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兹对上述这一观点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不仅强调了政治生态学比马克思主义更具有现实针对性，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在当代语境中的“局限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首先，利比兹指出，正像共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之局限性的回答一样，政治生态学注定要成为对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回答。“正像马克思的理论是对19世纪之核心问题的回答一样，对一种生态性的理论与规划的建构将注定要成为对21世纪之重大问题的人性化回答。我们要想正确地解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他对费尔巴哈的批评，那么，仅仅把辩证法头脚倒置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带回到尘世中来。”[15]当然，利比兹也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很多观点的确可以成为政治生态学的优秀学术资源，譬如这一理论中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主义等方面的观点以及马克思本人、卢森堡、葛兰西、列宁、毛泽东等人在社会变化问题上的思想等，但这不影响利比兹得出如下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框架、基本范式以及一些核心的观点必须被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其他观点如果要想适用于当下的现实，就必须加以彻底的重新审视。

其次，利比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即资本主义批判、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三位一体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它是经不起推敲的。利比兹说，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实际上采取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而且，这些运动所关注的问题往往也是游离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外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指认这些社会运动与无产阶级对资本的批判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追求相关联，就必须指认以下三种事实的客观存在：这些社会运动的关注点都与资本有关；这些运动都对工人阶级的困境给予高度重视，并相信工人阶级是最有条件担任这些运动的领导职责的；无产阶级在这些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将确保各种不同的运动最终与工人运动相汇集，并最终消解产生各种运动的具体矛盾关系，从而实现共产主义。利比兹认为，上述这种思想或理论倾向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着。例如，早些时候的农民革命、第三世界国家的去殖民化运动等，都被嫁接到了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革命的层面上。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和发展的时候，它又被置放在无产阶级的阵营中来加以理解。这种解读方式事实上不利于对所研究问题的深化。

利比兹认为，随着政治生态学的出现，一种更为真实的解读模式凸显了出来。他指出，应当彻底地放弃用大一统的矛盾线索来串起西方各种社会运动的理论努力，走向在激进民主的标题下对各种社会运动的自主性及其矛盾的特殊性的尊重。在利比兹看来，他所主张的政治生态学就正在朝这一方向努力，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一理论努力还不具有完全的自足性。也就是说，对利比兹来说，政治生态学这一概念应当这样解释：生态问题可以而且应当渗透进各种社会运动之中，但各种社会运动并不能因此而被归约或还原为生态运动，“生态”应当进入各种“政治”维度，但并不是说只有一种“生态政治学”。

最后，利比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具体观点进行了批评。

第一，劳动价值论。利比兹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确在价值问题的阐释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出发点，但随着生态斗争的深入，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认真地考虑其自身行为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问题。这样一来，作为劳动成果的商品的价格就必然会越来越偏离价值的转道。虽然马克思也曾提出过商品的价值通过生产价格而发生的转型，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当下的条件下，我们应当在充分考虑地租、社会赋税、生态税等因素的前提下，继续推进对上述价值转型问题的思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意识到，商品对我们来说已经主要不再是它所内含的劳动量，毋宁说是它可能或不可能反映出来的生态税、是生产者可能或不可能喜欢的社会保障等。”[16]

第二，雇佣劳动者在社会变革中的核心作用。利比兹认为，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判断似乎不太准确，他所预言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者对资本的实质性的从属、其劳动将越来越被降低为简单劳动的趋势，在当今大多数进入全球化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但没有实现，而且还出现了一种反趋势：在日本、西欧及北欧的一些国家，生产力的增长恰恰是建立在工人劳动的体力维度与创造性的脑力维度的统一之基础上的。这不得不使人重新思考生产过程的“意义”及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过程的“异化”问题。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现在被“薪水阶层”（salariat）所代替，一旦他们越来越远离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过程，那么，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赋予他们的历史性品格是否会消失？利比兹认为，考虑到在这个世界依然还有很多的工人正在以传统的方式受制于资本的奴役，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第三，无产阶级的统一性。利比兹认为，马克思所说的所有无产阶级注定会成为雇佣工人的观点，只有在资本主义外在性积累模式的前提下才是正确的。一旦资本主义的积累模式转向内生型，那就不能假定所有的无产阶级都会被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之中。这就产生了处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之内的薪水阶层，与被排除在这一体制之外的失业者或边缘化的人之间的矛盾关系。“‘薪水阶层’与‘被排挤出局的人’不再可能把他们自身认定为共同对抗资本主义这一‘他者’的一个统一的集团……对马克思来说，工人阶级所具有的救世主式的角度是建立在如下的前提之上的：它‘没有特别的利益需要捍卫，它失去的仅仅是锁链，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但现在，那些被排挤出局的工人所希望得到的世界却是能够成为薪水阶层（薪水阶层是有东西可失去的，那就是薪水）的世界；而一旦他们真的被排挤出局了，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对抗资本的任何力量，颇为诡异的是，这些资本恰恰是他们有可能得到的。”[17]

