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欧在《哲学与共产主义的观念》一书中，最为精彩的对马克思的探讨源于他认为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马克思。在巴迪欧看来，之所以有人误解他“超越”了马克思或抛弃了马克思，原因正是在于，这些评价者是拿他们心中自己的马克思来对比巴迪欧的哲学中对马克思的理解。显然，在巴迪欧的绝大多数内容中，我们几乎不会看到他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也几乎看不到他会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认同马克思，正如巴迪欧的研究者尼克·休利特（Nick Hewlett）指出的，巴迪欧很明显带有对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轻视，“马克思对巴迪欧著作的主要影响在于他不断地将哲学与物质世界直接关联起来，但很奇怪的是，政治经济学在巴迪欧的图示中毫无地位。看起来似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哲学的上层建筑没有丝毫影响”[10]。这两个领域常常被我们直接视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最重要的两个武器，与之相反，巴迪欧更珍视的是他自己定义的辩证唯物主义[11]和政治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观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休利特继续说道：“马克思真正影响巴迪欧的是他的解放政治学。”

在这个基础上，在《元政治学概述》（Abrégé de métapolitique）中，巴迪欧曾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曾存在”[12]。巴迪欧之所以这样说，正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根本不能被视为一个连贯统一的整体，这个并不是因为后来的革命家、政治家或者哲学家、思想家对马克思有着不同的阐述，而是马克思自己的文本就表现出一种断裂性的症候，一种不能用一而贯之的逻辑将他的所有文本全部贯穿起来的碎裂性状态。因此，为了理解马克思，我们不能采用单一的符号来简化马克思的思想和文本，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是单数的（如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区分出多个马克思，至少在这里，巴迪欧区分了三种不同的马克思。

在对三种马克思进行详细阐释之前，还必须强调一点，巴迪欧的三种马克思的划分，其实并不同于他的老师阿尔都塞的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区分。阿尔都塞坚持的是两个马克思之间的断裂，在《保卫马克思》中，“这种‘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个大阶段：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13]。可以说，阿尔都塞在阅读马克思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马克思文本中存在异质性断裂的因素，这些因素并不能用简单的单一线索来贯穿马克思的文本始终。但是阿尔都塞采用了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将马克思的1845年之后的作品绝对凌驾于之前的作品之上，也就是说，以成熟的马克思绝对地排斥青年马克思。他排斥的理由也十分简单，之前的青年马克思尚处在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与后来的“科学”的马克思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因此，他以科学的名义，绝对地将青年马克思的文本划定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之外。

阿尔都塞的这个做法自然引起了诸多争议，在巴迪欧看来，阿尔都塞的这种做法是将蕴含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的断裂问题，简单地还原为一个历史分期问题，即这种思想和文本上的不连贯性，恰恰是1845年马克思的“顿悟”事件造成的。这种绝对的划分，让我们无法真正面对马克思在1845年之前和1845年之后的马克思作品中本身的不连贯性问题。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否只有人本主义的马克思的逻辑？或者说《手稿》就是一个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下诞生的不成熟的文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被阿尔都塞誉为成熟马克思的代表性作品的《资本论》中间是否就是一个真正符合科学连贯一致性标准的作品呢？估计阿尔都塞自己都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就在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小组中，围绕着文本的阅读，就发现了马克思的文本中的诸多症候。例如，朗西埃后来对阿尔都塞的发难，很有可能也肇始于当时阅读《资本论》时期的不同思考，而这些不同思考当然不能仅仅从阿尔都塞和朗西埃的不同视角来解读[14]，因为马克思的文本本身就呈现为异质性断裂的症候，而阿尔都塞后来强调的症候式阅读，也应该是针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断裂性症候提出的一个特有的阅读方法。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多种马克思的可能性，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共时性断裂，而不是阿尔都塞的在时间线索上的断裂。也就是说，由于马克思经历的阅读背景和知识的断裂性，导致了他完成的文本映射出他在知识和思想上的断裂性。也就是说，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虽然马克思呈现出一种历时性的变化和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却不是基于时间的，而是基于马克思本身的分裂性。在文本中，我们遭遇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与我们在知识象征层面和我们个体想象层面构筑的马克思都有所差别，我们的象征性语言无法真正再现出这个处于真实界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本身就是分裂的，我们唯一可以触及他的方法就是从复数的元素来触及马克思的本真。这些复数的马克思，如巴迪欧所说：“这三个马克思天衣无缝地契合在一起。”[15]但是，我们不能像阿尔都塞一样，简单地声称成熟的马克思是“科学”的，并借助这种“科学”排斥其他马克思的可能性。在巴迪欧看来，阿尔都塞的做法当然是一种蒙昧的野蛮作风。因此，关于巴迪欧的三个马克思的指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他在与阿尔都塞分道扬镳之后，重新对马克思的思想的一种再思考，尽管巴迪欧迄今为止并没有以专门文本的形式来专门探讨这个问题。

巴迪欧列举的第一种马克思，实际上，就是被阿尔都塞指责为处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影响之下，并未真正摆脱意识形态襁褓的马克思。巴迪欧显然承认了这种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关联，巴迪欧说：

