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泽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的文化政治转向

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女性主义批判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宏大背景中展开的。1987年，左翼女性主义学者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和德鲁西拉·康奈尔（Drucilla Cornell）主编的论文集《女性主义的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政治文集》的出版，标志着左翼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的诞生。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批判理论家南希·弗雷泽[1]（Nancy Fraser）在其中收录的《什么是批判理论的批判？——以哈贝马斯和性别为例》一文中指出：批判理论的唯一标准是它的政治性。批判理论的工作既有解构又有重构，既有意义的去稳定化又有乌托邦式希望的计划。弗雷泽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去定义批判理论：所谓的批判“是就某个时代的斗争与愿望，做出自我的澄清”[2]。

整个80年代，弗雷泽都把批判的重心放在“需要”（needs）和“福利”等议题上，对女性需要和政府的解放或控制问题进行了话语分析。这包括以下三篇重要论文：《女性、福利和诠释需要的政治》（1987）、《谈论需要：福利国家中政治冲突的解释性争论》（1989）和《围绕需要而战：后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大纲》（1990）。弗雷泽的主旨是通过建构一种“诠释需要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Need Interpretation）的新的思维模式，强调诠释女性需要和需要意义的重要性以及谁被授权去谈论它们，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解构和批判。

通过深入解读弗雷泽的这三个重要文本，我认为，弗雷泽早期和中期的女性主义批判理论试图走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转向“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不过此时弗雷泽的研究已经初步凸显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重批判交汇的特质。2013年，弗雷泽把其近25年以来写就的10篇女性主义批判论文集结在《女性主义之幸：从国家管理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一书中，并大致把自己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早期（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的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批判时期，中期（20世纪80年代中叶—90年代初）的政治和文化双重批判时期，以及后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的回归和复兴时期。弗雷泽强调，在当下的新自由主义危机时代，女性主义者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三重批判，同时在三条战线上做斗争——重分配（经济）、承认（文化）和代表权（政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