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明了对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态度之后，拉克劳和墨菲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任务，这就是建构后马克思主义。这一任务是通过解构并超越马克思主义实现的，然而拉克劳和墨菲的所谓解构是一种极其散漫的态度，也是一种模棱两可、暧昧不清无法加以准确定性的立场。他们自己指认“这一‘解构’并不意味着拒绝传统的彻底否定行动，而是恰恰相反：正是通过这一超越传统（但相对于传统的关系而言，却是唯一可能的）的彻底质疑，才恢复了传统（此前，该传统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范畴的本义。在此意义上，解构马克思主义传统就意味着要超越诸如‘阶级’、‘资本’等概念的欺骗性依据，并重新创立上述概念期望构建的原本综合性意义；意味着对它们所代表的极其有限选择的理论选择性的总体系，内在于它的结构自身中的模糊性（德里达所谓的‘处女膜’），虽然这一模糊性受到了强烈压制，但它还是在语境表层到处浮现出来。正是这些模糊核心的系统谱系学构架，才得以开始解构马克思主义史，并把后马克思主义建构为我们当前反思的领域”[39]。

同时，正如拉克劳在2002年12月19日写给《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的中文译者的信中所强调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斗争形式从19世纪以来已经发展了性、性别、民族、种族等方面的特征。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40]。很清楚，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证明新社会运动的合法性，因此他们把彻底多元民主确定为当代左派的政治策略。

当把彻底多元民主确定为左派新的政治策略的时候，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逻辑也就形成了，而拉克劳和墨菲强调这个逻辑的完成必须要“通过批评和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各个话语层面”[41]。也就是说，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构。那么，他们是如何完成这一理论目标的呢？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二版序言中，拉克劳和墨菲指出：“回到（重新激活）马克思的范畴必然导致对这些范畴的解构，即置换它们可能性的一些条件，发展那些超越具有范畴应有特征的任何事情的新可能性……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42]拉克劳和墨菲对这里所说的解构在2003年的再版序言中有过一个清晰的解释，他们借鉴了胡塞尔关于“沉积”和“再生”的区别来对他们的这一方法论进行了描述，即“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可以用胡塞尔的‘沉积’和‘再激活’之间的差别这种形式来表示。

被沉积的理论范畴遮蔽了它们原初的创造活动，而再激活因素使它们的行动再显现出来。对于我们来说，与胡塞尔不同，再激活应该显示综合的原初偶然性。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试图建立这样的综合。与‘阶级’、三个层面（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或者被作为沉寂下来的盲目崇拜对象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些方面无关，我们要复活使它们的话语运作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并且质问那个关于它们在当代资本主义之中的偶然性和断裂的问题。结果是马克思的理论化领域更加不明确和多样化了，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描述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所具有的整体化怪癖。

必须明确说明的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多样化方面一直非常贫乏，而在第二国际时期要结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话语一直在其中运作的多样化领域正在变得更加多样化。特别是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从知识分子问题到民族问题，从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矛盾到社会主义与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国际工人运动以及围绕苏联的经验对这一运动中革命派的再认识，表现了这个多样化的特征。随着第二国际的结束，这一多样化过程中的创造性中断了。卢卡奇对于理论和政治结合起来有不可否认的判断力，但是那没有超出整个第三国际的陈旧话语领域。卢卡奇的情况远不是孤立的一个例子。值得一提的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策略遭遇的问题已经被包括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核心之中，但是在内战时期这个理论发展失去了连续性。唯一的例外是葛兰西，他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创造了一个概念兵工厂，这些概念包括阵地战、历史集团、集体意志、知识和道路的领导权等，它们成为《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反思的出发点。根据这些新难题和发展来重返（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必然会破坏（解构前者），即替代它们的可能性条件和发展无法用范畴来加以概括的那种新的可能性”[43]。

