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必须在理论上构造领导权概念。迄今为止，我们的分析已经提供了比作为切入点的明确话语领域更多以及更少的东西。更多的东西，由于领导权空间并非是在局部上“未经充分思考”的：它还突然超出把不同要素还原到封闭典型内部的那种认识基础上的整个社会概念。更少的东西，因为领导权关系得以出现的不同方面没有融洽地汇集起来，去构成需要新概念来填充的理论真空，相反，它们中的一些看来成了这个概念分解的表面：因为，每一个社会同一性的关系特征都意味着在其中可以发现领导权连接的水平差别、连接与被连接之间不均衡的结束。构造领导权概念因此不是简单地在一致的环境下所做的努力思考，而是需要在相互矛盾的话语层面上进行协商的更复杂的策略运动。

迄今为止所说的每件事情得出的结论是，领导权概念意味着由连接范畴所控制的领域，以及由此那些被连接的要素可以被个别地确定（稍后，我们将研究怎样可以独立指定被连接的总体的要素）。无论如何，只要连接是实践，而且不是特定关系复合体的名称，就必然意味一些实践进行连接和重组的要素分离存在的形式。在我们要分析的理论化类型中，连接实践的对象本来是被当成丧失结构和组织总体的碎片来详细说明的。在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的一代以所获得的分裂和分化的经验作为他们理论反思的出发点，出于17世纪作为人在其中占据确定位置的有意义秩序这一宇宙观的崩溃——以及这种观点被自我决定的主体概念所代替，主体成了维持与宇宙其余部分（韦伯所说的去除了魔力的世界）外在关系的实体——导致了浪漫主义狂飙运动的一代急切地去寻找失去的统一性和可以克服分化的新的综合。作为完整总体表达的人的概念试图要终结17世纪以来理性主义的所有二元论——肉体/精神、理性/情感、思想/感觉。[2]众所周知，浪漫主义把这个分裂的经验理解为与下面的情况有紧密关系：社会根本上被区分和分化为阶级，建立起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外在性关系的官僚国家的复杂性日渐增长。

由于要被重新连接起来的要素被指定为失败的统一体的碎片，很清楚，重组会有一个人为的特征，与希腊文化特有的自然有机统一体不同。荷尔德林说道：“有两个我们存在的理想：一个是伟大的质朴状态，在其中，只是通过自然组织，而不是我们自己所做出的行动，我们的需要与其他人、与我们的力量以及每一件与我们相关的事情相协调；另一个是最高教养的状态，在其中，这种协调将通过我们自己能够给自身提供的组织在无限的多样化与增长的需要、力量之间产生。”[3]现在所有的事情都依赖于我们怎样理解“我们自己能够给自身提供的组织”，以及给出新统一形式要素的组织，这些组织都是偶然的，而且外在于它们本身的组成片段，否则的话，组成片段与组织都是超越它们的总体的必然要素。很清楚，只有第一种形式的“组织”可以被理解为连接，第二种形式严格说来只是一个中介。但是在哲学话语中这一个与另一个之间的差别一直更多地被当成不确定的模糊领域，而不是更多地被当成是明确的分界线。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这是黑格尔的思想在对辩证统一和分裂的研究中提出的不确定性。他的著作同时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最高成就和对社会的第一个现代反思——就是说是后启蒙的。它不是从乌托邦出发的社会批评，也不是把秩序当成是必然和给定的机械论描述和理论化，相反，黑格尔的反思开始于不透明的社会对立难以捉摸的合理性形式，而且只有参照使分裂返回统一的狡黠的理性才能看透的可理解性。黑格尔因而处在两个时代的分界线上，在第一方面的意义上，当他试图在理性的范围内排除二元论去接受万物差异的总体时，他代表了理性主义的最高点。因此，历史与社会具有合理的可理解性的结构。但是，在第二方面的意义上，当历史合理性的确证只能以把矛盾引入到理性领域之中为代价时，综合性包含了所有分裂的种子。因此足以说明：为了让黑格尔的话语变成完全不同的一系列非逻辑的偶然变化，而要求不断违背它自己需要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就像在17世纪被特伦德伯格所证明的。[4]这里正是黑格尔的现代性所在：对于他来说，同一性绝不是肯定的和封闭在自身之中的，而是作为转变、关系和差异被构造的。然而，假如黑格尔的逻辑关系变成偶然的变化，它们之间的联系不可能被确定为优先的或被缝合的总体性，而意味着它们是连接。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不确定性领域在“辩证法”概念的矛盾运用之中被显示出来：一方面，在试图逃避逻辑决定时，就会无批判性地求助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把先验变革的必然特征看得比开放关系的不连续因索更重要的地方，“辩证法”发挥了封闭作用。要是正像特伦德伯格已经指出的一样，那些不明确和不严格性出现在黑格尔本人那里，我们就不应该对马克思主义过于苛求明确性和严密性。

