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物化概念的理论演绎和学术讨论走到今天，有必要对马克思本人的物化概念使用情况做一个正本清源的梳理。这项工作并非经院式的概念考据，而是事关对马克思批判理论逻辑的总体理解。卢卡奇的Verdinglichung也好，广松涉的Versachlichung也罢，都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个别概念的发挥，而是立足全新的时代和理论语境，试图勾勒出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哲学新貌。我们梳理马克思的物化概念的使用情况，其实也是为了实现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哲学逻辑的理论重述。在这种重述中，也包含着与相关思想家的理论对话。

如前所述，马克思本人只在很少的地方使用过 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而且这两个概念基本都出现在阐述拜物教（Fetischismus）理论的相关段落中。卢卡奇和广松涉在阐述所谓马克思的物化理论或者物象化理论的时候，也常常援引拜物教理论以佐证自己的阐释。因此，我们不应当脱离拜物教批判的语境来理解马克思的物化（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概念，此为其一。其二，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史背景，从对“物”的理解出发，进入马克思对两个物化概念的区分，从而比较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所谓的物化和拜物教的含义。

可以说，对物的理解，根本地涉及近代哲学以来的基本思维方式问题。自笛卡儿确立“我思”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以来，二元论始终无法得到真正的克服。尽管康德做出了十分卓越的努力，但他仍然始终将“物”理解为主体的认知对象。结果，主体和自在之物（Ding）的分立依旧存在，一种静观的、对象性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仍未被超越。黑格尔以全新的辩证法思路，论述了静观的对象之物（Ding）向实践的关系之事物（Sache）的发展过程（亦是一种向本质复归的过程），贯彻了“实体即主体”的基本原则，超越了静观的二元论思维方式。笔者在这里无意于将黑格尔极其复杂的辩证体系简化为物的概念的转变。但是，有明确的文本依据可以说明，黑格尔十分有意识地区分了两个物的概念，Ding主要指认识的对象之物，而Sache主要指实践的关系之物，并且这种区分具有很强的解决康德问题的理论针对性。[25]熟稔黑格尔的马克思不会不理解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辩证法对于克服康德“自在之物”的重要意义。厘清了以上两个“物”的含义，两个“物化”也就可以更好地区别开来了：Verdinglichung（“物化”）主要指某种非物性的东西表现为认识进程中的物性对象，而Versachlichung（“事物化”）则主要指一定的实践关系体现为事物的形态。沿着黑格尔的思路来看，物（Ding）的表象背后是关系性的事物（Sache），物化（Verdinglichung）是现象层面，而事物化（Versachlichung）则是本质层面。

尽管马克思对两个物化概念都使用不多，但这种理解也并不缺乏直接依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揭穿了日常生活中的拜物教现象，并将这种拜物教概括为“事物的人格化（Personifizierung der Sachen）和生产关系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26]。在这一经典表述中，包含着两个深刻的理论层面：其一，“生产关系的事物化”侧重说明，拜物教的本质，不是理想化的主体直接转变为物性的东西（Ding），而是现实的物质生产关系以事物（Sache）的形态得以实现。马克思用“事物化”（Versachlichung）来揭示这一本质过程。这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主体异化思路截然不同。其二，“事物的人格化”侧重说明，当关系性的事物进入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时，“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便直接融合起来。于是，商品、货币、资本都披上了“人格化”的外衣，它们摇身一变，成为仿佛独立存在、与人无关的物性对象。马克思说：“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一个存在于个人之外的对象（Gegenstand），这些个人的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个物（Ding）的特有属性，这种颠倒，这种不是想象的而是平凡实在的神秘化，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的特点。”[27]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这个“物化（Verdinglichung）”往往与“颠倒”“神秘化”一类的否定性词语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Charaktere），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Dinge），在兴妖作怪。”关系之事物（Sache）将其本质掩藏起来，颠倒地表现为单纯而又神秘的对象之物（Ding）。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Verdinglichung）”[28]的过程。

总而言之，马克思既批判了现象层面的物化（Verdinglichung），更揭示了其背后的本质层面的生产关系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29]这两个概念从两个侧面，共同勾勒出三大拜物教的生成和实现机制。就马克思的原初逻辑而论，正是事物化逻辑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秘密，而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批判话语也正是在这里超越了主体性的异化论逻辑，实现了一种关系建构论基础上的批判。而卢卡奇从现象层面出发，延伸了马克思的物化（Verdinglichung）批判，却错将这种现象理解为无产阶级主体的非主体化过程，从而回落到某种人本学的异化思路之中，这也正是后来阿多诺、广松涉等人超越物化逻辑的地方。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必须强调，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和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讨论的其实不是一回事，而是聚焦在截然不同的方面：马克思着力于解析人的周边物性世界的秘密，侧重的是商品、货币、资本这些物如何神秘化而成为“物神”（Fetisch）；卢卡奇则着力于解析人本身的存在境遇，侧重的是现代泰勒制下的工人本身如何被“掏空”而沦为机器一样的物。换言之，马克思的拜物教讲的是人之外的物，而卢卡奇的物化讲的是人本身。马克思批判的是资本主义“见物不见人”（准确地说是“见物不见生产关系”）的幻象，而卢卡奇批判的则是现代性生产“把人当作物”。这恐怕也是马克思更多地使用“拜物教”而非“物化”，而卢卡奇使用“物化”更多的原因。可见，概念表面上有延续性，其实质指向却相差甚远。而这种指向的差异，又与二人身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关：在马克思的时代，揭露工业背景下人的周围世界的属人特性与社会关系本质，是解蔽现代经济之谜的关键；到了卢卡奇的时代，外部世界的人工性已经是显而易见、不再神秘的了，但对工人的高度科学化管控则使得现代奴役深入到了人的心灵之中。因此，揭露这种心灵物化便成为新的批判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