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奈格里对“机器论片断”的政治解读主要集中于“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那么到了《帝国》和《大众》等著作中，这种解读的重心已发生了变化，主要集中于“一般智力”（国内学界也翻译为“普遍智能”）问题，由此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非物质劳动和大众哲学理论，实现了理论视域的全面转移。不过，与前期相比，那条自治主义的对抗逻辑依然没有改变。

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随着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不断下降，“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7]。这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18]。因此，在此情况下，资本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必然会无限度地追求“一般智力”的发展。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对象就会发生转型，即由原来单纯物的生产转变为一般智力的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19]。然而，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只要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这种科学和一般智力的发展，必然会进一步转化为固定资本的内在属性，成为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有力手段。“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20]资本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必然会把一切智力纳入到资本的殖民之中，实现对个人生活的全面操控。

马克思的这一手稿写于19世纪50年代，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所限，这种“一般智力”社会还只是一种发展趋势。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机器人被引入生产线以及计算机等设备的广泛使用，马克思当年预测的“一般智力”社会已经成为现实。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重新定位当代社会的劳动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带着这一疑问，哈特、奈格里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这一手稿中来寻找答案，就这样，这一手稿再次成为他们逻辑建构的原点。也正是通过对这一手稿的批判性解读，他们实现了由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的转变，建构起了一种别具匠心的大众哲学。

首先，是对“一般智力”的重新界定。在他们看来，马克思这一手稿的重大贡献在于，它清楚揭示了一般智力在未来社会中所起的历史作用。然而，它的缺陷在于，它把一般智力完全固化在固定资本之中，忽略了它对活劳动本身的建构作用。“马克思毫无保留地将一般智力等同于固定资本，等同于机器体系固有的‘客观科学力量’。这样，他就漏掉了今天绝对出彩的一种维度，即一般智力表现为活劳动本身。”[21]因此，他们主张，应当把“一般智力”概念从机器体系中解放出来，从劳动视角来重新界定这一范畴的科学内涵。也正是基于此，他们认为，一般智力不仅包括机器体系固有的科学力量，而且还“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知识、想象、伦理习惯、思维模式和‘语言游戏’。在当代劳动过程中，思想和话语无须采用机器体或电子管的形式，就能作为生产‘机器’发挥作用”[22]。

其次，是对劳动概念的重新界定。一旦将一般智力与劳动嫁接起来，就为他们重新界定当代社会的劳动特质提供了一个合法支点。哈特、奈格里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点上，马克思只瞥见为未来而劳动的种种力量充满了科学、交流和语言的力量。一般智力是由累积起来的知识、技能和技巧所创造出的一种集体、社会的智力。劳动的价值由此被一种新的普遍而具体的劳动力经过占用及自由使用新型生产力加以实现。马克思所视为未来的正是我们的时代。劳动力的这种激烈的转换和将科学、交流与语言融入生产力的行为也已重新定义了整个劳动的现象学和全世界的生产景象。”[23]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劳动主要表现为一种物质形态的劳动，那么，在今天劳动已转变为一种非物质形态的劳动；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劳动是一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那么，在今天劳动已转变为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如果说，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劳动是指在生产场所的劳动，那么，在今天劳动已经打破了生活与生产的界限，成为人类生命的全部。也正是基于此，哈特、奈格里受拉扎拉托的启发，将其定义为“非物质劳动”。然而，在内涵的界定上，前者又与后者有所不同。在拉扎拉托看来，所谓非物质劳动主要是指“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24]。对此，哈特和奈格里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一定义遗漏了“生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因而无法深入到生命政治的肌理之中。[25]也是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自己对非物质劳动的理解。他们认为，所谓非物质劳动主要是指“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它包括三种类型：一是融合了通信技术的信息化大生产，二是创造性的和日常象征性的劳动，三是生产和操控情感的劳动。[26]从这里的论述来看，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的理解显然还是不成熟的，因为第一种劳动改变的只是生产方式，而其最终产物仍是一种物质产品。而且，劳动本身就是体力和智力的综合耗费，因此，任何一种劳动都必然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一面，此时他们尚未对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做出系统说明。这些到了《大众》中都得到了清晰阐释。在这里，他们将非物质劳动界定为“生产非物质产品，如知识、信息、交往、关系或者情感反应的劳动”，并将其缩减为两种类型：一是智力或语言劳动，二是情感劳动。[27]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就“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模糊性做出了澄清，主张用“生命政治的劳动”[28]来指称这一劳动形式。至此，他们对劳动的重构才真正完成。

再次，是对劳动霸权的重新界定。哈特、奈格里指出，随着后福特主义的兴起，“我们社会中的劳动正在转向非物质劳动”[29]，后者已经取代了传统工业劳动成为今天的新霸权。在此，他们首先对这一判断的方法论做出了说明。他们指出，这一指认并不是基于统计计量学方法，而是马克思的历史趋势方法。“当我们说非物质劳动正在占据霸权地位时，并不是说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工人主要生产的是非物质产品。相反，许多世纪以来，农业劳动一直都在数量上居于主导地位，全球范围内的工业劳动在数量上也没有降低。非物质劳动只占全球劳动的一小部分，而且只集中在地球上的某些支配性地区。我们的观点是非物质劳动的霸权是就质的维度而言的，它决定了其他劳动形式和社会本身的发展趋势。”[30]就像当年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一样，当时工业劳动也只占了全球劳动的一小部分，而且也只集中在世界的少部分地区，但马克思却依然将这种劳动视为决定着其他劳动和社会发展趋势的主导霸权形式。同样，在当代，虽然非物质劳动没有在量上取得绝对优势，但它已经在质上获得了统治地位，成为新时代的主导霸权，所有社会生活只有在它的光照中才能得到光明。

最后，是对政治主体的重新界定。他们指出，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是严格按照工业劳动界定的，它仅仅指的是产业工人，这就把那些从事服务业、商业或其他非物质劳动的人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了，这在当代社会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随着非物质劳动霸权的兴起，必须要改变传统的界定逻辑，依据非物质劳动来重新界定社会阶级。“我们要认识到，劳动与反抗的主体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构成已经历了转化，故而我们的理解也必须转变。从概念上讲，无产阶级已成为一个十分宽广的范畴，它包含所有那些自己的劳动遭受直接的和间接的剥削，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人。在过去的一个时代，这个范畴将重心建立在产业工人阶级之上，并一度被实际上纳入后者名下。它的典型形象是男性产业工人大众……时至今日，那个阶级已从我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31]代替它的是一个全新的“阶级”，即大众，它是指所有从事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生产的人。既不同于单一性的“人民”概念，又不同于具有统一意志的工人阶级，它是由多样性的差异构成的，后者“绝不会缩减成统一的或单一的身份——不同的文化、种族、族裔、性别和性取向，不同的劳动形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欲望。大众是所有这些个体差异的多样性集合”[32]。就这样，一个与帝国对抗的主体正式诞生了。

如果说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对抗的主体是劳动与资本，那么到了这里，则已演变为大众与帝国，但对抗的方式并没有改变，依然是那种自治对抗逻辑。至此，他们的大众哲学才真正丰盈起来，获得了“足够”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