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确崇德尚能德育模式的基本原则

1.坚持以德为本的方向性原则

以德为本的方向性原则是指在教育实践中，始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基本方向。在一个人的素质结构中，各项素质对于个体的成长成才都非常重要，其中思想素质是灵魂，政治素质是主导，道德素质是保证，心理素质是基础。然而各项素质的重要程度又是各不相同的，常言道：“体育不合格者是‘残品’，智育不合格者是‘次品’，德育不合格者则是‘危险品’。”很难想象一个德育不合格而智育和体育均合格的人能对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顺应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标准，高等教育应树立素质、能力与知识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把道德素质的培养摆在优先的位置，培养对社会发展有益的合格人才。这就要求高校在开展教育的过程中，时刻落实“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大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教育”，以能力提升和知识积累为抓手，以道德素质培养为目标，造就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

2.坚持人才培养的层次性原则

所谓层次性原则是指道德培养要针对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状况，区别对待，分层次进行。无数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遵循一定的层次规律，如科尔伯格提出人的道德水平呈现出“三水平六阶段”的模式，而这“三水平”、“六阶段”是不可逾越和等量齐观的。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集体中各成员的道德水平必然会出现参差不齐的状况。因此，道德教育无论在教育目标设置，还是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都不能简单地整齐划一。尤其在教育目标的设置上，个体之间的差异使得部分人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某些道德境界。整齐划一的道德目标，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无效目标，会影响受教育者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受教育者对这样的教育失去信心和兴趣。因此，在人才培养中必须坚持层次性原则，针对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选择合适受教育者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增强针对性。需要强调的是，反对急于求成的一刀切，主张层次教育并不是降低要求，放任自流。此处所言的层次是相对的层次，是动态的层次，当受教育者的道德层级发生变化，必然要求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相应跟进，同时这些层级也是以最高的道德目标为引导和方向的。

3.坚持个体发展的时代性原则

时代性原则是指道德素质的培养应在开放的环境中进行，及时吸纳社会的要求，反映时代的特征，并积极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传统教育的保守和封闭不同，现代教育是一种开放式的教育，道德教育更是如此。人作为社会历史大系统的重要组成元素，其道德素质的形成不可避免地既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又受到现实和未来因素的影响。因此，道德素质的培育不能与外界隔离。在“思想无菌室”里培育出的纯粹的道德素质会因为远离生活实际而显得弱不禁风、苍白无力。社会中现存的道德状况与书斋中崇高道德理想之间的落差会极大地消减纯粹道德素质培养的效果。道德素质的培育应时刻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将学生置于现实与理想的道德冲突之中，时刻让受教育者在实践中接受锻炼，让他们既掌握理想的道德准则，又能合理地分析和应对现实的道德情境，最终形成健全的道德素质。

4.坚持综合培养的全面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指在德育的实施过程中，围绕德才兼备的总目标，注重各种德育方法的全面运用，注重道德教育与能力培养的协调一致，促进德育工作的高效开展。这一原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道德素质的培养应综合运用各种教育方法；二是道德素质的培养应与其他方面素质的培养相互结合、彼此渗透，促进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之所以强调整体性原则，原因如下。首先，教育的内涵是丰富的，除了道德培养还包括其他多个方面，不能因强调“以德为本”而偏废教育的其他方面，应综合全面地协调德育与其他教育，在教育总目标的指引下，实现德育与其他方面教育的共同发展、和谐统一。其次，德育本身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多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衔接的有机整体，只有有效协调各要素、诸环节之间的关系，综合运用适用于各环节的德育方法，德育才能有效运行并取得预期的成效。最后，道德教育与能力培养、知识积累之间并不矛盾，应全面考虑，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使他们朝着同一方向发挥作用，若能将德育与知识教育、能力培育等紧密结合，将德育渗透到知识教育、能力培育之中，使其互为补充，方能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最终实现以德导能，以能强德，德能结合。

（二）建立学校、社会和家庭三位一体的崇德尚能德育体系

1.匡正崇德尚能德育模式的风向标：社会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环境对人的教育作用历来为教育家所重视。社会是人们接受教育无法回避的最大环境，著名教育家杜威也强调：“社会环境无意识地、不设任何目的地发挥着教育和塑造的影响。”[2]大学生作为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道德素质的形成和提高不是单纯说理教育可以完成的，还要依靠社会环境的熏陶、社会氛围的感染以及社会风气的指引。这种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根本的导向。众所周知，家庭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学校是道德教育的主阵地，而无论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会毫无例外地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现如今的许多问题表面上看存在于学校或家庭，而根源却在社会。可见，社会环境的改善对于当代大学的道德素质状况的改善有着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