那么，这个由话语“辩证法”的使用所构成的不明确领域是首先必须要废除的。为了使我们自己坚定地被置于连接领域，我们必须拒绝建立部分过程的总体“社会概念”，因此我们必须把社会开放性看成是构造的基础或存在的“否定性本质”，把各种不同的“社会秩序”看成是不稳定的或根本上不可驯化的差异领域。从而，社会的多样性不可能通过中介体系被理解，“社会秩序”也不能被理解为根本原则。社会没有被缝合的特别空间，因为社会本身没有本质。这里有三点是重要的：第一，有两个概念意味着社会不同的逻辑：一种在“中介”的情形之中，我们处理的是逻辑变化的体系，在其中对象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遵从概念间的关系；在另一种情形之中，我们面对的是我们必须确定其本质的偶然关系。第二，在批判被必然规律统一起来的全体这个社会概念中，我们不能只讲要素之间关系的非必然性特征，因为，我们仍然保留着要素本身同一性的必然性特征。拒绝对社会关系进行的任何本质主义研究这一概念，还必须说明每个同一性的不稳定特征以及在最后的意义上完全精确地确定“要素”含义的不可能性。第三，只是在与假定其统一性的话语相对立的意义上，要素的全体才被分裂和瓦解。在任何话语结构之外，显然不可能谈论分裂，甚至也不可能详细说明要素。但是，话语结构不是“认识的”或者“思想的”实体，它是构成和组织社会关系的连接实践，因此我们才可以谈论发达工业社会日渐增长的复杂性和分裂——不是在永恒的意义上它们比以往的社会更复杂，而是在它们按照根本的不对称被构造这一意义上。这是一个存在于日渐增长的差异之中的不对称——“社会”意义上的过剩——也是任何企图去把那些差别固定为稳定的连接结构要素的话语遭遇到的困难。

因此我们必须开始分析连接这一范畴，它将为我们提供建立领导权概念的出发点。范畴的理论构造需要我们采取两个步骤：建立详细说明进入连接关系的要素的可能性；确定构成连接的相关要素的特性。尽管这一任务可以从大量的不同点被提出，我们还是更愿意做一下迂回。首先我们将详细分析那些理论话语，在其中存在着我们所要详细阐述的概念，但是在其中它们的发展仍然被本质主义话语的基本范畴所禁止。在此意义上，我们以激化阿尔都塞学派的某些主题这个方式来研究他的基本概念，考查这一学派的演变。我们将尝试构筑允许我们提出让人满意的“连接”概念的基础。

