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大学生道德素质与行为能力的失调状况

1.道德素质的欠缺导致了人际交往的冲突

人是群居的动物，因而人离不开交往，每个人的一生毫无疑问也是在交往中度过的。良好的社会交往是个体心理正常发展、个性健全健康以及生活快乐幸福的必要前提。妥善处理好与同学、舍友、老师等的交往关系，也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标志和可靠保障。然而多项调查表明，如今的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交往障碍。通过查阅学生心理咨询的相关资料，发现在咨询者中有近64%的心理问题源于人际关系的不和谐、人际交往的不如意。“吉林工业大学曾经对1048名大学生进行过调查，其中有97%的学生坦言曾经在人际交往中有过不愉快的经历，而有34.6%的学生将人际交往困惑列为‘受困扰最多的问题’。”[1]无独有偶，在山东师范大学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对于大学生“最想得到的是什么”，有88%的学生回答“真挚的友谊”；当问及“最害怕的是什么”，有74.7%的学生回答“最害怕失去朋友”[2]。可见，人际交往困难已经成为困扰大学生的突出问题，研究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并寻求解决的办法意义重大。

美国心理学家安德森曾将555个描述人的个性品质的形容词列成表格，让被试大学生按照喜欢程度由高到低将其排序。排序结果显示大学生评价最高的个性品质是“真诚”，紧随其后的几个形容词中，有6个与“真诚”有关。而评价最低的个性品质则是与“真诚”相反的形容词，如“说谎”、“装假”、“不诚实”等。我国心理学家黄希庭曾经就我国大学生的班集体人际吸引问题进行过调查研究。研究发现每个班集体中都有极少数的“人缘型学生”与“嫌弃型学生”。其中人缘型的学生具有较好的人际关系，他们具有共同的个性特征：关心他人、富有同情心、热爱班集体、工作认真负责、忠厚老实、热情开朗、喜爱交往、待人真诚等。[3]

从以上中外两个调查研究的结果我们不难看出，深受他人欢迎的品质主要有：真诚可靠、团结友善、关心他人、奉献集体等。而通过对心理咨询中存在交往障碍的学生进行深度调查和走访，研究者们发现，这些学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特殊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中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很少考虑他人的立场和感受，交往过程中也缺乏与他人合作的观念和换位思考的能力。另外，市场经济竞争观念和利益关注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中越来越多地考虑是否能得到实惠。即奉行人际交往的功利主义原则——对自己用处大的深交，用处小的浅交；当面对集体的利益时，也是首先权衡自己的实惠，毫无真诚和奉献可言。

真诚守信、团结友善、关心他人、奉献集体等这些成功交往的基本准则，恰恰也是道德的基本规范。道德规范产生于社会有序运行的需要，协调各种矛盾与冲突、保障社会有序运行是道德的普遍目的。人离不开社会，每个人的需要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可见，保障社会有序运行，无疑也有利于实现个体的个人需要，这是道德的间接和最终目的。道德作为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其主要特点就在于要求个人做出必要的节制与或多或少的牺牲。在人际交往中，一个不具备道德素养的人，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和集体，“不愿意履行‘应当’的义务，自然也就很难享有‘当然’的道德权利”[4]——很难获得良好的人际支持。相反一个具备良好道德素质的人，会在行为中自觉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真诚待人，团结友善，关心他人，自然便会收获人际交往的顺畅与成功。

2.对道德素质的轻视影响了职业技能的提升

职业是个体获得生活来源的重要途径，又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的主要形式。个体通过职业活动与社会、他人建立联系，通过职业活动张扬个性、体现自我尊严、实现自我价值。个体职业活动能力的强弱对于个体未来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尽管大学教育并非完全出于未来职业的需求，但是培养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现代职业人才也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标。

