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将齐泽克“行动”概念错误解读为不顾客观条件的唯意志主义，就算没有这样的误读，或许是受齐泽克写作和演讲张狂风格误导，往往将齐泽克视为狂热左倾盲动分子。因此，当齐泽克提出当今左翼唯一该做的事情是“什么都不做”，并进一步将这个观点具体化为“巴托比政治”时，许多人感到震惊和不解。例如，英国左翼哲学家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就讽刺齐泽克是一位徘徊在“什么都不做”和梦想“神圣暴力”降临之间的“斯洛文尼亚哈姆雷特”[2]。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要反驳这种批评就必须辨析“巴托比政治”的理论批判对象。

齐泽克提出“巴托比政治”之前已经有近似的观点萌芽。齐泽克在《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中讨论到帕斯卡“信仰”与“（下跪）仪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曾提出如果将“肯定”理解为对象征秩序的接受，那“肯定”的反面并非“否定”，因为“否定”也被铭刻在象征网络之中，“否定”以反面的方式证明了“肯定”的存在。“肯定”真正的反面是一种更原初性的“拒斥”（Verwerfung）或“拒绝参与”（refusal to participate）[3]。《伊拉克：借来的壶》则直接提出“什么都不做”（do nothing）的左翼战略。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这个说法提出的语境，也就是“不行动的行动”对象问题，即不行动针对哪些人、那些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翼政治势力，近几十年来在政治上不断向右翼敌人让步妥协，希望与敌人达成某种和解共识，典型代表就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英国工党布莱尔政权。另一类左派虽然批评这种“后政治”式的机会主义路线，然而自己却是抱持旧公式（如福利国家），没有与时俱进，成为无力对复杂时局做出具体分析的“优美灵魂”。面对两种败象毕露的左派，齐泽克提出：

面对这样的立场，应该有勇气断言：在当今这样的局势中，真正仍在向革命机会敞开的唯一道路，就是摒弃对于直接行动的轻率号召。这一号召需要把我们卷入到一项活动中，在那里，事物发生改变是为了维持整体不变。今天的困境是，如果我们屈服于直接“做点什么”的强烈冲动（投入反全球化斗争，帮助穷人……），必将毫无疑问地有助于现存秩序的再生产。为一个真正的根本的改变奠定基础的唯一道路，就是从行动的强迫冲动中抽身而出，就是“什么都不做”——这样便为一种截然不同的活动开启了空间。[4]

很显然，这里所谓的“什么都不做”针对的是当今西方左翼，而且有明确的目的性：为新的截然不同的左翼运动的出现打开空间。今天西方左派又急切地投入“做点什么”的冲动中，然而这“做点什么”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让全球资本主义运行顺畅，维持更久。齐泽克所谓的“什么都不做”针对的是这种活动。将这种特殊语境下的“什么都不做”理解为放弃所有的政治实践是不准确的，问题的关键是“正在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什么都不做”仅仅是从现存的“做点什么”的框架中撤出来的手段，并非最终的目的。

齐泽克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分析到，左翼这种“做点什么”的冲动事实上不自觉地维持了整体结构不变。齐泽克在《怎样读拉康》中分析了这样的状况，他提到“虚假活动”（false activity）的概念：人们不仅为了改变而行动，也会为了不发生真正变化而行动，即“虚假活动”。这里隐含着强迫型精神官能症的典型策略：疯狂地主动以避免真正的变动发生。[5]齐泽克自己也讲过，他接受阿兰·米勒的精神分析治疗时，就是以不断地发言来防止米勒问他真正关键性的问题。患者不停地说话是为了不让分析师发言。用强迫型精神官能症患者来比喻部分轻率地四处投入各种示威抗议的左派的确略显刻薄，但也有一定道理。更重要的是，无法撼动资本主义的左派小打小闹，反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矛盾。齐泽克将这种的行为比喻为“抵抗的少年游”（rumspringa of resistance）。“少年游”是居住在美国的徳裔阿米绪人（Amish）人一项习俗。阿米绪人笃信天主教，生活在封闭的社区当中，他们拒绝使用电器、汽车等现代工具，拒绝上学、缴税、服役等现代公民的义务，坚持古老的生活方式以符合其宗教信仰。但是族里的孩子长到青少年时期，阿米绪人会鼓励他们出去过几年现代化生活，体验汽车、流行音乐、酒、性等，然后再让他们自己选择要留在现代化社会还是回到阿米绪人传统社区。这几年“**”的时光被称为“少年游”，字面意义是“转一圈”（running around）。齐泽克认为这是最伪善而且残忍的“伪自由选择”，阿米绪孩子在封闭环境下长大，青少年时期突然毫无准备地被抛进现代社会，当然充满挫折并且无法适应，最终只好选择回到保守安定的社区。事实上，百分之九十经过“少年游”的阿米绪青年回到了传统社区。今天已长期取得压倒性优势的全球资本主义也“允许”甚至“鼓励”羸弱的左派局部打闹（如同阿米绪人的“少年游”），问题是这样的反抗，非但没有威胁它的统治，甚至起到了帮助维持统治秩序的作用。齐泽克主张的“什么都不做”，指的是左翼不应该投入这种“抵抗的少年游”。

齐泽克在《暴力》中这样总结他对当今左翼的“伪行动”的批评：

今天的威胁不是被动，而是“伪行动”怂恿我们“行动起来”，“参与进来”，以此遮蔽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事实。人们总是在介入，在做某事，学者则在进行一些无意义的辩论，或诸如此类。真正困难的事情是后退一步，撤离。[6]

所谓的“不行动的行动”，精确地说，应该是“不进行‘伪行动’的行动”，不能不顾语境地将其理解为坐等世界革命爆发。除了要“好动”的左派们撒手“伪行动”，齐泽克也提出了该做什么的建议，认为摆脱了干点什么的左派应该“坐下来观察”（sit and see）。就是说，耐心地批判分析现实。[7]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齐泽克认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破产，列宁在瑞士伯尔尼钻研黑格尔哲学，这就是今天左翼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