一、社会形态和多元决定

阿尔都塞以彻底把他的作为“复杂构成的整体”这个社会概念与黑格尔的总体概念相区分开始他的理论轨迹。黑格尔的总体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它的复杂性总是围绕着自我展开的单一过程的要素的多样性。“黑格尔的总体是理念的异化发展，因此，严格地说，它是一个现象，持续存在于它的所有显现中的，而且甚至是存在于准备返回自身的异化之中的单一原则的自我显示。”[5]通过把差异与必要的“中介”视为同一来使真实还原为概念，这一概念具有的规则与阿尔都塞的内在于多元决定过程的复杂性完全不同。由于后来对阿尔都塞这一概念不加选择和不准确的应用，有必要详细说明其本来的意义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应该发挥的理论作用。这一概念来自精神分析，而且具有比表面的修辞特征范围更多的内容，在这方面，阿尔都塞是非常明确的：“我没有发明这个概念，正如我所指出的，它是从已有的两个学科即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中借用的。在这些学科之中，它有着客观的辩证‘内涵’，而且——特别是在精神分析中——完全涉及了它在这里指明的并非任意借用的内容。”[6]对于弗洛伊德，多元决定并非至多通过类比自然世界进行比喻的普通“融合”或“合并”过程，它是包含象征维度和多元意义的非常明确的融合形式。多元决定这一概念在象征领域构成，而且在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因此，阿尔都塞说每件事物存在于社会多元决定基础上所具有的非常丰富的潜在意义是社会把自己构成为象征性的秩序这一主张。象征——也就是多元决定——社会关系的特征，因此意味着它们缺乏使自己还原到固有规律必然要素上的根本精确性。并不存在两个水平：本质和不同的表面现象，因为不存在确定使象征会成为次要派生意义的根本精确意义的可能性。社会和社会代表没有任何本质，而且他们只是由伴随着确立某种秩序的相对不稳定的固定形式组成。这一分析看来打开了从多元决定的社会关系开始详细阐述新的连接概念的可能性。但是这并没有出现，多元决定这个概念趋于从阿尔都塞的话语中消失，而且日渐增长的封闭带来了新的不同的本质主义。这一过程从“论唯物辩证法”已经开始，到《阅读资本论》达到了顶点。

假如多元决定这一概念不能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之中产生它对总体的解构作用，这是因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要适应阿尔都塞话语之中另一个中心因素的企图。严格地说，即适应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个概念的含义，假如这个最后的决定是一个对每一个社会都有效的真理，这个决定与使其有效的条件之间的关系不可能通过偶然的历史连接得到发展，而会构造一个先验的必然性。重要的是要记住讨论的问题不是经济应该有它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义反复，因为，假定某个事物存在，那是因为已有的条件给出了它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如果经济对每种类型的社会是最后决定性的，它必须是独立于任何特殊类型的社会被定义的，而且经济存在的条件也必须脱离任何具体的社会关系来定义。然而在那样的情况下，那些唯一现实的存在条件将成为经济存在和决定性角色的保证，换句话说，它们同样将成为经济的内在要素，不会有什么差别。[7]

然而还有更多的事情，阿尔都塞从断言不需要使抽象具体化开始，提出没有不被多元决定的现实。在此意义上，他赞同地引用了毛泽东对矛盾的分析和马克思在1857年导言中对抽象“生产”的拒绝（这一抽象只是在社会关系的现实体系形式中才有意义）。然而，阿尔都塞陷入了他所批评的错误之中：存在着抽象的普遍客体——发挥现实作用的经济（最后的决定作用）；而且同样存在着另一个抽象客体（存在的条件），其形式历史地变化着，但是被预先建立起来的保证经济再生产的主要角色统一起来；最后，因为经济和它的集中性是任何社会可能安排的常数，就有可能对社会进行定义。在这里，分析转向了更仔细的考虑。假如经济是一个可以最终决定任何社会类型的客体，这意味着，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单一的决定，而不是多元决定。假如社会有一个最后的因素决定它的运动规律，那么多元决定与最后决定之间的关系肯定按照后者简单的、一个维度的决定来理解。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多元决定的领域是非常有限的：它是作为与根本决定对立的偶然变化的领域。而且，如果社会确实有最后的和根本的决定，差别就不会构成，社会就会被统一在理性主义典型所缝合的空间之中。因而，我们面对的是完全同样的二元论，它从19世纪结束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再生出来。