如今，社会已经向个人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职业要求。据了解，微软研究院的用人标准除了扎实的基础知识、足够的创造力、高昂的工作热情、良好的团队精神外，尤其看重人才的职业道德，所有应聘者必须经过严格的面试，以考核他们是否具有正直、诚信、可靠等道德素养。“中国莆田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刘建军也指出：‘对于人才，我们比较看重他们的实践能力，但更看重他们的职业道德。’联想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鲁灵敏直言：‘人才要先学会做人，人才与企业发展最关键的结合点在于，企业要有良好的用人战略，而人才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5]可见，即便是技术型的科研单位在挑选人才时，也不仅限于考察应聘者的专业技能，而是特别关注应聘者的职业道德状况。各大用人单位对于应聘者道德素质的强调一方面说明道德素质对人才发展的根本作用，另一方面则说明，目前人才资源中存在道德素质欠缺的现状，而且这种欠缺已经为个人和用人单位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曾向全国不同省市的用人单位发放了调查问卷。调查发现，用人单位认为大学生最欠缺的是“敬业精神”。大学生的职业评价标准中最看重的则是“经济收入高”、“能发挥个人才能”，而满足社会需要则位居最后。[6]对调查结果进行全面分析发现：大学生在从业动机方面，片面关注岗位所能提供的工资待遇、工作地点等；在敬业精神方面，奉献意识明显弱化，处处考虑个人得失，择业时不讲诚信，轻易违约；而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基本的敬业精神，拈轻怕重，频繁跳槽。大学毕业生的道德素质状况不仅为社会的整体道德风尚、就业环境带来了冲击，也成为了大学生个人成长和职业进步的障碍。据中国青年报报道：重庆某公司在当年度7月共招聘了21名大学生。令人惊讶的是，在随后的3个多月时间里，其中的20名学生因责任心不强、缺乏爱岗敬业意识等被公司辞退，仅留用了一名女大专生，原因在于该生工作责任心强、爱岗敬业、工作勤奋、职业道德素质过关。这样的报道近年来随处可见。

报道揭露出的大学生职业道德素质状况不是空穴来风、移花接木，而是大学阶段道德素质状况的惯性反应。通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目前高校学生的道德状况不容乐观，考试作弊成为高校中屡禁不止、时有发生的现象；在求职竞争中，简历作假已成为部分大学生不以为然的行为。而在助学贷款活动中，部分大学生努力争取，到期还贷时却拒不履行。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竞争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大学生的竞争意识也从学业的竞争发展到就业竞争、工作竞争。然而大学生在竞争意识增强的同时将竞争扭曲化、片面化了，于是频频出现不顾道德修养片面追求竞争实力的现象。大学生在职业道德、诚信意识方面的欠缺给用人单位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导致他们在招聘时不得不谨小慎微，在入职后不得不严格考察。这一方面极大冲击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另一方面也严重阻碍了个人职业的进步与发展。

3.对个体私德的忽视弱化了自我管理的效果

个体进入大学就标志着进入了成人阶段，成人的自觉就在于能够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来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实践。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应成为大学阶段生活和学习的主要方式。因此，自我管理能力应成为大学生必备的技能和不可或缺的素质。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包括：时间管理能力、目标管理能力、金钱管理能力和品德修养管理能力等。大学生的自我管理应以这样的目标为努力的方向：自觉协调社会的发展目标和高校的教育目标，主动协调个人学习生活的内外因素，以期实现有效的自我学习和生活管理，最终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然而目前，大学生在自我管理的许多方面都存在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学习行为无自律，依赖教育管理；时间利用缺乏安排，无所事事；金钱使用无度，不懂得节约；个人行为修养更是背离道德规范，如部分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而“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睡大觉、逛大街、打扑克、打麻将、谈恋爱、下馆子、看电影、逛歌厅、炒股票、做买卖等”[7]方面，临到期末考试，便抄笔记，抱佛脚，甚至不惜考试作弊。有学者曾经对大学生的学风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大学生的学风状况令人担忧，而考试作弊是影响学风的最主要不良因素。[8]大学生中的挥霍浪费现象也十分严重，据调查，部分学生视勤俭节约为小气吝啬，在消费上互相攀比，借钱消费，超前消费，更有甚者假冒学校名义伪造缴费通知单骗取家长钱财。除此以外，大学校园“课桌文化”、“墙壁文化”、“厕所文化”泛滥，公共场所长明灯、长流水、污言秽语屡见不鲜。部分学生甚至不懂得最起码的文明礼貌，课堂上吃零食讲话毫无顾忌。

当代大学生在学习管理和时间管理等方面严重缺乏自律，这种自我管理能力的欠缺已经导致了学习行为的偏差和时间管理等方面的不合理。大学生在自我管理各个方面暴露出的问题源于个人私德方面的缺失。“私德”内在地要求“真诚”、“自觉”和“超越”。“真诚”即依靠内心的信念而非功利性的目的做出道德的选择并付诸实践的品质；“自觉”即个体做出某种道德选择不是外在强加，而是内在的、自觉的和自省的品质；“超越”即锤炼私德不以功利为目的，只为追求人格完善和至上道德理想的品质。如前所言，大学生日常行为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私德的欠缺，因为，无论是日常行为还是紧急状况，指导人们行动的主要是内在的、内化的人格和良心，即私德的因素。从上述罗列的现象中我们很容易看出，目前部分大学生的行为已经偏离了德性的尺度而为私欲和功利性的目的所驱使。当一个人的私欲膨胀到不受德性支配，仅有功利化的目的时，便不能随时节制、随时检点、随时自省，更不能在生活的细小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从而必然导致其自我管理能力的全面弱化。

