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利比兹承认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生态学之间存在着“家族相似性”，但他同时也指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以下四点基本差异。

其一，对生产力发展观的认同方面。利比兹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观念而存在的生产力的发展观，在政治生态学中是被摒弃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就在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产力是沉浸在各种社会关系以及把这些社会关系建构出来的各种世界观之中的，因此，把生产力的线索单独拉出来并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理论的核心观点来加以运用，这只能导致由人对自然界的征服和控制所带来的人对人的征服与控制。而政治生态学则真正地站在人类立场，尤其是未来人类的立场以及自然界中其他物种的立场上，从人与自然界相互尊重的角度重新评估了这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由此，它所带来的理论和实践结果必然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妥协和共荣。

其二，由上述第一点差异所带来的是两种理论在生产者的首要地位方面的不同认知。马克思主义由于信奉生产力的发展观，因而必然把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受到剥削的生产者或雇佣工人，视为唯一能意识到未来新世界之必然到来性的觉醒者。而政治生态学则不同，它尽管有的时候也会站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被剥削者及被压迫者一方，但这并非因为他们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而是因为这些人的价值观，即关于理想世界的生态性观点，是反对由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所必然带来的非生态性世界观的。

其三，对历史进步主义的理解方面。利比兹认为，虽然政治生态学在一定意义上与马克思主义共享着政治进步主义的荣誉，但严格地说，它并不是“唯进步主义”的，它并不假定历史是一种不断进步的神话。“事实上，这远非一种线性历史观。如果历史真的有一种内在的动力的话，那么，它必然是受到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支配的：一种熵的不可抗拒的上升的过程，一种热的不断衰败的过程。唯有人类的反思性批判意识才能减缓或阻止这种衰败的过程。由此，政治生态学仅仅把进步视为一种趋势，一种从一定的伦理或审美价值观（团结一致、独立性、责任感、民主、和谐）出发的趋势。没有任何的力量能保证世界必然会（通过‘生产力的社会化’）沿着这一方面前进。在这一意义上，绿色主义者所主张的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非目的论的、甚至是悲观主义的观点。”[11]在利比兹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显然隐藏着唯进步主义的目的论色彩。

其四，与上述第三种差异相关联的是两种理论在历史变革之关键点上的不同理解。利比兹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必然使它把无产阶级革命视为历史变革的关键点，并把这种夺取政权的革命根植于其理论的核心地位。而政治生态学则与此截然不同，类似于无产阶级革命这样的历史变革之关键点在政治生态学中被解构了。当一个政治生态主义者被问及“你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还是革命者”这样的问题时，他甚至不知道怎么做出回答，因为他在根本上无法判定生态性的政治革命何时能发生。“他们希望改变很多东西，但除了权力之外。国家的‘这种’权力对政治生态主义者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们所梦想的无疑只是一种一系列的‘小断裂’，一些永远不会终结的小革命。”[12]

应该说，利比兹对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生态学之基本差异的上述四点解读，在归根到底的层面上是由于他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弱化了生产力的重要性，片面抬高了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的理论意义。一旦只站在社会关系的层面上，就必然看不到现实社会关系之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而既否认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也否认生产者或劳动者在这种历史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同时，由于缺失了生产力的线索，利比兹必然会由于看不到现实社会关系之内在矛盾爆发的必然性，从而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等历史变革之关键点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地位。实际上，利比兹所谓的强调了生产力的线索就必然会强调人对自然界的征服，同时也必然会带来人对人的控制与征服的思路，是完全不能运用于对马克思观点的批评的。以工具理性为基本要义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确具有利比兹所指出的这种双重局限性，但必须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对生产力线索的强调，其目的绝不在于对这种工业化进程的肯定，而恰恰在于对它的扬弃。这里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把生产力的线索与生产关系、社会性个人的发展的线索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对马克思来说，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导致了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另一方面导致了社会性个人的异化；而对它的扬弃必然会一方面带来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带来个人的自由与解放。虽然马克思在后期著作如《资本论》中较少谈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但一方面，他在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确实谈到过“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3]的观点；另一方面，即使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曾说：“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4]联系到马克思的早期理论探索主要在于致力于发现解读历史的科学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尽管放弃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抽象人本主义历史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关于人与自然界和谐统一的理想追求。再加上从上述《资本论》的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王国是处在物质生产的彼岸的，而且即使是在必然王国阶段，马克思希望达到的也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之所以要说“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这只是因为如果不这样，一方面自然界必然会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人类，另一方面生产者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也不可能达到“合理”的水平。我们切不可从此处出现的生产者共同“控制”自然的字面意思，就随之断定马克思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工具理性式的控制。应该说，只要我们对马克思的全部文本做全面而深刻的解读，就不难发现，不管是早期还是中后期，马克思希望实现的，都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利比兹显然没能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上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