这是阿尔都塞理性主义开始脱落的地方。重要的是记住矛盾的二元论起点会转到那些无可奈何地面对自身原初计划崩溃的理论形式中去。实际上，形成了两种可能性：第一个是要去发展多元决定这一概念的全部含义，揭示“经济的最后决定”这一概念的不可能性，肯定每一个同一关系的不稳定特征；第二个是要证明假定的社会总体要素之中的必然性联系的逻辑矛盾，从而通过不同的道路揭示作为合理地统一起来的总体的客观“社会”的不可能性。实际遵循的道路是后者。结果，在否定合理性的社会概念时，对理性主义的批评本身接受了理性主义分析所做的假设。解构扩大的结果是使连接这一概念变得完全不可思考了。正是对这一思想路线的批评为我们提供了构造我们连接概念的不同基础。

打破阿尔都塞理性主义典型不同因素之间逻辑联系的这一尝试是巴利巴尔在自我批评中开始的，[8]而且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流派中得到了最后的结果。[9]巴利巴尔自我批评的模式包括引入关于《阅读〈资本论〉》的争论中不同观点之间的裂缝——对于这个裂缝，逻辑过渡一直有伪造的特征。但是，他通过使被假定为导致了从抽象到具体转变的实体多样化来填补这些裂缝。这样，理解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就需要阶级斗争领域的扩展，这一领域的不平衡防止了把阶级斗争还原到个别生产方式的单一规律上去。争论的东西正在于上层建筑再生产的需要能够被还原到那个规律，以及连接的各个方面的不平衡必须按照结合起来的方式来理解，在这种方式中，参与因素的抽象统一瓦解了。然而很清楚，这些分析只是在扩大的规模上再生产了原有表述的困难。其所进行的斗争必定导致变革过程的阶级实际上是什么呢？如果他们是围绕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利益构成的社会代表，他们活动的合理性和政治算计形式可能是由生产方式的逻辑决定的；假如相反，这没有穷尽他们的阶级同一性，那么他们的同一性是在什么地方构成的呢？同样，知道上层建筑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并没有使我们走得更远。如果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它们是上层建筑，在社会地形学（thetopography of the social）中就会有指派给它们的位置。沿着这一解构线索进一步能够在巴里·海因兹和保罗·赫斯特的著作中发现，“最后决定”和“结构因果关系”概念属于一种破坏性的批评。由于确立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非必然一致的特征，他们得以总结出必须放弃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生产方式概念这一合法的客体。一旦任何总体化的方面被废除，存在于具体社会形态之中的连接类型就以下面的形式被提出来：“社会形态不是被组织原则、最后决定、结构性因果关系或任何别的什么所控制的总体，它应该被明确地理解为由与经济、政治、保障他们存在条件的文化形式在一起的生产关系构成，但是并不存在那些条件被保障的必然性，而且也没有社会形态的必然结构使得其中的那些关系和形式必须结合起来。至于阶级……假如它们被理解为经济的阶级、拥有明确的与生产方式不相连接的所有权立场的各种经济代表，那么它们也不能被理解为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形式，或者被它们代表。”[10]

我们在此提出了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来详细说明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某些对象——生产关系、生产力等等——而且使那些“保障存在条件”的对象之间的连接重新概念化了。我们想证明的是：（1）指定客体的标准是不合法的；（2）以共同“保障它们存在条件”的形式使那些事物之间的关系概念化，并没有提供任何连接概念。

