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对于当时的欧美左派学者而言，不仅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政治任务。因此，“左翼作家和专业学者广泛参与到以新左派为显著特征的激进政治辩论中来……以《大学与左派评论》《新明理者》还有《新左派评论》的最初几期为典型的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新思考，在诸如《新社会主义者》和《今日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杂志中复兴了”[24]。从一开始，拉克劳和墨菲就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投入了这场理论争论，拉克劳和墨菲有关后马克思主义规划的大量文章就是发表在《今日马克思主义》等杂志上。从南美来到欧洲之后，与E.P.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理论家们积极投身于实际的共产主义政治活动不同，拉克劳和墨菲两人更热衷于抽象的理论研究。无论是拉克劳，还是墨菲，两人在英国完成各自的学业之后，都无一例外地将在大学进行抽象的理论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拉克劳和墨菲一直过着一种典型的学院知识分子的生活，很少涉足具体的政治领域。这样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时代潮流的顺应，更是拉克劳和墨菲这一代左派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们认为第一代新左派将新左派运动视为一场政治运动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主张将新左翼打造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实体的计划：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种‘思想运动’”，它与“典型的左翼或宗派组织的区别在于，它并不招募成员，而是通过争吵、辩论、议论和教育，探讨宽阔前线上的左翼政治文化”。“新左翼缺少严密的组织结构……缺少独特的党籍、规则、条例、党的纲领或‘路线’……这些特征是对列宁主义和民主集中制组织形式批判的结果，是强调自我组织和参与政治学的产物。”[25]
就理论风格而言，拉克劳和墨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长于抽象的哲学演绎，而对当代资本主义实际政治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却付之阙如。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在拉克劳和墨菲在发表出版的各类文章和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现实变化虽有所提及，但多半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面，“他们的经验主义本身完全是理论化的。对于特殊性的坚持，以及他们的历史与社会进程之概念中的微弱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决定性，并不为经验性调查或者是历史事实所支撑。他们的观点是一种先验性的理论建构”[26]。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对以佩里·安德森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理论家对大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赞同，以及受到新左派运动的巨大影响，拉克劳和墨菲尚能与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理论家们一起汇集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并未崭露头角。不过，随着撒切尔主义的强势崛起和新左派运动的终结，拉克劳和墨菲与其他第二代新左派理论家们在理论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最终分道扬镳。与部分新左派理论家放弃左派立场不同，拉克劳和墨菲等人则试图以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重建新左派。从20世纪70年代末，二人就开始酝酿撰写一部相关著作，即后来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2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所遭遇的挫折和激进右翼思潮占据欧美政治风头的氛围中，拉克劳和墨菲逐渐丧失了对传统社会主义以及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性的信心，认为社会主义规划必须在全新的理论基础上进行，而传统的社会主义话语则妨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方案的重构。
拉克劳和墨菲的这一努力是在政治与理论两个领域同时展开的。在政治上，拉克劳和墨菲做出了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双重失败的判断，因而“我们正在进行的理论和政治的实践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与社会民主的经典方式也有差距”[28]。因而，拉克劳和墨菲强调他们“阐发的后马克思主义观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理论选择，在20世纪最后10年这一盛行的历史氛围中，对那些旨在革新左派政治事业的人来说，它更是一个必然的选择”[29]。这种“社会主义规划避免了传统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两个共生的隐患，并向左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构想”[30]。在理论上，拉克劳和墨菲则强调，“在新条件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要求我们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以其所有的新颖性来接受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变化（也就是说，既不能忽视它们，也不能去歪曲它们，目的使它们与过时陈旧的图式进行比对，如此，我们就一直可以拥有重复着古老信条的思想形式）。第二步，从目前的全身投入开始（在其斗争、挑战和危险中）去审视过去：从其中寻找当前状况的谱系学，从中认识（刚开始是边缘和模糊的）我们问题的现状，然后建立与过去的对话，对话是围绕着持续性与非持续性、认同与断裂来组织的。正是通过这一方式，通过使过去成为瞬时的、偶然的现实，而非一个绝对起源，传统就被赋予了形态”[31]。尽管他们的努力遭到了许多仍然坚守传统观念的左派理论家们的批评，但是“实际上这些批评忽视了拉克劳和墨菲工作的实质。拉克劳和墨菲没有打算‘拯救’一个理论传统，甚至没有打算判断其内部的思想严格性，而是试图解释到20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为何会崩溃，然后思考我们从此前进而不重复那些使我们陷入那一困境的错误……而是一种摆脱极端幻灭和一连串失败的更激进和更全面的努力……拉克劳和墨菲没有声称要成为历史学家，从而为过去提供一幅尽可能平衡的图像，但是他们毫不知耻地把自己说成是论辩家，要改变我们目前思考政治过程的方式。他们的目标比解释过去更小：思考过去的理论如何影响现在”[32]。
由此，拉克劳和墨菲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进行了重要的改写。对于拉克劳和墨菲而言，“任何研究领域实际内容的重要变化，都会通向新的本体论典型”[33]。“我们深信，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之中，变化不只是实际存在的而且还是本体论的。”[34]对于上述判断，我们必须要注意：首先，拉克劳和墨菲对本体论的强调，意味着“他们的理论已从实践意义退到本体论上，拒绝承认存在着产生有特权地位、具有实践意义主体条件的可能性”[35]。其次，虽然今天我们无法在其理论中寻找到他们得出这一结论的经验和事实依据，但这却构成了他们全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规划的前提和起点。这也是拉克劳和墨菲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即其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规划是一种不确定的知识假定和推论，他们的理论就是从一个假定开始推出另一个结论，然后这个结论回过头来又成为这一假定的前提。我们无法在其理论中寻找到一种确定的结论，在他们的理论中，唯一确定的就是对不确定的肯定，即全力肯定偶然性在其全部理论建构中的地位。这从而也就切断了理论或理论史与其诞生环境之间的联系，理论变成了一种纯属思想家个体智力创造的偶然性的存在，既不受客观历史环境的影响，也不受历史规律的支配。因而，他们的如下主张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的主要焦点并非经济决定论，而是本质主义（这可能是绝对的‘上层建筑论的’，然而，也是本质主义的）。最后，我们并没有随意去思考‘哪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叙述思想史：即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本质主义范围内的某种日益严重的瓦解。”[36]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如果说与其同时代的佩里·安德森等其他左派理论家还试图弥合现实与思想之间的缝隙，然而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干预则完全成为了一种与现实无任何勾连的纯粹的思想规划。拉克劳和墨菲“已经不再试图弥合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在他们看来，这种距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解放伪装的嘲弄”[37]。
总之，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已经陷入僵局，同时“因为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对左派有种同情，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碰到了问题。马克思主义不能使我们理解那些运动。同样，在那个政治时刻，苏联模式受到批评以及所谓的极权主义开始显现。我认为，有一种特殊的接合，人们感到需要重述左翼的规划。那不能是马克思主义和左派的方案，它们都处于危机中。正是在那种境遇中，我开始思考左翼的新规划和如何重述它……我们去详细阐述一种非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上提供一个左翼的规划，还有其他的方面。不但政治上，而且重述的左翼规划使得工人阶级的斗争和新社会运动的斗争接合”[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