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规划的缘起，无论是拉克劳和墨菲本人，还是他们的批评者，都强调其直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拉克劳和墨菲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诞生的直接历史语境。对此，我们可以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与“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阶级政治的衰落与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左派政治的失利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知识氛围的变化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说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国际事件：如贝利亚事件、柏林工人暴动、给南斯拉夫恢复名誉、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波兰十月’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上述事件的发生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辉形象，动摇了人们对苏联模式的绝对忠诚，进一步促使西欧各国共产党考虑本国的特殊的、区别于那些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有些党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发展；在一系列问题上，对苏联持有明显的批评观点，从而打破了苏联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从产主义运动的一统天下”[4]。

作为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替代，曾经一度中断的“欧洲共产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通常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主张改造而不是管理资本主义社会；为国家垄断资本制度提供社会主义选择，不与这种制度溶为一体，不成为这种制度的一种政府。”[5]欧洲共产主义的这一策略遭到了第四国际领导人曼德尔的严厉批评，指责这一主张不过是第二国际考茨基修正主义策略的翻版，“卡里略说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而是对它进行改造，这就意味着循序渐进的转变。而这恰恰是1914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对他们的战略所下的、1921年又被考茨基重新捡起来的定义”[6]。而在理论上，欧洲许多左派学者在对斯大林集权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中重新考察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经过法国政治哲学家克洛德·勒福尔和卡斯托里亚迪斯等人的努力，产生了一种以寻求不确定性和重新定义政治概念的政治哲学，“作为一名思考不确定性的思想家，勒福尔痛恨那些相信能发现、命名、阐述和穷尽实在本身的系统化思想”[7]。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正是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理论家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两人后来也在各种场合对此进行了反复的强调：“要认识1980年代本书写作之时与当今时代的差别，我们必须记住，那时欧洲共产主义还被认作是充满活力的，超出了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8]我们知道，预示着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社会主义策略：下一个在哪儿？》（Socialist Strategy，Where Next？）一文就是在英国“欧洲共产主义”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发表的。[9]在这篇文献中，拉克劳和墨菲明确表示他们在理论上的所有努力就是进一步深化“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构想。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二人预告他们即将出版《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10]事实上，无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政治**的“欧洲共产主义”，还是鲁道夫·巴罗和奥塔·希克等人极力倡导的“第三条道路”，甚至包括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无一例外都是试图寻求有别于现存的社会主义（巴罗语）的欧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尝试，都是对欧洲资本主义的现实危机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的回应。

因而，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并不是一个意外的偶然事件，它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曲折发展的自然结果。在政治上，后马克思主义只是“对后工业、后贫穷和全球第一世界成员的规划。它也许并没有对世界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成员的需要进行呼吁。后马克思主义是不平等发展的法则、南北世界的划分和世界实际上分裂成不同的经济区域的产物。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一般的术语，而是一个适用于大西洋世界的概念”。如果从理论上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用一种社会现象学代替辩证唯物主义，而20世纪90年代末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对于民主规划的新的系统的阐释，与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对于社会组织的新型民主形式的探索精神相一致”[11]。当然，我们更应注意佩里·安德森的提醒，即“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衰是拉丁地区马克思主义混乱（被取代和隐蔽起来）的主要原因”[12]。

因此，后马克思主义既是对欧洲共产主义政治构想的深化，也是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形势变迁的回应。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传统产业工人数量锐减，同时随着以青年大学生为代表的新中间阶级一代的迅速崛起，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英国非农业体力劳动者在全体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大下降，战后这一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只占全部人口数的一半左右。“在今天，无产阶级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无产阶级是指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当时的欧洲大陆，无产阶级是少数。而今天……他们不再是中产阶级了，而是劳动阶级……所以不再谈论无产阶级的权力了，只能提劳动者的权力，即占绝大多数人的权力。现在的问题是把资本主义国家改造成劳动者掌握政权的国家。”[13]同时，在政治上，工人阶级停止了“前进步伐”[14]。

随着阶级政治的日益衰落，同性恋运动、绿色环保运动等各类新社会运动日益崛起，这些新社会运动“所表达的对抗并不是阶级对抗，它们指向非阶级的权力关系……它们也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不把它们化约为阶级关系的衍生物的状况下如何应对这些现象”[15]。以上这些变化似乎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英国左派学者在英国共产党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时代研究。这场运动在理论上的主要目标[16]，就是“呼吁一种适合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战略”。新时代运动主要围绕主体和政治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进而对左派的政治任务进行重新规划，“这种对左派任务的新阐述并非拉克劳和墨菲所独有，而是1968年以后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包括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和特别是英国杂志《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共产党的杂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反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反思马克思主义》和《战略》的欧洲共产主义。显然，后结构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是对一种基于阶级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反动”[17]。“新时代运动的话语与后马克思主义话语……都是被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修辞。这两种意识形态修辞不仅在后来1968年的革命运动失败之后被用来安慰积极分子，而且被用来把参与自由主义政治的行为（或采用明确的反政治立场）合法化。”[18]

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末欧美整个政治环境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79年5月，玛格丽特·撒切尔率领保守党击败工党，赢得英国大选。翌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自此，英美两国遥相呼应，新保守主义重新占据欧美政治的风头。对于英国左派学者而言，“工党政府的倒台并不仅仅是政党在政府中的轮换，而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时代的终结”[19]。随着撒切尔上台后的一系列强势措施，英国病似乎在一夜之间被治愈，繁荣的经济形势赢得了民众的进一步支持。同时保守势力利用现代传媒大肆攻击左翼政党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反对社会进步和变革，导致许多民众不再对左派的政治纲领和目标感兴趣，左派政党因此陷入了选举危机，在选战中一败再败。社会主义前途在英国再一次变得晦暗不明，这对在政治上将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政治目标的新左派运动来说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英国共产党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新左派运动开始走向终结，修正主义成为英共的主导思潮。[20]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结构以及社会斗争形式的变化，相应地也在当时左派的理论中得到了映现。这些变化在法国思想家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理论表达，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后现代思潮的诞生。[21]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理解拉克劳和墨菲这些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的时候，法国思想界是一个绝对的参照。因为法国思想界的理论资源在英国新左派理论家，尤其是第二代新左派理论家们的理论建构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法国激进思潮的英国版本。正如凯尔纳等人的分析指出的那样，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失败之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幻想随即破灭，70年代初期出现了另一种新知识分子运动：一批新哲学家，如格卢克斯曼和勒维等，把马克思主义斥责为一种恐怖话语和权力话语。后结构主义者一方面在政治上保持激进，另一方面在批判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的陈旧的认识论假设时，把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在攻击目标之列”[22]。在这些理论家的批评下，尤其是当曾经作为拉克劳和墨菲精神导师的阿尔都塞在《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1987）一文。[23]这篇文献标志着理论与实践的最终决裂，从此理论变成了与现实政治实践并无直接关系的学院知识分子的事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