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奈格里、哈特的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理论建构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大纲》，特别是其中的“机器论片断”的当代解读之上的。在他们看来，《大纲》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而其中的“机器论片断”则构成了《大纲》的核心，是一篇圣经式的经典文本。只有从这一手稿出发，才能找到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可行途径。然而，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他们的解读重心又有所不同：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奈格里主要通过对马克思关于机器大生产时代“劳动与生产过程分离”的论述，建构起了劳动与资本彻底对立的自治主义理论，实现了由劳动与资本的辩证对立到自治对抗的逻辑转变；而在《帝国》和《大众》等著作中，他们主要通过对“一般智力”和“自由时间论”的批判性解读，实现了由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的转变，建构起了以生命政治为核心的大众哲学。在这里，为了厘清二者的内在差异，我们将围绕它们展开细致分析。

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劳动资料必然会发展为自动的机器体系，它是“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也是“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4]。一旦资本主义达到了自动化生产阶段，一种新的劳动和奴役形式也就开始了。在工场手工业中，虽然工人被固定在某个单一操作中，但它毕竟表现为工人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过程。此时，劳动是“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而囊括”[5]整个生产过程，前者与后者是内在同一的。然而，在现代机器大生产中，“生产过程已不再是这种意义上的劳动过程了”[6]。“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7]在机器生产中，劳动过程不仅在社会形式上已沦为价值增殖的一个环节，而且在物质形式上也已经丧失了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支配性，沦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由于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由于活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的手段，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这一点从物质方面来看，也被肯定了。”[8]

在这里，马克思看到的并不是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而是资本在社会形态和物质形态上全面篡夺工人主体地位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强化。而奈格里显然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是转向了另一条道路。他正是从这一过程出发，提出了劳动与生产的分离逻辑，建构了一条与马克思完全不同的自治主义道路。

首先，他指出，“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不断下降”表明劳动与资本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逻辑：自我稳定逻辑与价值稳定逻辑。所谓自我稳定逻辑根源于使用价值，是工人集体需要的自主体现；而价值稳定逻辑则根源于价值，是资本从生产过程中剥夺剩余价值的稳定机制。“劳动地位的不断下降”表明，资本的稳定逻辑越来越脱离劳动，成为外在于劳动的一种独立机制；劳动也越来越摆脱资本的限制，成为一种独立于资本之外的自治逻辑。因此，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最终必然导致劳动与资本的彻底分离。

其次，随着劳动与资本的分离，一种新型的自治主体也被生产出来了。劳动不再内含于资本关系之中，而是挣脱了资本的统治，成为一个与它相对立的自治主体，于是，“一个质的飞跃诞生了：工人阶级行动的联合开始变成自我充分的……因此，我们看到了与资本的总体力量及其扩展形式的对立的爆发：一个新的主体出现了”[9]。在劳动与生产过程的分离中，工人获得了彻底的发展，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于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不再是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也不再是前期那种潜在的斗争关系，而是演化为两个真正主体之间的对抗关系。

结果，一种完全不同于辩证法的对立逻辑被生产了出来。后者不再强调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相互依存，而是强调彻底的分离与对抗。它也不再强调一个矛盾的解决带来的是另一个矛盾的产生，而是主张对立面的彻底消失。这种“对立主义不再是辩证法的一种形式，而是其自身的否定”[10]。它“终结了所有二元论，绝不在其范围里接受敌人的经济现实。它拒绝辩证法，哪怕是在简单范围内。它拒绝所有两面性的客套话。对立过程在此倾向于发展为霸权：它要摧毁、镇压其敌人”[11]。可以说，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主张抛弃辩证法，走向“真正对立”的做法，并不少见。意大利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德拉-沃尔佩、科莱蒂等都持这种观点。在这点上，奈格里无疑继承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传统。但与他们不同的是，如果说德拉-沃尔佩、科莱蒂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解读，来达到超越黑格尔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走向“真正对立”的话[12]，那么，奈格里则是从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中来寻求这种解构路径的，而这个支点恰恰就是“机器论片断”。犹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机器论片断”为“这个道路提供了根本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前进，重新发现把马克思思想向前推进的机制，那么我们最终会达到一个中心点，即对所有强调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找到马克思思想的实践特征。终结辩证法？是的，因为思想行为在这里并没有任何来自集体力量的自治，来自使主体能动地朝向共产主义集体实践的自治”[13]。

最后，劳动主体的斗争策略问题。既然劳动已经成为外在于资本的对立主体，那么，对工人而言，要想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必须做到两个方面：第一，从直接层面来看，工人必须拒绝劳动，因为一旦他们直接参与到劳动过程之中，就会丧失自身的独立性，成为依附于资本的劳动。所以，“不劳动，拒绝劳动就成为工人们的主张，成为价值规律被颠覆的基础”[14]。第二，单纯的“拒绝劳动”还不够，这只是维持他们在资本关系中主体性的一种必要条件，而要想彻底完成这一点，还必须要“废除资本主义劳动”，解放人的劳动本身。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答曰：既不是依靠国家，也不是依赖政党，更不是依靠马克思所讲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工人的自治和对抗。“唯物主义成为唯一的水平线，完全由对抗逻辑和主体性赋予活力。共产主义过渡在这个阶段上遵循从自我稳定到自治的道路。”[15]

到了这里，奈格里的整个逻辑已经非常清楚了：所谓的“自由”其实就是“工人阶级的自主的自治”[16]，但这种自治并不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而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任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自主发展，就能自发地长出自治主体，长出专属于工人的自由。他正是通过对劳动与生产分离的政治解读，建构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工人自治理论，从而超越了《资本论》中的马克思形象，建构起了一个“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完成了对“机器论片断”作为一种圣经式文本的系统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