正如密里班德指出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这一回到马克思的理论策略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策略的当代再生，是新修正主义。[44]事实上，不论是在政治立场上，还是在理论的论证逻辑上，后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之间都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即为了论证新的政治策略的合理性把矛头对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拉克劳和墨菲采用了解构主义的策略，“通过批评和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各个话语层面来提出这项任务”[45]。他们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中，借助话语理论，将形成马克思主义史的背后的实践概念视为话语，将话语视为历史的本体，于是马克思主义史与其他思想一样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话语。同时由于“知识的历史是一个不时再现过去的循环运动，结果导致了不断的更新和再发生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这是‘新’主义和‘后’主义的领域。超越就是去重新发现”[46]。因此，他们把自己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即他们不再关注马克思真正要说的东西，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变成漂浮的能指。拉克劳和墨菲强调，“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能再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如果本书的主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它显然也是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t）的”[47]。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二版序言中，拉克劳和墨菲提醒我们，“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并不是他们发明的，当然这里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用法遵循了解构的路径。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内涵，拉克劳和墨菲在与《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的中译者的通信曾做如下说明：“斜体字强调的是，如果本书一方面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它确实仍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出发点。”[48]

然而，我们不禁要追问的是，这种既在其中又不在其中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种独特切线关系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我们今天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通过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各种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来源于结构主义，一直在削弱激进政治。虽然在‘语言学转向’上它们有着重要作用……强调社会运动和文化趋势的修辞建构，但总体来讲，它认为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必然要被脱离了本体论的不确定性所取代。解构意味着批判性地信奉，通过这种方式把整体打碎成部分，以便其中的活跃成分能够重新适用于变化了的框架。但是，许多批评家不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答案，而且对这些答案所触及的问题也置之不理”，进而他们“不再谈论经济基础问题、阶级问题和代理问题，不再从经济基础角度把工人阶级作为政治变革行动的有特权的力量。许多激进分子抛弃极端激进的革命观点，不再指望革命。他们抛开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动力规律的教条断言，强调未知性，不再把那些战略作为指导现实政治的工具，认为这类具有极权含义的概念是错误的……这就是拉克劳和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的民主政治》发表的理论和政治背景……虽然他们以强有力地批评马克思主义作为开端，但却以不充分的、退却的选择作为结束”[49]。

[1] 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2014），当代著名左派思想家。出生于阿根廷，后移居英国。代表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1977）、《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1985）、《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1990）、《政治身份的形成》（1994）、《解放》（1996）、《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2000）、《论诸众理性》（2005）、《作为社会基础的修辞》（2014）。

[2] 墨菲（Chantal Mouffe，1943—　），当代著名左派思想家，拉克劳的长期理论合作者。出生于比利时，后移居英国。代表作：《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1979）、《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1985）、《政治的回归》（1992）、《民主的悖论》（2000）、《论政治》（2005）、《霸权、激进民主和政治》（2013）、《对抗：对世界的政治性思考》（2013）。

[3] ［英］恩斯特·拉克劳、［英］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版序言第2页。

[4] ［意］贝尔纳多·瓦里：《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张慧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前言第1～2页。

[5] ［西］圣地亚哥·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钟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3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6] ［比］埃内斯特·曼德尔：《论欧洲共产主义》，齐春子等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原书名为From Stanlism to Eurocommuism。在这本书中，曼德尔再三强调，“欧洲共产主义是斯大林主义危机的产物。不论是向资产阶级方向发展，还是无产阶级方向发展，它都无法超超越这个危机”。

[7] ［法］阿兰·卡耶：《克洛德·勒福尔，社会科学与政治哲学》，朱舫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勒福尔和卡斯托里亚迪斯等人的理论思考对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01年墨菲在一次学术访谈中强调，“这本书是1985年出版的，但它的写作是在此前的一段时期，在那个时候，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的激烈争论。法国左翼思想家科内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和克劳德·勒福尔以他们中的另一些人用极权主义的概念来批评苏联，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理解到强调社会并不完全拒绝自由民主的模式是很有必要的。我竭力去发现对于自由民主的内在批评如何产生了一种对民主新的更激进的理解”。（参见［英］尚塔尔·墨菲：《尚塔尔·墨菲谈竞争主义、卡尔·施密特以及**在政治中的作用》，《后马克思主义》，周凡、李惠斌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

[8] ［英］恩斯特·拉克劳、［英］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版序言第1页。

[9] 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Socialist Strategy，Where Next？”，Marxism Today，January，1991，pp.17-22.