（二）当代大学生道德素质与行为能力失调状况的原因分析

1.社会的负面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大学生竞争观念、创新观念、时间观念、效益观念和独立人格的培养，这是首先必须肯定的主流。但是，也不能忽视其负面效应对大学生造成的不良影响。

（1）激烈的社会竞争扭曲了人才选拔的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逐渐确立。效率是市场发展、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加速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发展效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效率的强调使得竞争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行为法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有力地刺激了人们竞相追求高效率，形成了推动经济发展强大而持久的力量。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是人们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竞争、效率成了市场经济的代名词。

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培养了人们强烈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和自主意识。每位社会成员都在自己生活的领域运用和实践着这些观念，大大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效率观念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了赢得最多最高的效率，为了取得竞争的胜利，市场主体之间竭尽全力进行着激烈而全面的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应该是兼顾公平，以广泛合作为基础，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竞争。只有这种良性的竞争才能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良性科学的竞争内在地要求参与竞争的市场活动主体是具备过硬的专业素质和较高道德品行的德才兼备的人才。然而如今高速前进的社会节奏以及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使得社会的人才选拔标准在悄无声息地发生逆转。能否带来效益，能否创造高额的价值成为了企业、用人单位的首选考虑甚至默许标准。本应作为“市场准入”门槛的道德修养被弱化甚至被取缔，不规则的市场逐利行为便悄然滋长，市场主体弄虚作假、唯利是图的现象时时发生。然而不道德的市场行为主体不仅未受到及时的惩罚却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威望。这样一来，隐形的具有社会调节功能的道德素养被无形忽略，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在竞争的洪流中被冲刷为重才轻德的片面标准。

大学阶段是人生观世界观的建构阶段，也是未来生活的准备阶段。虽然在大学校园中，重德、博学、尚美的理念依然被高扬和崇尚，然而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的人才选拔标准如同风向标一样时刻牵引着高校的培养方向和学子们的成长方向。这样一种重才轻德的用人标准必然会导致大学生在自我设计和自我规划时，弱化和忽视个人道德素质的锤炼，从而导致大学校园里逃避思想道德修养课，只学习专业技能课，考试作弊，简历造假等现象频繁发生。

（2）片面的利益关注导致了道德观念的弱化

利益是人们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总和，利益需求是人们的客观需求。道德是维持良好人际秩序的基本规范，也是人们的基本需求。道德与利益的关系，是伦理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义利之辩已有千年之久。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着“言义则为德性高尚的君子，言利则为缺乏德性的小人”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一直沿袭至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决定，从根本上承认了“求利”的合法性，不仅使企业和其他生产团体自主权得以加强，也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的谋取提供了制度支持和现实条件。从此，追求利益成为了合法且合道德的行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就像一匹被关押了很久的野马，在所受的精神羁绊和制度约束被打破之后产生出了巨大的能量。纵观改革前后的变化，这种“求利”的合法化，使得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创造出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财富，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然而，“野马”在冲破牢笼时也是需要驾驭和控制的，道德是最有效的控制。优胜劣汰的压力以及利益最大化的**促使人们竭尽全力地创造利润，争取利益，以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而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求利行为渐渐脱离了道德的控制和驾驭——高额利润的**催生了一部分不道德的市场行为；物质利益原则被无限泛化，社会中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和金钱崇拜倾向；市场经济的交换观念也无端渗透到了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催生了权利腐败以及违背家庭伦理等现象。

无论是重义轻利的道义论，还是重利轻义的功利论都只是片面强调了义或利，将二者割裂了开来。事实上，利益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首先，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始终都是特定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的反映，“‘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9]；其次，道德的实现离不开利益，因为创造和增加社会利益的总量，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是实现道德生活的根本途径；最后，利益必须接受道德的规范，如果获得利益的方式以及利益的最终分配不能接受道德的规范，这样的利益不仅不能增进人民的福祉，还会影响社会利益的再创造，妨碍社会的发展。目前，违背道德良心只为追求高额利润等不道德市场行为频繁出现，这类现象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导致了社会道德风貌的不断恶化，任其发展将会导致大众对社会失去信心与信任，进而阻碍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3）过分的个体突显导致了公德意识的式微