关于第一点，库特勒等人从没有争议的命题开始——除非我们陷入企图在概念化层面上断定社会形态再生产普遍机制的教条理性主义——满足这些条件或者被它们采用的特殊形式的必然性，不可能来自某种概念化规定的关系的存在条件。可以由此得出下面的观点是完全不合逻辑的：特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可以脱离保证它们存在条件的具体形式得到说明。我们来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只有在那些条件是不能满足的情况下承认这些生产关系的存在才可能是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条件——例如，保证私有财产的合法条件——才是存在的逻辑条件。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逻辑结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概念中没有什么东西表明它们能保证自己的存在条件。确实，在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概念当成客体的同样话语的层面上，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就可以外在地得到保证。但是，正因为这一点，提出下面的观点是不恰当的：在每一种情况下，由于存在着生产关系与存在条件之间的差别在抽象生产关系概念的话语内是逻辑差别，并没有成为具体的多样性，因而不知道这些生产关系将怎样得到保证。由此，假如说到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条件得到这样或那样制度的保证，就陷入了双重不合理的推理变换：一方面，主张某种具体话语和制度实践保证那个属于另一种推理顺序的抽象实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抽象的术语过去习惯于用来指英国的生产关系，那么很明显，在某种话语中指定的客体就被用作一个名称来指出其他话语和实践构造的客体——那些构造英国生产关系总体的客体。但是在此情形之中，因为不仅仅存在着“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话语和实践的多样性，所以不再存在任何在其中生产关系对它们存在条件的外在性可以被先验确立的领域。进而，由于指出客体之间差别的可能性被建立在逻辑标准上，构成问题的正是这个标准。假如像库特勒等人所主张的那样，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在那些概念中被详细说明的客体之间的关系，那么，对象之间的分离也并非来自概念之间的分离。但是库特勒等人只通过指定某种话语的对象之一以及不同话语之中的其他对象来主张特殊的同一性和分离的客体。

现在我们转向第二个问题。被称为“保证存在的条件”的联系能被理解为要素的连接吗？无论什么样的具有连接关系的概念，都必须包括不同立场构成的体系。而且假如这个体系建立了一个结构，它所包含的要素同一性的合理或不合理特征这些问题就会产生。有可能去考虑“保证存在的条件”为引起这些由相关要素提出的问题构造被充分分析的领域吗？显然不能。保障存在的条件会满足客体存在的逻辑要求，但是并不能建立起两个客体之间的存在关系（例如，某些司法形式可能有利于某些生产关系存在的条件，即使后者实际并不存在）。假如一方面，我们考虑存在于客体和保证其存在条件的情况之间的关系，很明显的是这些关系不能在那些情况下保证客体存在条件的基础上被概念化，因为这一保证并没有构造关系。因此，如果人们要想认识连接关系的特殊性，就必然转向不同领域。

赫斯特和伍利主张：“他（阿尔都塞）把作为总体（totalities）的社会关系理解为由单一决定性原则控制的整体，这一整体必须保持自身的一致，并且必须使在它的范围内的所有代表和关系从属于它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把社会关系理解为制度、组织形式、实践和代表的集合体，它们没有回答任何单一因果关系原则或逻辑连贯性，这些原则和连贯性能够并且确实在形式方面不同，而且彼此并非是必不可少的。”[11]这一段话表明由纯逻辑学家的解构引起的全部问题，由于涉及使假定总体的要素统一起来的连接的非本质性特征，总体这一概念遭到了拒绝。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不同意见，但是，像“制度”、“组织形式”、“代表”那样的要素一旦被指定，就会立即产生问题。假如这些组合体——与总体相比——被理解为合法的社会的理论化对象，我们就必须断定它们中每一个的内在组成部分中的关系是实质性和必然的吗？假如答案是肯定的，无疑我们就离开了总体的本质主义和要素的本质主义。除了上帝这一角色不再在要素之间建立和谐而只是为了保证要素的独立性以外，我们仅仅是用莱布尼茨置换了斯宾诺莎。相反，如果那些内在要素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本质性的也不是必要的，那么，除了不得不详细说明以纯粹消极方式表现其特征的关系的本质之外，我们还被迫去解释为什么这些“合法”客体内在组成之中的非必然性关系不能存在于合法客体本身之内。假如这被证明是可能的，某种总体概念就会再次复活，差别只是它不再包含一个统一“社会”的根本性原则，而是开放关系的复杂性中的全部总体化作用。但是假如我们单独活动在“本质性关系或非理性的同一”这个选择之中，所有的社会分析就会包括对不可连续分割下去的逻辑原子无限后退的这个妄想的追求。