[10] 实际上，这也是拉克劳和墨菲理论缺乏原创性的一个反映。正如与他们同时代的英国学者拉斐尔·塞缪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盘点英国共产主义历史时检讨的那样，“‘欧洲共产主义’这个词属于欧洲左翼的前进运动时期……但这个词对于理解今天的欧洲已经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了……它至少反映了那些偏爱英国的事物的人——也包括笔者本人——的褊狭，这种褊狭使得在欧洲本身已经衰败了的东西——作为前进的策略甚至作为欧洲共产主义的生存策略——在这个国家却被当做最新的东西而得到维护”。（参见［英］拉斐尔·塞缪尔：《英国共产主义的失落》，陈志刚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11] ［美］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张翼星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致中国读者”第8页。

[12] ［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13] ［意］贝尔纳多·瓦里：《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张慧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

[14] ［英］斯科特·拉什、［英］约翰·厄里：《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征庚圣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页。

[15] ［美］杰弗里·伊萨克：《论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周凡、李惠斌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9页。

[16] 参见朱菲：《“新时代”理论：新主体与新政治》，《英国文化研究：事件与问题》，黄卓越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0～158页。

[17] ［美］达纳·L.克劳德：《“心灵的社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周凡、李惠斌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393页。

[18] 同上书，第387页。

[19] S.Hall，The Hard Road to Renewal：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London：Verso，1988.

[20] 参见［英］斯图亚特·霍尔：《第一代新左翼的生平与时代》，王晓曼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

[21] 参见［美］斯蒂芬·贝斯特、［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章。

[22]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美］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23] 正如拉克劳和墨菲的一位批评者指出的那样，“自1968年以来，新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就彻底退出了政治；后现代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同样是这种退却的意识形态辩护……新时代运动的话语与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都是被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修辞，这两种意识形态修辞不仅在后来1968年的革命运动失败之后被用来安慰积极分子，而且被用来把参与自由主义政治的行为（或采用明确的反政治立场）合法化”。（参见［美］达纳·L.克劳德：《“心灵的社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周凡、李惠斌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7页。）

[24] ［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5页。

[25] ［英］斯图亚特·霍尔：《第一代新左翼的生平与时代》，王晓曼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实际上，这篇文章是我们研究拉克劳和墨菲以及霍尔等新左派理论家的思想历程的重要文献，它向我们解释了这些思想家们为什么会转向后马克思主义立场。

[26] ［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27] 参见［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七章。

[28] 同上书，第3页。

[29] 参见［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七章。第2页。

[30] ［英］尚塔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本书将查特尔·墨菲翻译为尚塔尔·墨菲。——编者注，下同

[31]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32] ［英］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吕增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3～64页。

[33] ［英］恩斯特·拉克劳、［英］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版序言第4页。

[34] 同上书，第4页。

[35] ［美］阿伦·亨特：《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周凡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页。

[36]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37] ［英］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吕增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导言第4～5页。

[38] ［英］欧内斯托·拉克劳、［英］尚塔尔·莫菲、［英］安格斯：《欧内斯托·拉克劳与尚塔尔·莫菲访谈》，《后马克思主义》，周凡、李惠斌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本书将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翻译为欧内斯托·拉克劳、尚塔尔·莫菲。——编者注，下同

[39]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113页。

[40] ［英］恩斯特·拉克劳、［英］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前言第4～5页。

[41] 同上书，导论第3～4页。

[42] ［英］恩斯特·拉克劳、［英］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版序言第3～4页。

[43] Ernest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gey：Towa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London：Verso，2001，p.xi.

[44] 参见［英］拉尔夫·密里班德：《英国的新修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周凡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48页。

[45] ［英］恩斯特·拉克劳、［英］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46]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

[47] ［英］恩斯特·拉克劳、［英］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导论第4页。

[48] 同上书，导论第4～5页。

[49] ［美］阿伦·亨特：《后马克思主义和新社会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周凡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9～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