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和优胜劣汰的原则大大增强了人们的参与意识、竞争意识、自主意识和创造力，人们的个性得到了尽情释放和张扬，个人的权利、利益和尊严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确认，人们的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尤为强烈。毫无疑问，市场经济为自己培养了成千上万具有独立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市场主体。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大大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意识，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市场经济以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为直接追求，容易使部分人在强调自我的同时，不自觉地跌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子，一味崇尚自我，片面夸大自我，认为个人利益是唯一的现实利益，他人利益应服从于个人利益。因而他们在思想观念上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日常行为中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忽视他人的需求。因其对自我和私利的过分关注，在实际生活中他们更会为了自我不惜礼义廉耻，如为泄私愤乱刻乱画、拥抱亲吻旁若无人，甚至出现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等违背公德的行为。公德是为了维护正常的公共生活而必须遵守的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规范，是道德的最低层次。社会公共生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无严格的界限，整个社会公共生活就是由无数个体的日常生活组成的，当人们的生活内容不断扩展涉及他人时便成了社会生活的内容，而当个人的行为妨碍到他人或社会的利益时便违反了社会公德。个体在日常行为中不懂得克制自己而过度强调自我利益、自我中心，必然导致公益受损，公德式微。

2.教育的消极倾向

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学校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外部因素，一个人的知识、能力和素质主要是在学校中习得的。如今，无论是人才市场的招聘要求还是考研考博的必考科目，无不显示出社会正在日益关注当代大学生的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然而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却不能满足社会的素质要求。

（1）知性德育与素质培养的脱节

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是素质教育的目的和重要内容。道德素质是人最基本的素质，理应成为教育活动优先培养的目标。然而由于科学主义的倾向以及激烈的社会竞争，现代教育“专心致志于向学生传授‘何以为生’的知识和本领，在教人去追逐、认识、掌握、发展这个外部物质世界的同时，放弃了对学生进行‘为何而生’的教育”[10]。这种严重背离素质培养方向的教育在不断提高受教育者对社会、集体和自身有用性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对受教育者的生命关怀，从而排斥了真正的德育。而专门的、科学的德育正在蜕变为与知识教育无差别的教育，因而被学者称为“知性德育”。知性德育就是将认知能力与思维能力的培养作为唯一目标的教育模式。道德教育应该包括道德知识、道德规范教育、价值和信念教育三个层次。然而在知性德育的操作模式下，德育等同于有组织、有计划的道德知识教育、道德规范说教和道德理论灌输。如此一来，学校德育便只是“用教材装满学生的头脑，完全不关心学生的判断能力以及德性和良心如何”[11]，呈现出德育课程知识化、教学方法灌输化、考核方式记忆化的特征。

首先，教育内容不合理。众所周知，政治理论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课程，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有效依托。然而学校的教育正在显露出教育主题课程化的倾向，如心理教育重要就开设心理教育课，环境教育重要就开设环境教育课……课程知识本身取代了课程知识的道德意义成为了教育的唯一目标。因此，课程无限扩展，而学生在这些课程里获得的不是沉甸甸的生活智慧，而只是与心理、环境相关的知识和概念。这些空泛知识与概念的记忆难以有效地支撑受教育者的道德素养。这种缺乏素质培养的知识化的教育不等于真正的德育，它属于知识教育的一部分，是一门为了应付考试、争取考分的课程，无法满足受教育者处理具体、日常的生活伦理问题的需要。

其次，方式方法不合理。灌输式教学是实施知识化德育课程最简便易行的方式，如今最为普遍采用的是讲授、讲解和讨论，这三种方式的主要意图在于向学生说明具体的道德规范、道德原则是什么。学生所要做的就是将老师所讲的内容记忆下来，以应付现行的考试。这种居高临下、单向灌输的教学方式，一方面无视学生的需要和兴趣；另一方面与现实的社会生活无关。教学形式呆板、教学内容陈旧，这样的德育课难免让学生失去兴趣，甚至反感。