问题是关于要素和客体之中分离的整个讨论一直逃避先验的和基础的问题：分离出现的领域问题。这样，正统的二元选择问题已经暗中溜进了分析之中，每个客体都被分离为概念上离散的要素——在此情形之中，我们正在面对的是逻辑上的分离，不然的话，它们就被分离为经验上特定的客体——在此情形之中，不可能躲避“经验”范畴。这样一来，由于没有详细说明客体统一或分离在其中发生的领域，就再次退回到赫斯特和伍利要千方百计避免的“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二元选择之中。这一无法令人满意的情形实际上从开始就预先注定了，即在批评阿尔都塞理性主义的过程中采用了批判在不同的“总体”要素中假定的逻辑联系时，就注定了。因为，假如没有联系的“要素”被概念化地说明和固定，或者更确切地说，假如完全明确的同一被归于它们，逻辑的解构就只能被贯彻了。唯一剩下的出路是社会的逻辑破碎，再加上不可知论在理论上对“具体情况”的描述。

然而，在最初阿尔都塞主义者的规划之中，所预示的是完全不同的理论担保：不仅通过其范畴的逻辑崩溃——其结果是固定被解体要素的同一性——而且还通过对各种固定性类型的批评，通过肯定每个同一性的不完整性、开放性和政治上的可协商特征来终结正统的本质主义。这就是多元决定的逻辑。根据它，每一个同一性的意义都由于所有实际呈现为根本上被颠覆和被超越的东西而被多元决定，根本不存在一个本质主义的总体化或者在客体中的本质主义分离，在其他客体中存在的一些客体防止了它们的任何同一性被固定起来，被连接客体的出现并不像钟表机械中的零件那样，而是由于它们在其他客体之中的存在妨碍了它们同一性的缝合。在此意义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说明了完全不同于天真实证的“科学社会主义”所描述的景象，在其中社会代表完全围绕着利益构造起来，发动由透明的决定因素限定的斗争这种理性主义的游戏根本不存在。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阶级在把自身构造为历史主体时的困难，其立场的分化和分裂，社会和政治的再聚合——“历史集团”、“集体意志”、“群众”、“大众阶层”——形式的出现，规定了新的客体和新的构造逻辑。因此，我们正处在一些实体被另一些实体多元决定的领域之中，而且典型的固定性被驱逐到最后的理论地平线上去。正是这个特殊的连接逻辑是我们现在必须要确定下来的。

二、连接和话语

在这一讨论的环境之中，我们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连接，那些要素的同一性被规定为连接实践的结果。来自连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我们称之为话语。不同的立场只要在话语之中被连接起来，我们就称之为因素（moments）。相对应地，我们称任何没有被话语连接的差别为要素（element）。为了进行正确的理解，这些差别需要三种主要说明：关于话语形态特有的连贯性；关于话语的维度和范围；关于被话语形态展示的开放性和封闭性。

（1）话语形态既没有被统一在要素的逻辑连贯性中，也没有被统一在先验主体的先验之中，或者胡塞尔提供的赋予意义的主体之中，或者经验的统一之中。我们所归于话语形态的连贯性类型接近于——后面我们将指出带着差别——表现福柯在“分散中的规则性”中所阐明的“话语形态”概念特点的东西。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否定了关于统一话语形态的四个原则——归于同一个对象；叙事生产中的共同风格；概念的持久性和归于共同的主题。相替代的是，在形成规则和分散叙事存在的复杂条件控制的范围内，他使分散本身成为统一原则。[12]注意到这一点是必要的，规则控制的分散可能从两个对称性对立的方面被理解，首先，就分散来说，关于要素可以被当成分散化的，需要确定参照点（在福柯那里，可以只通过参照围绕一般对象、类型、概念和主题构造起来的缺席的统一形式来谈论分散）。但是话语形态也可以从分散中的规则性这个方面被理解，而且在此意义上被看成是所有不同立场的全体。这个全体不是任何外在于其本身的根本原则的表达——例如，它不能通过解释学阅读或者结构主义的组合来理解——但是它构造了一个结构，可以在外在的某种环境中被表示成一个总体。由于给定了连接活动的原则，正是这第二个方面特别使我们感兴趣。

