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差之见》发展了《伊拉克：借来的壶》中“什么都不做”的观点，正式提出了“巴托比政治”。巴托比（Bartleby）是19世纪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笔下的小说人物。1851年出版的《白鲸记》（Moby-Dick）遭到世人的冷遇，心灰意冷的梅尔维尔改变文风，转向描写更加幽微阴暗的内心世界。1853年，他发表短篇小说《抄写员巴托比：华尔街故事一则》（Bartleby the Scrivener：A Story of Wall-Street）。小说故事梗概如下：

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故事讲述者是一位在华尔街经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雇佣巴托比担任法律文件的抄写员。刚开始，巴托比工作认真负责，能够完美地完成他将交付的工作，就是不爱说话，不离开他的座位。可是，巴托比渐渐地开始拒绝工作。他先是拒绝与同事们合作校对抄写后的文件，拒绝出门跑腿购物，最后连抄写也拒绝了。巴托比对律师任何要求，总是平静而坚定地回答：“我宁可不……”（I would prefer not to…）。他每天只站在墙边盯着窗外。律师被巴托比迷住了，他有一种让人难以拒绝的气质，而且律师发现，巴托比甚至连晚上也住在办公室里。律师终于忍不住要求巴托比离开，当然巴托比还是回答：“我宁可不……”拿他没办法的律师困扰不已，几乎要发狂了，只好自己搬家另觅办公室，而巴托比仍然站在那里。办公室房东报警，将巴托比逮捕入狱。律师到监狱中看望巴托比，他依旧拒绝任何事，仅仅站在监狱围墙边，最终巴托比蜷曲着身子死在那里。巴托比死后不久，律师听到关于巴托比的传闻，他曾在华盛顿的“死信处理办公室”（Dead Letter Office）工作。故事在律师的感叹声中结束：“啊！巴托比！啊！人类！”[8]

梅尔维尔这部晦暗的短篇小说在20世纪逐渐受到理论家的重视，多位当代批判理论家曾对这个文本展开解读。德里达在1992年出版的《死亡礼物》（Donnerla Mort）中将巴托比与《旧约圣经》里把独子献祭给上帝的亚伯拉罕（Abraham）进行对比研究。德里达认为他们都有一种“非语言的语言”或“秘密的语言”。亚伯拉罕接到上帝的命令，要他将自己的儿子以撒献祭给上帝，亚伯拉罕没有提出任何问题，而是沉默地逐步执行这件事。德里达认为，亚伯拉罕此时的无言，正如巴托比的“我宁可不……”所呈现的“没有回应的回答”。德里达认为巴托比“这种一再重复的说话方式等于什么都没说，没有承诺，也没有拒绝或接受任何事，这种独特的无意义陈述使人想起一种非语言或秘密语言”[9]。此外，德里达还提出“我宁可不……”这句话像一个未完成的句子，而这种悬而未决形成一种张力：一种不完全的寡言，一种暂时性的寡言，仿佛后面藏有难以辨认的卓见或智慧。我们不知道巴托比到底想要或想说什么，也不知道他不想要或不想说什么，仅仅知道“他宁可不……”[10]。德里达用巴托比的暧昧态度来解释亚伯拉罕献子前的沉默。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对巴托比有更丰富的讨论。他的1993年出版的《批评与临床》（Critique et clinique）中收录了《巴托比，或句式》（Bartleby，ou la formule）一文。德勒兹首先定位《抄写员巴托比》这篇小说既非作家的隐喻也不是任何事物的象征，而是一篇极度怪异文本。巴托比的口头禅“我宁可不……”也许是一种独特句法结构，不能说句法有误，但句子突然中断，留下一种悬而未决的空白。德勒兹称这句话为一种“句式”（formule）。他认为这种“句式”既非接受也不是拒绝，既非肯定也不是否定，然而却让事情无法继续。“句式是毁灭性的，因为如同它排除了一切不被渴求的事物那样，它也无情地排除了受渴求之事。”[11]巴托比“句式”像一种语言中的外语（德勒兹强调一切的文学杰作都有此特质），让人们直面语言中的寂静，或者说颠覆语言使之陷入沉寂。巴托比始终保持着这种寂静，直到瘐死狱中。巴托比“句式”毁坏语言的方法是打破了语言的内在规则——语言“涉及”或“假设”一定内容。巴托比排除了所有的选项，创造了一种语言内部的真空状态，而这种真空扰乱了整个语言活动。巴托比或许是一个疯子，但事实上始终保持沉静状态，反而是他周围的人因无法忍受他的行径而日益疯狂。德勒兹进一步将巴托比与19世纪末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联系起来，最后这样界定巴托比：“巴托比不是病人，而是病入膏肓的美国的医生，是‘行医术者’（Medicine-Man），是新的基督，或者是我们所有人的弟兄。”[12]

