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述分析为基础，哈维进一步谈到了资本主义的空间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问题。“空间障碍的消除和‘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斗争对于全部资本积累的动态来说都是根本性的，并且在资本过度积累危机时期更是剧烈。通过向新领域的地理扩张以及建构全新的空间关系来吸收剩余资本（有时是剩余劳动力）可以说是很显著的。”[11]在《叛逆的城市》一书中，他以城市化过程为例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更为清晰的说明。“为了产生剩余价值，资本家必须生产剩余产品。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永远都在生产城市化所要求的剩余产品。反之，资本主义也需要城市化来吸收它无止境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因此，资本主义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呈现出一种内在的联系。”[12]应该说，这是哈维在解读社会空间问题时出现的一种新思路，即看到了社会关系或社会生活的再生产过程除了能够促进政治权力本身的再生产外，还能够促进经济维度上的资本积累并以此来克服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我们知道，在当代西方学界，不少学者只是从权力再生产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空间的生产问题的。譬如，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就具有这种观点。

比数量等价关系更深地在商品下面流传的首先是如下的信息：把自然（和人）从不确定性中拉出来，使其服从价值的确定性。这是我们可以在推土机、高速公路、“经济基础”的修造狂热中，在生产时代的文明化狂热中体验到的，这种狂热不留任何一点非生产的东西，在一切事物上都要签署生产之名，甚至不是为了增加财富——生产是为了标志，生产是为了再生产带有标志的人。今天的生产与这种代码恐怖主义有什么不同吗？[13]

也就是说，对鲍德里亚来说，由“经济基础”的修造狂热所体现出的社会空间的建构，只是为了再生产带有标志的个人，而不是为了生产财富或解决资本过剩问题。生产何种具体的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社会关系再生产出来并由此而完成政治权力的建构与布展。但对哈维来说，情况要复杂得多。城市的拓展等社会空间的建构，的确具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功能，但也有消化过剩资本并由此而促进资本积累的功能。哈维举了很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我们仅以其中的1853年巴黎重建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哈维认为，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52年称帝之后，既面临着推动社会稳定、获得政治上的生存的压力，又面临着解决资本过剩危机的压力。就前者而言，他的确采用过全面镇压其他政治运动的方法，但他所推进的巴黎城市基础设施的重建计划，无疑是一种更有效地把上述两种压力统一起来加以解决的办法。奥斯曼（Haussmann）就是具体负责巴黎基础设施重建计划的人。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目标绝非只是建筑学意义上的巴黎重建，而是既要保证政治上的稳定，又要解决资本过剩的问题。于是，奥斯曼制订了一个比一般建筑师所能想象的更宏大的巴黎重建计划。“当建筑师希托夫（Hittorf）向奥斯曼展示他关于巴黎新林荫大道的设计方案时，奥斯曼驳回了这个方案，他说，‘不够宽，你的设计宽度为40米，我要的是120米’。”[14]这种关于巴黎林荫大道的宽度应该是40米还是120米的不同理解，显然已经不是关于自然空间之现实用途的不同理解了。而奥斯曼正是通过这种看似乌托邦的城市重建计划，一方面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从而使巴黎改造成了促进政治稳定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吸收了大量的过剩资本，从而解决了资本积累过剩的危机。

奥斯曼不是在考虑如何对巴黎这座城市做些修修补补的改造，而是在更为宏大的尺度上，以合并郊区和重新设计整个街区（如Les Halles）为基础，去思考对巴黎这座城市的改造。换句话说，奥斯曼是要从整体上改造巴黎，而不只是做些修补的工作。为了做到这一点，奥斯曼需要新的金融体制和借贷方式，而这些新事物是以圣西门的思想（动产和不动产信贷）为基础的。实际上，奥斯曼使用了类似凯恩斯的体制，利用债务融资，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从而达到解决剩余资本的出路问题。[15]

应该说，哈维能够在资本主义空间的解读上引入解决过剩资本的理论线索，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学术贡献了。它能够推动人们思考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与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结合起来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在当代西方左派学界，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不少学者以福柯的观点为学术支撑点，批评马克思简单地把统治与剥削等同起来，把基于生产关系的阶级统治理解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最重要形式，而忽略了散播在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微观权力的统治形式。说实话，这种观点以解读视角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诱使读者相信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阶级统治理论过于简单化了。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公开承认和彰显自己的经验主义立场，也没有回答他们所讲的散播在社会生活各角落的微观统治权力是如何形成的、应该如何被消解等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看不到那些微观权力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在性质上恰恰是由马克思所强调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并且那些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也是由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所推动的。试想，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被中断了，那么，以空间的社会建构等为中介的资本权力的建构过程还会继续吗？

当我们讨论到这一理论层面的时候，就必须要关注如下的问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是无法跟以商品为表现形式的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相脱节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总是把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根本原因。尽管他也总是强调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要比物质财富本身的再生产更为重要，“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这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把他本身作为劳动能力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资本，同样另一方面，资本家把他本身作为资本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活劳动能力”[16]。但他始终没有把这两者割裂开来，因为在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中，它们本来就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但能够看出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而且还能看出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具有内在矛盾性的生产关系，因为只要深入到物质生产的社会历史过程之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所蕴含着的内在矛盾。譬如，资本主义条件下劳资之间的矛盾关系。而那些忽视物质生产过程的重要性、只关注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的人则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理论高度。他们会停留在经验的层面，把社会关系仅仅理解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关系、消费关系，或者政治学意义的权力关系、统治关系等，而看不到隐藏在这些经验关系背后的现实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当然，他们更不可能把握住生产关系之内在矛盾性了，他们至多能看到统治权力的某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与这种权力的无限拓展欲望之间的外在对立关系。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哈维的上述探索是有价值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他在资本主义空间的解读上所呈现出的两条理论线索还远远没有达到有机统一的程度。因而，他的观点对深化社会关系再生产问题的探索所能起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这里的关键是，哈维的第二条理论线索其实并没有真正研究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而只是研究了过剩资本的吸收与消化问题。也就是说，尽管我们从广义上说哈维所研究的也是资本积累问题，但他只是从经济学维度上来研究这一问题的，即从过剩资本的吸收的角度来研究对资本积累危机的克服问题的。哈维事实上并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或劳动过程的领域，通过解读剩余价值的剥削机制来研究资本积累的社会历史基础。因此，他的第二条理论线索是不可能引申出对生产关系的本质性解读的。这也是为什么哈维在第一条理论线索中谈到社会关系的时候仍然停留在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层面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在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问题上只能停留在统治权力的再生产，而无法深入到内在矛盾的再生产之理论层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