（1）完善人才考评机制，重塑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

德才兼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总的人才选拔方针。这一选拔方针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毫无疑问，德才兼备是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和落实的选拔标准。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对德与才会有不同的倾向；即便是同一时期同一领域，不同岗位之间也会对德才各有偏好。德、才具体标准的动态变化性以及德才本身的难以量化，决定了德才兼备标准在实际运用中的操作困难。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操作中对这一原则进行具体的、历史的把握，杜绝重才或重德的绝对化、极端化倾向。

①德才兼备为灵魂，德与才有偏有重。

第一，根据不同的人才类型确定用人策略。对德与才进行匹配，可以得出四种组合：德才皆优、德优才劣、才优德劣、德才皆劣，尽管现实中德才的组合并非如此分明。然而理论的分析只能以极端的典型作为抓手，才能探索出最一般的规律。德才皆优者在道德和才能方面均无可挑剔，可重用于任何领域；德优才劣者在道德品质方面无可挑剔，但是才能低劣，能力有限但无破坏性，可扬其长避其短，并为其创造条件，帮助增长才干；才优德劣者通常能力高强，但道德品质明显不足，具有一定的危害性，若用其“才”，必须对其低劣的品质进行有效的警惕和控制，不能让其用才的优势掩盖了德的不足，更不能因其才的优势放松了对德的要求；德才皆劣者不仅道德品质低下，又无真才实学，不予任用，应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和技能培训。

第二，根据不同的岗位确定用人策略。中央提出着力建设三支队伍，即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的工作使命不同，对德才的要求也应各有侧重。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使命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地区的长远发展，因而不仅需要具备组织协调能力、领导和管理能力以及统揽全局的能力，更需要具备大公无私、关心群众及胸襟宽阔的品质，即德才兼备。二者不可偏废，若才能有限，无法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利；若道德有限，无法得到人民的尊重与信任，也无法将权力行使到人民需要的地方。企业管理人员，由于担负着经营、管理和领导企业的职责，不仅需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战胜对手，还要能够凝聚员工、齐心协力、生财有道。因此，对于企业管理人员，也必须有道德和才能的双重要求，只不过这种要求不如党政管理干部那么高、全。对企业管理人员更多的是职业道德以及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方面的要求。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即才能是最重要的，这是他们贡献社会的必备条件，至于德的方面，能保证其技术用于正道，即具备基本的政治立场和职业道德即可。

第三，动态认识，区别考核德与才。德才标准的具体化必须建立在德才的科学考核之上，如今我们惯用考试的形式来考核人才的德与才。才即人们对待外物的方式和能力，因而考试是考核才能的有效方法，但是道德强调言行一致，知行统一，道德品质的考核需要生活行为的长期检验，可见考试不能作为考核道德品质的唯一方式，较为有效的方法是将考核人员放入评议监督之中，综合众人的评价来予以考察。值得强调的是，德和才都处在不断变动发展之中，不能用一次考核的结果对人盖棺论定。除此以外，任何事物都有度，尽管考试是考核才能的有效方式，倘若将其极端化，孤立化，也会造成唯分数、唯文凭等失误，因此必须综合、全面地对德才进行考核评估。

②尽管德才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各有偏重，但是德的统帅作用必须坚持。道德品质决定一个人的成长方向，只有具备合格的道德品质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实现自我，创造社会价值。道德的内涵很广泛，包括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等。因而，应该在全面考核的基础上根据具体的岗位有主有次，有轻有重。尽管不同领域对具体道德内涵的强调可能主次有别，轻重不一，但道德素质对人才的决定和统帅作用是各个领域都必须始终贯彻的。

（2）培育和净化社会舆论环境，营造崇尚道德的社会氛围

社会舆论是“社会和个人对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人的行为和品质所发表的带有倾向态度和褒贬情感的各种议论、意见和看法”[3]。它一般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和看法，能够以其无孔不入的覆盖面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约束和调节。舆论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这种约束和调节是道德发挥其功能的重要依托。道德强调自律，强调个体对行为做出自觉的判断和约束，然而自律不是天生的，必须建立在他律的基础之上。道德规范为人们提供了做出判断和选择的标准，这些标准在内化之前是以外在规则的形式存在的，即他律。这些外部规则的内化必须凭借外部制约才能实现，社会舆论便是这种外部制约的有效力量。它凭借广泛的辐射面形成某种社会道德气氛，生成某种道德评价，最终通过社会道德评价的无形压力以及道德氛围的潜移默化来影响社会成员的言谈举止，促进道德规范的内化，这是一股强大的软制约力。它一方面可以使少数人的先进道德逐步发展为多数人的行为准则，使少数人的不道德现象逐渐销声匿迹；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相反的不利于道德行为产生的消极作用，如“群体无意识”。因而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培育社会舆论环境，净化社会风气，优化社会道德氛围。