1993年，德勒兹的《巴托比，或句式》被翻译为意大利文，与当代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另一篇文章《巴托比，或论偶然性》（Bartleby o de la contingencia）合在一起，以《巴托比，创造的句式》（Bartleby，la formula dellacreazione）为题在意大利出版。阿甘本全文围绕着“潜能”（potentiality）概念展开。巴托比“我宁可不……”的“句式”是一种潜能的极端表现。它既不拒绝，也不接受。巴托比是空无的具体化，如同一张空白抄写纸，因此他顽固地坚守在潜能的深渊，而且丝毫没有离开的意图。阿甘本认为潜能具有伦理学意义。传统伦理学忽略潜能，过分注重意志（will）和必然（necessity）。巴托比打破了这一点，以一种“非意志性”的“绝对潜能”姿态出现。[13]巴托比把“它将发生或它将不发生”作为一个整体严格把持，而不实现其中任一选项。巴托比过去曾任职于“死信处理办公室”，“死信”的意义也是潜能。信中充满各种内容：愿望、道歉、求爱等，如果信到达目的地，信中所写的内容也许就实现了，不过成为“死信”终止了一切。“死信”成为永恒潜能的代表。巴托比曾经负责处理死信的经历使他无法继续他的抄写工作。因为抄写正是利用文字将潜能付诸实现的活动，然而巴托比知道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文字都是“死文字”（dead letter）（“死信”与“死字”双关）。阿甘本进一步将巴托比的“潜能”与德勒兹将巴托比视为基督的观点相联系，提出：“如果巴托比是新的弥赛亚，他将是不同于基督的弥赛亚，他不是救赎存在，而是拯救非存在。”[14]巴托比没有创造新的创造物，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去创造”（decreation），新的创造物在此还处于酝酿当中。巴托比到达了“发生或不发生”的无法说明的中心，一切创造物的归宿。[15]

相对于阿甘本灰暗晦涩解读，哈特和内格里（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的《帝国》（Empire）对巴托比的解读更直白一些。他们认为巴托比是拒绝的象征。巴托比不拒绝具体的这个或那个任务，也不提出任何拒绝的理由，而仅仅是拒绝——一种被动的、绝对的谢绝。他们注意到巴托比的拒绝之所以能让人卸除武装，在于他的沉着与安静。他的拒绝是如此的含糊，以至于成为一种绝对的拒绝。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巴托比，哈特和内格里进一步把巴托比界定为“彻底的空白”“没有质的人”。他们提出：“巴托比以其纯粹的被动性和对任何特殊事物的拒绝呈现为一个属的存在，呈现为存在本身，除了存在什么都没有了。”[16]因此，巴托比日渐憔悴，最终消逝在恶名昭彰、俗名“坟墓”的曼哈顿监狱，也是难以避免的。