第四，共产主义的地平线。利比兹认为，马克思所设想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其实也是值得推敲的。“按需分配”的方案无法面对当今所出现的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所得到的“需要”水平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如果考虑到不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正因为如此，政治生态学不再能够容忍不加反思的需要。至于“各尽所能”的方案，利比兹认为同样也有问题，这好像跟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勤奋的商人对游手好闲之徒进行谴责时所说的话差不多了，它不能提供一种明确的路径来确保对生产过程的集体性管理。在利比兹看来，这种方案更像是早期蒲鲁东主义者的手工业的梦想。如果再加上妇女在家长制条件下所提供的家务劳动以及老龄化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无法正常劳动的老年人，那么，马克思所提出的“各尽所能”的观点就更需要重新思考了。

客观地说，利比兹的理论“野心”是很大的，他虽然不想用生态的线索来统摄各种新社会运动，但他实际上是想把生态的维度建构成各种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导向标。在1989年撰写的《走向一种新的经济秩序》一书中，利比兹还只是把生态维度视为生产过程或劳动过程下一步发展的风向标，认为以自由—生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福特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无法跨过生态危机这个“坎”的，只有基于集体性谈判的内涉性劳动过程以及基于自由时间之增长的积累模式，才能真正符合生态和谐的要求。而到了2000年撰写的《政治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一文中，利比兹思路中的生态维度的辐射面显然比原来要宽泛得多，它不仅继续指向劳动过程的层面，而且还指向由各种新社会运动所凸显出来的女权主义、第三世界的反抗等理论层面。利比兹所要表达的是如下的观点：就像对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超越，其动力或内在矛盾的确不是来自生态的维度。福特制资本主义之所以走向危机，这的确是由于内含于其劳动过程中的矛盾。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利比兹在思考福特制之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形态时，坚持认为，只有基于集体性谈判的劳动过程以及自由时间之增长的积累模式，才是有可能符合生态的标准的。与此相类似，他认为女权主义等新社会运动之所以发生，的确不能被硬拉到生态矛盾的线索上，就像不能被硬拉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线索上一样。但必须看到，只有真正让男权中心主义得到解构，这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才能符合生态维度的要求。这就是利比兹所说的让生态的维度渗透进各种新社会运动，但并不因此而把它们归约为生态运动。

利比兹想用生态维度来深化对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共同标题即激进民主的诠释。这在当代西方左派政治理论的谱系中当然是很有特色的，但问题是：所有这些在“激进民主”的标题下向前推进的新社会运动，其本身的理论基础是否存在着问题？事实上，这些新社会运动中的大部分是在福特制资本主义取得相对繁荣的背景下而生发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相对繁荣的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的确处于低潮，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处于相对不太明显的状态。于是，西方的左派理论家们便认定政治斗争的主体已经不再是工人，政治斗争的理论基础也已经不再是生产领域中的内在矛盾。为了继续扛起革命或斗争的旗帜，他们便只能把眼光转向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各种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在这些新社会运动的内在动力及理论线索之间，当然是不存在什么本质性的逻辑线索的。于是，当代西方的左派政治理论家便理所当然地在方法论上走出了一条放弃“本质”而全面地转向“具体”的道路，并理直气壮地说这是通过各种具体的社会运动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的理论家甚至由此而得出结论：对当代西方的左派理论家来说，现在需要的是政治而不是哲学。