既然在被连接起来的每一个要素占有一个不同位置的话语总体中——在我们的术语中，其中所有要素都被还原为总体的因素——整个同一性就是表示关系的并且所有关系都具有必然性特征。例如，本维尼斯特就索绪尔的价值原则说道：“说价值是‘相对的’意味着它们相互之间是相对的，既然如此，那不正好是它们的必要性的证明吗？……无论谁说到超越和解释其要素的结构中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和一致。每件事情在其中都是非常必要的，以至于对整体的限制和对细节的限制相互为条件。价值的相对性最好地说明：在总是被威胁、被修复的系统同步性中，它严格地建立在各个价值相互间的关系之上。重要之处在于所有的价值都是对立的价值，而且只有通过它们的差异才能被规定——假如语言与不稳定概念、随便发音的偶然混合物不同，正是因为这一必要性内在于它的结构中就像内在于整个结构中一样。”[13]因此，必然性并非起源于根本的概念原则，而是来自结构化位置体系的规则性。在此意义上，关系不可能是偶然和外在的，因为，其要素的同一性会在关系本身之外被说明。但这只是要肯定，在话语结构按此方式的形成中，连接活动会是不可能的：后者包含着对要素的作用，而在此我们只是被置于封闭和完全构造的总体的因素之前，在这个总体中，每一个要素从一开始就被归于重复原则之下。正如我们所见，假如偶然性和连接是可能的，这是因为话语形态不是被缝合的总体，而且要素转变成因素从来都是不完整的。

（2）我们的分析拒绝话语和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差别，而肯定了①每个对象被构造为话语对象，只要对象不是在每一个出现的话语条件之外给定的；②通常被叫做语言与社会实践行为方面之间的任何差别，或者是错误的差别，或者应该在意义的社会生产中发现它是以话语总体形式被结构化的区别，例如，福柯试图确定为分散话语形成的规则提供基础的关系总体（他曾经主张的——在我们看来那是不相容的——是话语和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差别[14]），但是他只能在话语实践形式上这样去做：“（临床医学）必须被看成是关系的建立，在医学话语之中，在大量不同的要素之间，一些关系涉及医生的身份，其他的涉及话语得以进行谈论的制度和技术机制，主体的理解、观察、描述、讲授的立场等等。可以说这些不同要素（一些是新的而另一些是已有的）之间的关系受到临床话语的影响，临床作为实践在它们之间建立了并非是‘实际’给定或先验构造的关系体系，而且假如有一个统一体，假如它使用或者造成的阐述模式没有被简单地被并置为一系列历史偶然，那是因为不断地利用了这些关系群。”[15]这里有两点必须要强调：第一，假如所谓非话语的复杂性——制度、技术、生产组织等等——被加以分析，我们只会发现，在那些并非来自构造它们的系统之外的必然性并且因此只能被理解为话语连接的客体中，或多或少存在着有差别的位置的复杂形式。第二，福柯关于临床话语连接本质方面的论点意味着被连接要素的同一必须至少部分地被连接所限制，即分散的范畴只部分地允许我们去思考规则的特殊性。被分散实体的状况在要素和因素的某些中间区域被构成。[16]

我们在此不可能讨论所有话语理论的复杂性，但是至少应该指明下面的基本点，以避免更常见的误解。

（1）每一个客体被构成为话语客体的事实与是否存在外在于思想的世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对立没有关系。地震或一块砖头的落下是当然存在的事件，在眼下出现的意义上，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是不管它们是否作为客体的特性按照“自然现象”形式或者按照“上帝惩罚的表达”形式被构成，总是依赖话语领域的结构化。被否定的不是外在于思想的客体，而是能把自身构造为外在于任何出现的话语条件的对象这一不同主张。