目前，社会中为了经济利益不顾道德导向、专注能力提升而损害道德修为、社会舆论的错误引导以及崇德尚能道德氛围的缺失是普遍现象。因此，培育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是优化社会道德风尚重要而且有效的手段。

首先，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舆论。社会的人才考评和选拔机制是引领社会舆论的重要力量，而德才兼备选拔标准的贯彻需要强大的舆论支撑。尽管德才在不同领域各有侧重，但是对道德的强调以及依据道德情况“一票否决”的原则应当贯穿于整个社会的各行各业。不论才能高低，道德不过关，一概不予重用。只有当道德低下者的切身利益受到了挑战，才能唤醒他们对道德品质的重视，也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一部分无德之人铤而走险。同时，通过抑恶扬善，在全社会形成统一而正确的道德评价和赏罚机制。过去，我们的赏罚机制和舆论导向不够分明和严格，对于有德之人，社会舆论未给予应有的肯定和赞美，而对于无德之人也未给予相应的批判和谴责，由此便导致诚信、正直、俭朴等道德行为和优秀品格常遭误解、嘲笑甚至歧视，得不到舆论的支持；而弄虚作假、铺张奢华等不良行为与品格不仅未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还得到了舆论的极大宽容甚至默许，社会风气遭到了严重败坏。除此以外，要加大道德模范的彰显力度。近几年来，“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感动中国人物”等活动成功举办，推选出若干道德模范人物，他们的模范事迹和高尚情操对于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是放眼各种传播媒介便可发现，目前对于道德模范的彰显力度远不如经济模范。发展经济、效率第一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道德状况却未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显著改善。因此，应大力塑造、歌颂、表彰有血有肉的道德榜样，并予以物质上的重奖。同时，在评选其他模范诸如经济模范时，也应增大道德因素的权重，并将道德高尚作为入选的必要条件，在宣传这些模范时，相应突出他们的道德品质，通过道德模范的道德榜样效应来引领社会舆论和道德风尚。最终形成德高之人获得社会普遍尊重与支持，无德之人受到社会强烈谴责与批判的积极向上的道德风尚。

其次，规避负面舆论。在我们培育崇尚道德的正面舆论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与主流价值观念不一致的负面舆论，如“道德无用论”、“金钱第一，道德下行”。这些负面舆论可能是人为的，也可能是自发的，但大多是对客观事实的歪曲和捏造。负面舆论同正面舆论一样具有广泛的覆盖面和广大的受众，它会对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取向带来冲击，会破坏正在培育的正面舆论环境，严重的还会给个人、社会和国家带来损害，因而必须规避负面舆论。当负面舆论出现时，最恰当的规避就是正视，即理性客观地去调查分析负面舆论产生的思想根源与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上用客观规律和事实真相去消除负面舆论，保障正面舆论的畅行；不同性质和严重程度的负面舆论应采用不同的方法去治理。除此以外，还应对负面舆论有所防范，尽量减少直至杜绝负面舆论对正面价值导向产生反向冲击。

2.廓清崇德尚能德育模式的主渠道——学校

从教育发展史的角度看，教育与德育始终是一体的。有学者在详细考察了德育的地位演变之后也得出“德育同整个教育活动有关”[4]的论断。因此“任何认真看待教育的人，都会肯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如果除去道德教育的成分，教育就不成其为教育”[5]。学校是进行教育的主要机构和主要场所，学校教育的核心与归宿应当是传递“善”的道德教育。因而学校教育的任何环节和步骤都应当体现甚至彰显道德教育的含义。比如，在用人制度方面，积极摆脱对社会系统的被动适应和机械临摹，按照自己的价值体系和育人方式来建构学校的用人制度，不仅可以体现自身超越社会、改造社会的功能，对学校成员个性和精神品格的形成也有着极强的熏陶作用；在课程教学方面，积极进行德育渗透，尤其是自然学科，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把存在于科学课程中的人文精神充分揭示给学生，使他们在获取有用的科学知识的同时，知道这些知识的获得途径、获得意义，从而认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改变他们潜在的对人文价值的轻视。再如，在软件和硬件方面，积极构建“道德人文场”[6]，通过“道德人文场”的巨大能量向场内的每一个成员施加无形的影响力和制约力。这种无孔不入的大德育理念将非常有助于学生道德面貌的改善，遗憾的是这种大德育理念在工业社会的压力下正渐渐消逝。不仅如此，专门的主渠道德育也正在被实用的科学教育所挤占、吞噬，实效日渐低迷，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1）创新德育模式，实现德才双修

