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哈维是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角度来界定社会空间的性质及内涵的，再加上他只是从经验的层面来理解这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因此，哈维必然会看到如下的现象：不同的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支撑或建构不同的社会空间。也就是说，在他的解读视域中，社会空间必然是一个多样性的概念。“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在各种情况下都是由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所赋予的，由于后两个方面在地理上和历史上变化着，因而我们发现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建构有着很大的差别。简言之，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2]那么，与其他的空间形式相比，资本主义的空间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首先，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的空间具有数学化、理性化的特点。与前资本主义的空间形式相比，它完成了从经验性空间向数学化、理性化空间的转变。我们用通俗化的例子来对哈维的这一观点做个解释：在前资本主义的农业文明阶段，我们在解释一块土地有多大面积的时候，一般会说，长度有走一袋烟的工夫，宽度有走半袋烟的工夫。尽管严格来说，不同的人吸一袋烟的时间有很大的差别，但人们一般也并不认为这样的解释有什么不妥。但资本主义阶段的空间表述方式则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会以数学化的空间测量方法来理性地告诉你关于这块土地的面积的准确数字。“与记时的历史一样，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制图学的历史主要涉及的亦是根据明确规定的数学原理改进空间测量和再现的方法。在此，贸易和商业、财产和领土权利（封建时代未被承认的那类）等利益在重塑精神结构和物质实践中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3]正像这段引文所呈现的那样，哈维的确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空间的数学化和理性化是跟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及法权关系的现实诉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或商业关系的空间诉求来说，哈维认为，只有通过数学化和理性化来完成空间知识的新建构，进而把整个世界理解成全球性的统一体，资本主义商业的无限拓展的欲望才可能得以实现。“地理知识很明显地成为军事和经济权力的至关重要的源泉时，如兰德斯揭示的那样，地图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也就距之不远了。1400年，托勒密地图传入佛罗伦萨，在那里立即被用作描绘地理空间和保存地方信息的手段，如我们今天所知，这乃是地理学知识建构中的一项根本性突破。此后才有可能在原则上把世界理解为全球性的统一单元。”[4]

就资本主义的财产及领土权利与资本主义空间形式之间的关系来说，哈维认为，这关乎资本主义所倡导的政治平等、个人主义等政治诉求之实现的问题。“这种制图学革命的政治意义值得注意。例如，有关时空的‘理性的’数学观点是有关政治平等和社会进步的启蒙教义的必要条件。法国大革命国民议会的首要行动之一便是下令系统地制作法国地图，将之作为确保政治代表平等的手段。”[5]也就是说，如果在土地等空间形式上仍然保留着某某伯爵的私人领地等表达形式，如果不发生空间形式上的资本主义理性化、数学化转变，那么，要想实现政治平等、个人主义等诉求是不可能的。

客观地说，哈维的这种阐述在经验层面上的确是有较多的学术新意的。我们在解读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时，往往会从商品关系的边界延伸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但容易忽略社会空间形式的转变与这种交换关系之拓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在解读资本主义的政治诉求时，往往会从打破封建主义的政治框架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但容易忽略空间形式的转变与这种政治关系变迁之间的关联性。哈维告诉了我们其中的奥妙。他的确也有能力这样做，因为他本来就是研究资本等社会权力是如何通过社会空间的建构来完成其自身的再生产的。因此，当哈维讲出下面这段话时，我们要对他的独特解读视域给予足够的学术关注。

在任何社会中，空间和时间的实践活动都充满着微妙性和复杂性。由于它们是那么密切地蕴涵在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转变的过程之中，所以必须找到某种方法去描述它们，对它们的用途作出概括。社会变迁的历史部分地表现在有关空间和时间之概念的历史之中，那些概念或许被附加了意识形态的用途。此外，改变社会的任何规划都必须把握住空间和时间概念及实践之转变的复杂棘手的问题。[6]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哈维的解读思路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他过多地拘泥于对经验层面上的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法权关系等要素与资本主义空间形式之间的关联性的研究，而忽视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上述各要素的建构和决定作用的研究。这导致他对建构社会空间的资本权力只能进行政治学的批判，而不能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即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来揭示资本权力的必然被解构性。具体来说，哈维看到了资本主义空间形式的数学化、理性化转型，但他没看到，使这种转型真正起作用的其实并不是经济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资本权力，而是社会历史观意义上的资本关系。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达成，才使得数学化、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空间形式得以建构出来并发挥其相应的作用。哈维只看到法国大革命国民议会下令制作理性化、数学化的法国地图，与促进政治平等及社会进步的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但他没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与这种地图重构能够发挥历史作用之间的关联性。如果国民议会在其他时候下令系统地制作地图，它能起到相应的政治作用吗？哈维只研究了资本对空间—地理景观的建构及其作用，但没研究资本对社会空间的这种建构是何以可能的。这种解读方法上的局限性，在对上述这一问题的理解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其次，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的空间具有不断变化的特点。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持续地变化着，所以，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必然也会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这就决定了空间的表现形式也会不断地变化。“无论如何，资本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生产方式，总是不安地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产和剥削模式，因此也寻找新的时空客观定义。空间关系和空间再现的周期化重组总是具有非常有力的影响。”[7]在哈维看来，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容易找到的。

强大的创新潮流加快并加速了周转时间。决策的时间视野（今天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已经以秒来计）大大地缩短，生活方式的时尚迅速地改变。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对时空关系的彻底重组、对空间障碍的进一步消除，以及新的资本主义发展地理学的出现。这些事件产生了强大的时空压缩意义，影响了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为了给创造新事物让路，人们不得不破坏整个景观……通往后现代主义预示的“感觉结构”的转型，与近二十多年中发生的政治经济实践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8]

哈维所讲的空间障碍的进一步消除，是指空间的传统表现形式即绝对空间的消解以及不断变化着的相对空间的生成。“绝对空间和场所的确定性让位于一种变化着的相对空间的不稳定性，在这种空间中的一个场所发生的事件，可能立刻和成网状地影响到另外一些场所。”[9]譬如，某一块土地或某一个地理空间，原先是跟某个具体的人物或家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除非这个人物或家族的发展现状遭到改变，否则这块土地的性质及内涵是不会改变的。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它变成了一种不稳定的相对空间。在这个区域甚至附近的区域内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如修建地铁、机场等公共设施，就会对它的特性造成根本性的改变。在这一意义上，地理空间本身对外在力量的抵抗力已趋于消失，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对空间，而是变成了由社会权力建构的社会空间。

哈维还解释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空间与经济及金融力量之间的关系。他以1847年—1848年的欧洲经济危机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在哈维看来，尽管在总体理论层面上我们必须看到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对同样不断变化的空间形式的建构，但在具体的某个时间点上，我们也要看到关于社会空间的另外一种景观，即具体的社会关系形式对具体的空间形式的强力建构性。1847年至1848年的情况就是如此。“1847年和1848年的各种事件也挑战了对于空间性质和金钱意义的肯定。各种事件都证明了欧洲已经达到了把空间结合进经济和金融生活之中的水准，那种经济和金融生活将要使整个大陆对于同时发生的危机的形成变得很脆弱。”[10]哈维是想表明，整个欧洲的空间都因为经济及金融力量的布展而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统一性，但可惜的是，这种统一性只是资本主义金融权力所建构出来的统一性，因而它对于即将到来的金融及经济危机并不具有抵抗能力。他这里所讲的把空间结合进经济和金融生活之中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他一直强调的特定的社会关系通过对社会空间的建构来实现其自身的再生产的观点。因此，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哈维在解读社会空间的性质时，比较好地把握住了社会空间的相对固定性与不断变化性之间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