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贾用“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作为《后现代地理学》的副标题，旗帜鲜明地宣称这种“重申之言”就是建构一种“空间化的本体论”。[15] 在这一理论建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空间性”。在笔者看来，苏贾关于空间性的讨论语境主要是基于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概念。但在列斐伏尔那里，“空间性”（spatiality）一词很少被使用，他更多地使用“空间”（space）这个词。而苏贾认为，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本质上讲的是“空间性”概念，而不是日常意义上的“空间”。笔者认为，苏贾从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概念中进一步强调“空间性”概念，深层理论依据是海德格尔的空间与空间性概念的区分。对此，我们先来看看苏贾的论说语境。

在苏贾的眼里，把社会生产关系共时性、结构性特征本体论化的结构主义者普兰查斯同样提供了一个关键性洞见。在普兰查斯那里，空间是社会的母体（matrix），是一种基本的物质框架（经济基础）而不是单纯的表征方式（上层建筑）。空间与时间的母体创造与转换建立了一种基本的物质框架，即社会生产的真正来源。因此，空间性既是一种社会产物（或结果），也是社会生活中一种建构力量（媒介）：“这对社会空间辩证关系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来说是极为关键的见地。”[16] 普兰查斯关于空间的这一本体规定显然极其符合苏贾的口味。同时，苏贾认为，在西方哲学传统上，福柯是一位致力于把空间性进行本体论化的重要的人物，并借助萨特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关于空间性的思考来实现他的理论建构。笔者觉得，从苏贾对福柯的这一评价来看，他本身实际上也受了海德格尔关于空间性的思考的启发。

苏贾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把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附属物，关键在于没有区分“空间性”与“空间”这二者的含义，错把“空间”当作“空间性”。“空间性是社会生产的，而且如同社会本身一样，既以各种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形式存在，也以个体与群体两者之间的一套关系，即社会生活本身的一种‘具体化’与‘媒质’而存在。”[17] 我们看到，这实际上是对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是社会生产的产物”这一基本问题式的直接复述，只不过在这里，苏贾换了个说法，即把社会空间换成了“空间性”。苏贾接着说，社会的空间性不同于具有物质特性的物质空间以及认知和象征的心理空间，“不论是物质空间还是心理空间，都被利用并融合到空间性的社会建构之中，但不能因此被概念化为空间性的等同物”[18]。这是我们上一节中第二部分就讨论过的，也是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开篇就进行讨论的问题。因此，“每一种空间都需要当作社会生活空间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容来加以理论化并加以把握”[19]。可以看出，苏贾在这里实际上是用“空间性”这个概念对老师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概念进行了辩护。

在笔者看来，苏贾把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概念重新强调为社会的“空间性”这一点是深刻的。正如我们在第一节讨论的那样，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这一范式中，他一直强调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而社会生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存在过程。因此作为其结果的空间显然不是指某实体物的所具有的广延性，而是过程本身的空间性。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关于空间与空间性的思考无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在海德格尔那里，“空间首先就在这样一种空间性中随着在世而被揭示。认识活动基于如此这般得到揭示的空间性才得以通达空间本身”[20]。也就是说，空间是在此在的在世的空间性中得到揭示的，而此在的空间性恰恰不是通过周围物体的现成的“地点”来规定的，而是来自交道活动中的周围世界的周围性，并在去远与定向活动之中得到规定的。在海德格尔这里，尽管空间性作为此在的本体性构成要素，但是，空间本身没有独立的存在方式，只能在在世的存在机制之中才能得到揭示：“空间本质上在一世界中显示自身”，“唯回溯到世界才能理解空间”[21]。事实上，这也是列斐伏尔把空间理解为社会的产物的深层语境。苏贾在这里把列斐伏尔的这一语境直接挑明了。

在苏贾看来，在当前对空间性的短视的阐释中，空间性只是被阐释为一种集合，“即具有实在的表象”，“空间性只是被理解为从客观上可以衡量的表象”。这是一种自然主义、机械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来过分强调了空间的具体性，一种“真实幻象”，它拒绝深入到事物的表面之下。这样，在这种真实的幻觉中，空间性“仅仅是物质性的或自然的事物及它们之间直接可感的关系”，“空间性被还原为物质的客体和形式，并被回归到第一自然”[22]。在这里，苏贾直接复述了列斐伏尔对社会空间认识上的“真实的幻觉”的错误认识。基于此，苏贾还批评了历史唯物主义者们与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具有这种“真实幻象”的倾向，并把这归罪于马克思：“这令人想起马克思所描绘的物化，真实被仅仅还原为事物本身。”[23] 从这批评来看，苏贾根本就没有读懂马克思。甚至也没有真正理解他的老师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的语境。

在苏贾看来，这种对空间性的“短视”，在西方哲学，尤其是在亨利·柏格森那里，得到极端的发展。柏格森把空间与时间分开，并在整个20世纪影响了卢卡奇和许多其他的历史决定论者。这种理论短视还表现在阐释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理论上。在那里，时间与空间被看作同商品形式、充满竞争的市场、社会阶级的结构一样，被表征为各事物之间的一种自然联系，而不是表征为根植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一种连续的、同质性的、破碎的和零散的空间—时间。因此，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中，这种“空间性”实证性思维都把资本主义具有问题框架的历史地理学遮掩于我们的视线之外。