上述观点的问题在于，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即福特制阶段，理解为一个不再变化且代表了资本主义之本质的社会形态。这些理论家没有思考一旦福特制资本主义甚至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那么，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是否仍然会一直这样低落下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否仍然会处于不明显的状态？如果生产领域中的矛盾线索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那么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新社会运动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否会得到更加深入的解读？我们必须承认，当代西方社会已经历经了一段时期的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新社会运动，事实上并没有取得原先所设想的成效。在资本拓展的强大力量面前，这些运动所显示出的力量还比较渺小。我以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根本改变的前提下，这些运动所追求的目标才能真正得到实现。那么，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难道真的不可能出现吗？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对此做出武断的指认，但随着落后国家的发展，在法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出现的工人罢工等现象，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生产领域中的矛盾线索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最起码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利比兹等人过早地放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理论线索，无疑是过于草率了。

在对利比兹政治生态学中的核心观点进行上述评析之后，我们就不难对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具体观点所提出的批评意见进行分析了。利比兹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要考虑生态税等因素，因而商品的价格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了，这似乎证明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过时，这里的逻辑推论应该说是不严谨的。马克思与李嘉图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他通过“生产价格”建构起了价值的转型形式这一重要的理论环节。利比兹所说的生态税等因素充其量不过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说的发生在资本的生活过程层面的一些东西（尽管马克思没有论及生态税这一具体的内容），因而，只要正确地贯彻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那么劳动价值论当然可以解释包括生态税在内的商品的价格与其价值之间的关系。利比兹就“雇佣工人在社会变革中的核心作用”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性”所提出的批评性观点，应当放在当下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的背景中加以评析。而利比兹最后就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所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观点所提出的批评，显然来自于他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

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条件下的“按需分配”，是建立在作为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的自由王国已经实现了的前提之下的。而对马克思来说，即使是在物质生产领域，只要真正实现了自由，那么，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就可以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了，更不要说在自由王国的阶段了。因此，何来利比兹所说的“按需分配”与生态承受力之间的矛盾呢？马克思所说的“各尽所能”也是一样，它是建立在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之基础上的，因此，何来这一观点与对老年人的尊重及对妇女家庭劳动的尊重等之间的所谓矛盾呢？利比兹在这一点上显然过于站在经验的层面，因而无法理解马克思观点中所蕴含的强烈的人文意蕴。

[1] 阿兰·利比兹（Alain Lipietz，1947—　），法国调节学派的重要成员。巴黎“应用数学、经济学制定计划的远景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员。自1999年以来，他一直担任法国绿党在欧洲议会的代表。2001年6月，他曾被法国绿党推举为候选人参加2002年的法国总统选举。代表作：《资本及其空间》（1979）、《着了魔的世界：通货膨胀、信用与全球危机》（1982）、《走向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后福特主义、生态学与民主》（1989）、《绿色的希望：政治生态学的未来》（1993）等。

[2] Alain Lipietz，“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Future of Marxism”，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March 2000，11（1），p.70.

[3] Alain Lipietz，“Rebel Sons：the Regulation School——An Interview with Alain Lipietz conducted by Jane Jenson”，French Politics and Society，1987，5（4），p.21.

[4] Alain Lipietz，“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Future of Marxism”，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March 2000，11（1），p.70.

[5] Alain Lipietz，“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Future of Marxism”，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March 2000，11（1），p.71.

[6] ［德］布鲁诺·鲍威尔：《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最后通牒》，引自［苏联］B.A.马利宁等：《黑格尔左派批判分析》，曾盛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7] ［英］欧内斯托·拉克劳、［英］尚塔尔·莫菲：《无须认错的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周凡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8] ［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11] Alain Lipietz，“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Future of Marxism”，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March 2000，11（1），p.72.

[12] Alain Lipietz，“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Future of Marxism”，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March 2000，11（1），p.73.

[1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8～929页。

[15] Alain Lipietz，“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Future of Marxism”，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March 2000，11（1），p.73.

[16] Alain Lipietz，“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Future of Marxism”，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March 2000，11（1），p.80.

[17] Alain Lipietz，“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Future of Marxism”，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March 2000，11（1），p.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