（2）话语的精神特征存在于以往偏见的基础上。与其相反，我们肯定每一个话语结构的物质特征。要显示的对立面在于要去接受外在于任何话语介入构造的客观领域与由纯粹思想表达构成的话语之间的正统二分法，这正是当代思想潮流一直试图打破的二元论。[17]例如，言语行动理论强调表述行为的特征。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言游戏在不可分解的总体内包括语言和行动被相互连接，“A正在用建筑石料进行工作，有石块、柱石、板石和石梁。B必须递送这些石料，而且要按照A需要它们的顺序递送。出于此目的，他们使用由‘石块’、‘柱’、‘层板’和‘梁’这些词组成的语言。A大声叫出它们，B随叫随到地递送他已经知道要递送的某种石料。”[18]结论是必然的，“我也将称由语言和行动编织成的整体为‘语言—游戏’。”[19]很明显，每个客体的物质特性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游戏的一部分，是我们称之为话语的东西的一部分。构成不同立场并且因此与某种言语要素在关系上同一的东西不是建筑石料或层板石的观念，而是它们本身（我们知道，与“建筑石料”观念的联系对于建筑一个建筑物来说从来是不够的）。言语与非言语要素不仅仅是并列的，而且构成了不同的结构化的位置体系——即话语。因此，不同的位置包括完全不同物质要素的散布。[20]

在此情形中可能被争论的是，话语统一是目的论计划的统一，但是并非如此，客观世界并不必然具有终极意义，而且大多数情形下实际根本不需要任何意义的相关顺序就被结构化：某些规律性建立起相区别的位置使我们足以能谈论话语形态。由此而来的两个重要结论：第一，话语的物质特征在构造主体的经验或意识中不可能被统一，相反，不同的主体立场分散地出现在话语形成之中。第二，连接的实践，作为差异体系的固定/打乱，不可能由纯粹的语言现象构成，而是必须通过话语形态被结构化来打破各种各样制度、例行习惯和实践的整个不透明性。对复杂性及其话语特征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化领域开始离开了模糊的方式。从葛兰西到阿尔都塞，它的特有形式是逐渐地肯定意识形态的物质特征，因为不存在简单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具体化于制度、习惯等等之中。过去所做的这些是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即形成的同一性是在“上层建筑”概念下思考的，然而，现在变成了理论上充分阐述直觉的障碍。正是这个先验统一与其分散的物质性相对立，所以它需要既求助于统一的阶级角色（葛兰西），又需要求助于对再生产规律的功能性需要（阿尔都塞）。但是一旦这些本质主义的假定被放弃，连接范畴就需要一个不同的理论身份：现在连接是没有先于或外在于分散的被连接要素的基本层面的话语实践。

（3）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已经确定的话语范畴中心所具有的生产力和意义。通过这一中心，我们使客观性领域有了重大扩展，而且创造了条件，使我们可以通过前面几章的分析来思考大量置于我们面前的关系。假设我们试图在自然科学话语构造的客观性形式基础上分析社会关系，这就会立即对那种话语内可能构造的客体和关系产生严格限制，某些客体和关系预先就被排除了，例如，隐喻不可能成为两个实体之间的客观关系。但是这排除了概念化地阐明大范围社会和政治领域客体间的关系，例如，我们所描述的“共产主义列举”建立在被分成两个阶级阵营的社会空间范围内不同阶级成分之间同等关系的基础上。但是这个同等假设了在真正不同的内容之中类推原则的作用——这除了隐喻变换外还能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要看到，那些通过“共产主义列举”构成的同等并非是话语之外构成的现实运动的表达，相反，这一列举话语是有利于塑造和构成社会关系的现实力量。一些类似的事情以“矛盾”那样的概念出现——下面我们将回到那里。如果我们从自然主义的典型方面考虑社会关系，矛盾被排除了。但是如果我们把社会关系当成是话语构造的，矛盾就变得可能了，因为，尽管正统的“真实客体”排除了矛盾，矛盾关系还可能存在于两个话语对象之中。终结话语/非话语二分法的主要结果是放弃思想/现实的对立，以及由此而来那些说明社会关系的范畴领域较大的扩展。同义词叠用、转喻、隐喻不是给主要的、基本的现实社会关系增加第二层意义的思想形式，相反，它们是社会在其中被构成的主要领域本身的一部分。对思想/现实二分法的拒绝必须一起伴随着再思考和直到现在还一直被当成唯我独尊的那些范畴的互相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