最后，道德素质评价机制不合理。目前学校主要依据道德知识的考核分数评定学生的思想品德状况。考核的重点是受教育者对教学内容的记忆程度，通过考核得到检验的只是受教育者的记忆力，而受教育者自身所持的道德观念是否有所变化，内在的素质是否得以提升，行为是否会因为所受的教育而有所改变等都不在考核关注之列。这种考核方法不能真实反映学生的思想道德面貌，也不利于他们道德意识的发展和道德修养的提高。因为，道德认知是道德行为的基础，但是道德并非纯粹的知识系统，而是具有实践导向的价值体系，只有通过道德实践才能巩固道德认知，最终形成道德信念和行为习惯。

（2）教育者道德素质的欠缺

教师是学生的直接影响者，教师劳动的重要特点就是行为举止的示范性。英国教育家洛克强调，做导师的人应当具有良好的修养，随时随地都有适当的举止和礼貌。因为“教师的世界观，他的品行，他的生活，他对每一现象的态度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着全体学生”[12]。可见，教师的品行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对学生道德素质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良好的教师素质能对学生起到耳濡目染的积极作用，相反则会给学生道德素质的形成带来消极影响。

毋庸置疑，目前我国高校教师的整体素质在各行业中位居前列，大部分高校教师都能以身作则，言行垂范。“师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13]，“教以事”与“喻诸德”是统一的，可见，所有的教育者都应是道德教育者。然而现在一部分教育者却脱离了这种内在要求，仅“教之以事”而不“喻诸德”，甚至为了“事”而损害“德”。杜威讲过，教师“不能有两套伦理原则，一套是为校内生活的，一套是为校外生活的。因为行为是一致的，所以行为的原则是一致的”[14]。然而现在部分教育者却有两套原则，一套为学生，一套为自己。他们将自己的伦理原则与受教育者的伦理原则割裂开来，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可以不做到。如陶行知所说“他们和学生是两个阶级，在两个世界活着”[15]，当这两个世界不能和平相处时，牺牲的往往是学生的、道德的世界。如，部分教师课间课后言行二致、表里不一，甚至假公济私，收受学生的贿赂；更有少数教师著作等身、声名显赫，却学术抄袭、生活腐败；另有部分兼职教师在时间或精力上不能得到保证，有的甚至将工作视作一种差事，应付了事，缺乏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一定比例的教辅老师并非通过竞争渠道挑选出的德才过关的人员，而是通过裙带拉关系走后门进入大学的门槛。这一系列的现象不仅会直接损害教师的崇高形象，而且会严重降低学校德育的效果，更会给学生留下道德素质与个人成就呈反相关关系的印象，致使他们片面重视专业技能的提升而忽视自身道德素质的锤炼。有学者曾尖锐地指出，“道德教育不够好是因为教育不够道德”，教育者对道德的违反就是教育“不够道德”的主要表现。古语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学校的所有教师都应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树立自身形象，只有使人格魅力与其他教育因素形成一股强大的教育合力，才能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3）道德素质培育机制的不足

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历程中，气吞山河的群众运动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运动是那个时代惯用的斗争方式和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曾经力图通过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教育运动，将政治感召、外部舆论监督结合成巨大的教育威力。如“**”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及“又红又专”，“组织学生学习四史、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上山下乡参加劳动”成为当时主要的德育形式。[16]对阶级斗争和政治主导性的过分强调，使得当时的德育渐渐服从并服务于运动的需要，走上了泛政治化的道路，德育课逐步变相为“语录课、运动课、批判课”。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校德育的变革注意结合社会政治斗争，这是当时社会政治斗争形势使然。在当时起了较明显的作用。”[17]毫无疑问，运动化、“政治挂帅”的德育模式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政治过硬、适应时代需求的人才。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社会的人才标准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政治化、运动化的培养模式以其强大的惯性依然对德育实践产生着影响。比如，德育目标和内容或多或少从属于政治形势的需要，德育内容的落实通常采用声势浩大的“学习班”、众人齐聚的“报告会”等形式。这样一种政治化、运动化的形式往往只追求轰动一时的场面效应，实实在在的内容传递则被场面的恢宏所代替了，精神内涵的消化更是随着运动的结束而结束。长此以往，“德育”便被“窄化”为政治教育甚至是政治运动。这种无视社会变化、受教育者接受状况以及道德素质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德育，不仅严重影响了德育功能的发挥，也渐渐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和自身的地位。