几位当代欧洲哲学家对巴托比的解读有其共通之处，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的霍伊（David Couzens Hoy）认为，各种解读大致分可为两类：美国的学者更多地从反社会行为、资产阶级社会冷漠和受挫的角度解读这个故事；而欧洲的学者则多把巴托比视为某种形式的“被动性攻击”，挑战所有社会礼仪和公民义务。霍伊提出，巴托比成为当代欧洲知识分子怀念“68精神”的化身[17]。齐泽克回应了哈特和内格里的巴托比解读，按霍伊的分类，齐泽克属于欧洲学者系列的最新发展。齐泽克在2006年的《视差之见》中提出“巴托比政治”，他认为“巴托比政治”的首要意义是“清理场域”，这是行动的第一步。巴托比的“我宁可不……”打开了一个空间，一个真正的行动，改变坐标的行动实现的空间。与当今左派盲动而无用的“投入行动”（passage àl’acte）相比，齐泽克将“投入行动”和巴托比的行动都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暴力，然而两者有着根本区别：“投入行动”的暴力是为了确保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变化，而巴托比的暴力可以彻底改变坐标系的基础。

齐泽克分析了巴托比的“我宁可不……”（I would prefer not to…），与“我不愿意……”［I don’tprefer（or care）to…］的区别。巴托比并没有否定“谓语”，而是肯定了“否定—谓语”。巴托比并不是“我不想这么做……”而是“我想不这么做……”这两者的区别就像康德的“否定判断”与“无限判断”的不同。齐泽克认为这样的肯定“否定—谓语”的策略可以摆脱“抵抗政治”的困境，不再成为当今霸权意识形态的补充，从而到达一个新的位置，一个在霸权以及“霸权的否定”之外的位置。[18]这就是行动发生的地方。这样的姿态可以最小化各种催人积极投入的“伪行动”，一并以“我宁可不……”加以拒绝。齐泽克指出他的巴托比政治与哈特、内格里对巴托比的解读不同。第一点，哈特和内格里仅仅将巴托比视为“抽象否定”的空白，一个行动中需要超越的一个阶段，而齐泽克则主张“空无”是“本原”（arche），是支撑整个运动的潜在原则，而非要克服的阶段。[19]第二点，而且是更重要的一点，齐泽克认为“巴托比政治”所谓的拒绝并非“向‘帝国’说不”，它首先要拒绝的是“抵抗的少年游”，拒绝那种帮助资本主义更好运行下去的抵抗政治式的行为。另一种拒绝参与的事情是各种慈善活动，如救济非洲孤儿，拯救热带雨林，送书本给阿富汗妇女帮助她们建立西方自由的女性主义思想等。还有一种齐泽克认为“宁可不”的行为是“西方佛教”的游戏，也就是体悟到社会现实是虚幻的，然后就可以毫无负担地投入到资本主义竞争里。这三种行为共同问题是：他们的行动恰好参与到资本主义自我再生产的过程当中，成为其扩张生长的养料；他们越是投入（伪）行动，越是让真正的改变行动无法实现。因此齐泽克主张“宁可不”投入。

2010年，齐泽克在《活在末世》一书结尾再度提出“巴托比政治”，并提出具有总结性的定义：巴托比不是积极地抵抗权力，而是通过“我宁可不……”的姿态悬置主体的力比多投资——停止主体对权力的幻想。主体的力比多投资的典型状态是错误行动，自以为在行动，但实际上是完全被动的。例如，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疯狂地活动，以避免真正的事情发生。而巴托比政治的意义就在于拒绝这种强迫性行动。

巴托比行动是暴力，正是因为它拒绝这个强迫性行为——在其中，不仅行使暴力，而且暴力与非暴力部分重叠（非暴力呈现为最高的暴力），因此行动与不活动的关系也是如此（在这里最激进的行动就是什么都不做）。[20]

巴托比政治的暴力性在于他打断了社会象征秩序的力比多投资循环，拒绝成为超我的补充。这正是齐泽克“行动”的根本内涵之一——与现存象征秩序断裂。因此，我们可以说“巴托比政治”是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一种“不行动”的行动。“不行动”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坚定地拒绝象征秩序要求我们参与进去的强迫性要求，不论是正面的参与，或是反面的参与，一并加以拒绝。这样，才能为真正的、全新的行动开辟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巴托比政治”是一种真正的行动。这也是巴托比被德勒兹称为基督和被阿甘本称为弥赛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