首先有一种带有黑格尔哲学遗产的辩证的马克思，这种辩证法主要被视为客观性的辩证法，即矛盾运动发展的辩证法。这就是构建了历史哲学的马克思，实际上，这是一个扩大版的历史运动……这就是第一种马克思，即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一种带有广阔的历史视野的马克思。[16]

这种马克思的特点是，它试图从一个宏大的历史脉络来把握历史的辩证法，即真正历史进步的科学。显然，在这个阶段上，或许马克思已经摆脱了从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来思考问题的方式。但是，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一种历史哲学，尽管这种历史哲学在后来的许多解释中，被视为是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头脚倒置的颠倒。尽管马克思强调“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17]。

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将历史发展的基础从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Geist）还原为现实中的真实的历史（Geschichte），但是这并没有真正摆脱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阴霾，因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甚至更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个历史仍然以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在起作用。简言之，我们不能否定，马克思在一开始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带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去发现一种真正的历史发展的脉络与科学。因为他从黑格尔那里承袭而来的正是这个大历史的观念，相信有一个历史的脉络可以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的所有线索和事实全部贯穿起来。[18]用张一兵教授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超越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中，最关键的一步是科学的历史辩证法的创立，即任何人类生活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现实生存，一切外部对象也都只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被历史地呈现出来”[19]。换言之，我们虽然驱除了观念和绝对精神的魔咒，但是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历史范畴的笼罩之下。在这个大历史的范畴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唯一永恒的东西就是历史自身的变化。

巴迪欧很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明显带有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痕迹。历史不是线性的运动，而是辩证的运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阐释了所谓的历史科学的辩证运动，在其中，马克思对历史的构想仍然基于黑格尔式的思辨，即便这个思辨的辩证法根基已经被替换成为现实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但是历史辩证的逻辑仍然以一种宏观的线索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演变运作。当然，对巴迪欧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因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马克思残存着某种影响，就彻底抛弃这种带有意识形态痕迹的思想。恰恰相反，正如巴迪欧后来所分析的那样，马克思的哲学必然带有黑格尔的思辨色彩，而这种思辨的辩证法，就正处在马克思的基底部分，不是简单用一个悬搁和抛弃就能完全消除其影响的。因此，即便在1845年之后的著作中，黑格尔的思辨和历史哲学仍然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呈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个部分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碎片，被马克思巧夺天工地编织到他后来的思想和文本之中。

巴迪欧随后谈到了第二种马克思，这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大量地阅读了英国国民经济学的著作，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面造诣颇深。此时，他对穆勒、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如数家珍。但是，巴迪欧也很明确地指出，在这个阶段，不仅仅是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著述的内容影响了马克思，而且他们研究问题的视角和方法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马克思。在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渐放弃了从单纯的大历史角度来思考现实的市民社会的方式。也就是说，马克思逐渐明白，他需要从市民社会内部来寻找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钥匙。在这种背景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被放置于次要地位，相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和批判方法逐渐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显露出来。

正因为如此，巴迪欧很明确地谈道：

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真的按照真正的社会功能理论构建了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正如他自己说过的，这个理论不是起源于历史哲学，而是起源于英国政治经济学；不是来自黑格尔，而是来自李嘉图。众所周知，马克思几乎毕其一生来写作《资本论》，这本书并没有写完，此外，这本书是建立在非常详细、非常精致的分析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在这本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处于次要地位。我并不是说，辩证法在其中完全消失了，而是说，它不在其中占据主要地位。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是剩余价值及其分配机制的分析。[20]

在这里，巴迪欧区分得十分明确，马克思在《大纲》和《资本论》以及后来的一些著作中，所使用的方法不再是单纯的大历史的内在逻辑，而是一种基于社会基本现实而运作的“功能逻辑”。也就是说，与之前关于那种如何概括出历史的脉络、如何看到历史的总体发展规律不同，在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前提下，马克思更关心的是细致入微的资本主义机制本身允许的秘密。这种奥秘不可能通过历史的内在逻辑得出，因此只能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概念上（应该说，是在经过马克思的科学改造过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基础上）来思考。如果没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概念的具体的实事求是，以及明确的数理逻辑的推理分析，很难想象马克思会在其中精准地提出剩余价值学说。因此，巴迪欧说：“马克思所发现的是资本如何起作用的规律，并对资本的规律进行了分析性评价。我并不认为在《资本论》中的马克思完全是辩证法的马克思，而是认为他是一个分析性的马克思。毫无疑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受到了科学理想的驱动，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理想的驱动。”[21]

不过，巴迪欧在这里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地展现了出来。在巴迪欧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是一致的。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尽管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的某些具体的分析方法，帮助马克思可以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内在肌理中去观察，但是，巴迪欧有意忽视了马克思的方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有着一个本质的不同，即马克思的方法根本上是服务于他的批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实证主义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等著作的表象，在这个表象下面，马克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拜物教式的颠倒，即我们将历史内在逻辑的结果（表象）直接当成了原因，并以这种颠倒的图像构造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揭露出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深层次的颠倒，而不仅仅只是从社会功能分析上揭露剩余价值的秘密。巴迪欧和一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者一样，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解读停留在一个历史现象的理解上，而忽视了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等作品时的基本辩证关系，即张一兵教授所说的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基于现实的细致入微的分析而对现实的表象与本质的颠倒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