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对“新马克思阅读”这个研究纲领本身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行文至此，我们方才可以回到一开始提出的问题。首先，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为何会在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呢？这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这一历史时期里，西方国家早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创伤中恢复了元气，西方资本主义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福利国家制度开始建立并完善起来。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和国家功能，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形成，社会福利增加，阶级矛盾似乎前所未有地缓和了，也在现象上使得剥削的形式变换了模样。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人”“企业人”[26]开始成为社会的细胞，消费社会的来临使得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全面地与经济活动绑定在一起。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与国家，成为一个全新的理论课题。也正是在此时，西方学界的国家理论研究和资本逻辑研究开始兴起，而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与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思潮背景密切相关。

“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非常深的渊源，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理论活动存在于文化批判领域和社会理论领域。那么，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价值形式理论研究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在何种意义上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从而构成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及其弟子们自称“晚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理由呢？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指示。在《历史与结构》这本书中，施密特写道：“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用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说明这种现象（当代意识同历史的疏远的现象）。”这一判断迥异于既往学术思想史对《启蒙辩证法》的认识，以往对《启蒙辩证法》乃至整个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研究，都锚定在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现代性批判、工具理性批判、文化工业批判这种主体性的文化批判之上。佩里·安德森就明确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研究方式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退回到了哲学研究之上。[27]然而施密特却提示我们，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运用的恰恰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沿着施密特的指示重读《启蒙辩证法》，我们会发现，在《启蒙辩证法》中，不论是对西方理性传统、神话与启蒙的关系，还是对文化工业乃至反犹主义根源的探讨，始终存在一条在“等价形式、等价物、剩余价值、劳动”等概念线索之上的经济分析。[28]实际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始终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有着持续的关注，但二人却几乎从未专门撰文写作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故而在世人眼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显然更多进行的是以工具理性批判、工业文化批判等文化批判为主的哲学研究。但是，正如施密特所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运用的恰恰是经济分析的方法，这也正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伟大之处，他们并非专业的经济学家，但是他们对马克思的阅读与领会恰恰是精到的，即保持了对当代意识和历史研究的总体性视野。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之后的施密特（生于1931年）、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和巴克豪斯（生于1929年）年龄相当，可以算作同代人，然而三人各自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传统的继承却是迥异的。施密特的理论风格忠实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开辟的批判理论传统，但他的研究也完成了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密切结合的一种回归。自《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始，施密特全部理论工作大体上未曾脱离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解读与阐发，正因此，施密特被学界称作“法兰克福学派的传家宝”，也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与此同时，哈贝马斯则将理论任务集中在对客观理性的重建之上，在交往理性的路向上接续了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开启的批判理论，进而试图完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哈贝马斯的理论风格，可以从他对阿多诺“格言式的哲学说理方式”的批判映射出来，他认为这种方式有如下三点问题。

首先，批判理论对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和分析哲学一直漫不经心，没有给予认真的对待……其次，它隐身在抽象的工具理性批判中，对我们这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只做了微乎其微的经验主义分析。最后，它没有替自己的基本准则和地位提供一条确凿的理由。[29]

与极富德国思辨传统的阿多诺相比，哈贝马斯更多地汲取了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的理论成果，并带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研究走向了更重经验分析的方向。这种影响，在后来的霍奈特以及更年轻的莱纳·福斯特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哈贝马斯凭借其交往行为理论巨大的思想张力以及对现代哲学的吸收，以及同英美思想界的良性互动，在西方思想界取得了巨大的影响，这是施密特所无法企及的。

较之施密特和哈贝马斯，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更多处于法兰克福学派谱系较为边缘的位置，也并没有像施密特和哈贝马斯那样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正统继承人，但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传统学习并练就了一套独有的功夫。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同，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的理论探讨全面立足于经济学视野之中，他们所代表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之所以又被视作后法兰克福学派，其继承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恰恰就是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贯穿的经济分析的方法——巴克豪斯将之凝练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他进而将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问题还原到价值形式研究这一根基之上。然而这一研究显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未在学术场中获得足够的影响，这其中的原因，首先在于他们太过专业化、太过局限的研究风格。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几乎一头扎进了价值形式理论以及马克思资本论逻辑的研究中，一方面，他们并没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强大的思想爆破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像哈贝马斯那样对现代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进行全面的吸收与互动，这都是他们的思想深藏深巷之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