特，1978。

[39] “什么是辩证法？”见《猜想与反驳》，312—335页，伦敦，1969。

[40]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不同于本书作者之一的早期著作中表达的观点，在那里，对抗概念被等同于矛盾（E.拉克劳：“民粹派的破裂和话语”，《电视教育》，1980年春），在重新思考我们的早期观点方面，埃米利奥·德·艾波拉在大量对话中进行的批评性评论，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41] 英国著名政治家和小说家，1804—1888。——译注

[42] 关于语言结构中隐喻和换喻的两轴，请参见张祖建译的雅各布逊“隐喻和换喻的两极”，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4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译注

[43] 关于当代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研究国家相对自主问题的各种方式，见B.雅索普：《资本主义国家》，纽约和伦敦，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