如果说，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不能看到隐藏于客观表象的模糊性背后社会生活的空间性，那么，过度抽象的超验的唯心主义则常常把“空间的生产投射到有目的的唯心主义和非物质化的反思性思维的直觉王国”[24]。这实际上是列斐伏尔的那个“透明的幻觉”。在苏贾看来，这恰恰是一种远视，因而空间性的生产被表征为，实际上被重新表述为认知和心理设计，即一种幻想的观念作用的主观性被一种同样是充满幻想的富有感官性的客观主义所取代。空间性仅仅被还原为一种心理构想、一种思维的方式或一种观念作用的过程。这种幻想掩盖了“空间性”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按照这种理解，社会空间完全被当作精神空间，一个“加密的现实”，可以借助思维和言语、言说和书写，借助文学和语言、话语和文本、逻辑观念和认识论来破译。这是一种“既无时间又无地点的普遍而漂浮不定”的先验唯心主义，“这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不过，它痴迷的是观念和观念物，这都源于笛卡尔的‘我思’或黑格尔的精神/心灵那假想的无限权力。”[25]

在模仿列斐伏尔对于“社会空间”的“双重幻象”的批评之后，苏贾又把批判矛头指向了马克思。苏贾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遮蔽了对“空间性”进行唯物主义阐释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回应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反空间主义。[26] 这种反黑格尔的反空间主义，“在马克思的几乎所有著作得到了编织”[27]。在苏贾看来，马克思将空间主要处理为一种自然语境，即生产的各种处所、各种不同市场区域、距离等方面的总体，而这一总体将会通过时间和资本日益解脱束缚的运作而被“消灭”，“社会行为的空间伴随性主要被简化为拜物教和虚妄的意识，从马克思那里，从未得到过一种有效的唯物主义解释”[28]。这显然是对马克思的肤浅理解，难道他不知道他所依据的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这一理论，正是列斐伏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基础上提出来的吗？

在现实性上，苏贾认为，资本主义的地理历史交叉于一种复杂的社会过程。这种过程造就了各种空间性一种始终演进的历史序列，即社会生活的一种空间—时间的建构。这种与历史的同步发展的空间性生产，可以描述为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和社会本身的手段和结果、预先假定和具体化。实际上，各种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在社会生活中辩证地交织在一起。要知道“社会生活在其历史地理中”是被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分析，在“基本的公理性和本体论层面上，空间性必须作为社会存在的第二种物质化/语境化加以结合。社会的构建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社会存在在地理和历史中才成为具体”[29]。就当代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言，这倒是对的。

在苏贾看来，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构建一种具有社会转换能力和包容能力，而又具备独特的空间性而实现自己的统治的。空间性必须由社会再生产，而且这一再生产是冲突和危机长流不息的源头。如果空间性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物质所指，那么社会生活必须被视为既能形成空间，又伴随于空间，既是空间性的生产者，又是空间性的产物。这种双向关系界定了——或者重新界定了——一种社会—空间辩证关系。据此，苏贾修改了马克思下面的这个论断：“人们创造了人们的历史与地理，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生产的历史地理的条件下创造了历史与地理。”[30] 这看起来与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十分相似。

据此，对空间性的唯物主义的解释是：“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结果；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预先假定，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具体化。”因此，“对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和对地理唯物主义阐释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而且在理论上是彼此相伴的，不存在固有的孰先孰后的问题”[31]。事实上，对于空间性究竟是什么，苏贾一直没有解释。他只是原则性地强调了这一点，我们并不知道他对空间性本身是如何规定的。看来，他只是片面地理解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这一范式，列斐伏尔正是从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概念中得到社会空间概念的。在马克思那里，空间性本身已经内在地隐藏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苏贾在这里，只是把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这一范式之中含蓄的空间本体论的倾向再一步激进化了。

显而易见，苏贾并不满足于发展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空间理论，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从根本上空间化，将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重心从历史化转向空间化。他不满足于作为一种辅助手段的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分析理论，如果列斐伏尔还深信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的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么，苏贾实际上并不在意他是否真正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是借助于被列斐伏尔空间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进一步发展出激进的“后现代地理学”。为此，苏贾认为，“必须大力发展一种新的‘认知图绘’，这是这样一种新方法：看穿反动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期现代历史决定论毫无存在必要的面纱，以建立一种政治化的空间意识和一种激进的空间实践”[32]。

苏贾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生产过程的空间性，强调了这种空间性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与影响。但是他坚决地反对把空间性仅仅作为社会过程的产物，力图主张把空间性提升到本体论位置。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最终极的本体论框架，成了一种先验的空间性、时间性与社会性三位一体。但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照，他肯定是过分突出了生产概念中的空间维度，牺牲了其更根本的历史性内涵，只是聚焦于晚期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暂时性特征，而有意或无意地模糊了永恒的物质生产的始基性，甚至含蓄地用“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替代了马克思将物质的生产与再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的基本原则。这一点，在他的“第三空间”理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