3.个体的错误定位

（1）分数竞争的思维惯性

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受应试教育考核方式和考核内容的局限，考试分数成为衡量学生学业水平的主要标准，小学阶段凭借高分数才能被选入好中学，中学阶段依然只有凭借高分数才能通过独木桥进入大学，高分数成为了学生的主要追求。进入大学以后，分数竞争的激烈程度较之中学明显减弱，然而高校的各类推优选拔仍然将学业分数作为评比、淘汰的基本指标，社会的就业环节更是将笔试分数或学业分数作为首要的参考因素。实践锻炼的缺乏以及社会阅历的浅薄致使大学生们不能辩证、科学地分析这些现象。十多年的分数竞争经历和复杂的社会现象使得他们模糊地意识到：高分数及“真本事”才是过关斩将的“利器”，好品德不过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这种思想观念使得他们在大学期间继续加强分数竞争能力的自我培养，忙碌于英语、计算机、专业课程等高分数的取得，致力于各种技能的提升即“真本事”的获得，完全不注重加强专业以外的课程学习，不注重加强人文素养的养成、审美能力的培养以及人格境界的提升。这些缺失的部分却是个体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甚至至关重要的方面。因而，这种片面关注高分数和竞争实力、松懈自身修为的错误观念和做法必然造成他们在以人为本、德才兼顾的竞争中频频遭遇挫折。

（2）学优则成的成才观念

当代大学生大多来自独生子女家庭，中国家庭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使得他们一出生就背负了几代人的期望与关注。他们一出生便成为家族的宠儿，家长们为了让他们出人头地，想尽办法让其上各种兴趣班、提高班、冲刺班，上最好的小学、初中、高中，最后考上理想的大学，而这一切的取得都是优异的学业成绩换来的。进入大学以后，各种以学业成绩为基础的能力考评和荣誉评选更是接踵而至，这种几乎没有喘息余地的学业比拼，铸就了部分大学生错误的思想观念：最终能否取胜在于学习是否优秀，不在于思想道德是否高尚。十二年基础教育培植的竞争意识、凭借个人实力而获胜的成长经验以及高校考评机制对学业情况的潜在偏重会激励他们继续依靠学业、实力追求成功，至于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则成了无关痛痒的次要问题。这种观念毫无疑问会给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3）专业决定的发展意识

尽管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走向了大众教育，全国平均高考录取比例已接近70%，然而初高中优质教育资源激烈的竞争现实、基础教育中应试教育的教育方法以及家庭教育培养出的奋斗意识，导致了大学生们错误的课程意识：专业课才是正课，是决定就业和未来的关键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副课，是无关紧要的次要课程。这种错误的观念在一些专业课老师有意无意的肯定下得到了默许与强化。无论是意识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专门的、系统的德育课程均在渐渐被专业课程所挤占。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也使得高校德才兼备的人才培养目标渐渐缩水为“找个好工作”的现实追求。这种对专业课程高度关注，对思想道德修养极端漠视的倾向必然导致部分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缺失道德关怀和行为自律，甚至善恶不分、随心所欲。他们在有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运用道德规范自己的言行，而一旦失去了外在的限制，便暴露出缺乏道德修养的真实自我。社会上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大学生文化水平越高、道德文明水平反而越低，大学生高智能犯罪以及大学生自杀和他杀等现象就是这一问题的集中反映。

问题的发现及其分析，都只是为解决问题做准备。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建设者。他们道德素质与行为能力失调的状况不仅会影响到高校的道德面貌，更会带动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因而，在失调的现状描述及原因分析之后，必须尝试探索“崇德尚能”德育模式的构建，以促进大学生群体道德素质与行为能力的协调发展。

[1] 董丁戈：《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及思考》，《中国高等教育研究》1999年第3期。

[2] 周晓虹：《大学教育与管理心理学》，3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 王亚妮：《中学校长人际交往品质的研究》，9页，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3。

[4] 吕红霞、杨元正：《当代人际交往困惑的道德诉求》，《长白学刊》2002年第3期。

[5] 李国涛：《我国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对策》，16页，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6] 杜玉昌：《职业道德教育的难点与对策》，《中国培训》2002年第5期。

[7] 戚建良：《当代大学生道德素质存在问题及其对策》，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

[8] 胡礼祥、应飚：《大学生考试作弊情况调查分析及对策》，《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2001年第1期。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高德胜：《知性德育及其超越——现代德育困境研究》，106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11] ［日］池田大作、［德］狄尔鲍拉夫：《走向21世纪的人与人之间哲学——寻求新的人性》，22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2] ［苏］米·依·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和教学》，16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13] 《荀子·儒效》。

[14] ［美］约翰·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14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15] 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6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6] 黄光书：《价值观念变迁中的中国德育改革》，220页，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

[17] 孙少平：《新中国德育50年》，128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