第一，拓展教育资源，深化崇德尚能教育理念。大学德育担负着培养大学生道德意识和道德素质的重要任务，道德素养的形成不是单纯课程化的知识传授可以完成的，必须对单一、抽象的知识化教育内容予以拓展和丰富。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已经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在此基础上，政治理论课教师还应与时俱进，时刻用敏锐的思想捕捉时代性的素材，用鲜活的实例对死板的教育主题进行适时的解读和补充，并注意解答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同时，时代素材的捕捉应与传统文化中优秀教育资源的挖掘相结合，实现历史与现实的融会贯通。除此以外，在课程资源的整合上，注意将职业教育、环境教育、心理教育等灵活融入常规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在丰富和充实教学内容的同时促进学生相关能力与素养的协调发展。而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则应大胆改变为全体学生设立整齐划一、至善至美教学目标的状况，尝试根据每位学生的现有水平为其量体裁衣地设定阶梯性的目标。这样既可以避免因目标的整齐划一而带来集体漠视，又可以避免因目标太过高远而导致形同虚设。这一方面可以促进教育内容的落实，防止教育内容的空洞化；另一方面，目标的不断达成可以有效激励学生，实现能力与道德的不断提高。

第二，改变填鸭式的灌输，引入平等对话的教学方式。平等对话是当今德育课堂应该引进和落实的教学理念。现代社会不存在不可动摇的、唯一的道德评价标准，道德选择也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因而学校德育不应以统一的、高不可攀的道德圣人作为培养目标，而应让学生在民主的气氛中参与、探求，在教师的引导下作出合理的选择。平等对话不是具体的操作方法，而是一种渗透于方法之间的精神和理念。平等对话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实现：如两难问题讨论法是进行道德教育的较为有效的方法，而角色扮演或模拟客串则是进行职业教育的有效方法。如在讲授职业分工与职业道德时，让学生分别模拟不同的职业角色，通过感受职业角色的责任与义务，增强其职业意识；讲授求职方法时，让学生模拟面试，通过切身感受求职的艰辛，激发他们积极地为顺利求职做准备。再比如让学生客串教师，参与教学准备过程与教学实施过程，促使学生实际地去思考课堂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平等对话不仅能够有效克服权威式灌输带来的学生情绪上的逆反，让学生在实际的参与和思考中不知不觉地实现道德素质的提升。同时，这种教学方式平等而广泛的参与性还体现了对教育者的充分尊重与理解，有利于实现能力与道德的双重提升。

第三，建立健全德育评价机制，实现德育良性发展。过去单纯卷面化的考核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德育的良性发展，因而必须改变上课记笔记、考前背重点、固定题型的考核状况，代之以科学合理、知行统一的德育评价机制。

首先，改进课程考核体系。针对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两大教学体系，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课堂教学采用期末考试与平时检测、主观试题与客观试题、开卷与闭卷等相结合。成绩评定不能仅看分数，应将考核分数和操行量化相结合。实践教学应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形式，如读书研讨、参观考察、社会调查等。这些丰富多样的实践形式，不仅可以考察学生的实践教学情况，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理论，分析、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素质。

其次，改进德育评价标准。对学生品德的评价应遵循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在定性评价中，尽可能发挥学生自评与他评的作用，增加集体和他人评价的权重。定量评价采用科学的方法如OSL品德测评法、两难问题分析法等对学生品德进行认定，反映学生的真实素质状况。

最后，拓展德育评价途径。学生并不只是生活在学校中，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也是其完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评价的范围应大大拓展，即将校内生活与校外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的寒暑假生活、学生的创业实践、学生的志愿活动等都成为道德评价的重要依据。同时，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测评的主体也应大大拓展，学生自评、同学互评，家长、社区相应部门给予评议等多管齐下。只有这样，才能增强道德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防止片面性。

（2）提高教育者素质，突出品学双优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教育者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有效承载者，不仅以其渊博的学识、纯熟的教学为学生授业解惑，更以最寻常的言行感染和影响学生。比如，教师每节课都能提前到堂，认真做好课前准备。这一看似简单的行为，却能体现教师守时的品格、教师对学生的尊重以及对工作的责任心。简单的行为日复一日，便是对道德信息的有效传递。这些日常行为的潜移默化比“什么是守时，为什么要守时，怎样守时”的道德教育更有力、更有效，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因而应特别注重考察与提升教育者的素质，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提高教育效果，改善学校风气，提升学生道德素质的有力保证。而高校专职德育教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道德文明的传播者，他们的师德状况如何，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更为直接和关键的影响。针对目前专职德育队伍存在的问题，可从以下方面入手改善。

首先，严把“入口关”。将那些具备相关素质并热爱德育工作的人员选拔和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这里的素质既包括“德”——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又包括“才”——具备从事德育工作所需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这样一方面可以有效避免重才轻德选拔方式带来的教育者队伍素质状况的参差不齐，保证德育队伍不但具有过硬的能力，而且具有高尚的品质；另一方面可以体现出对不合理选拔规则的突破和超越，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道德教育价值。

其次，注重德育工作者的培养和提高。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教育者进行多形式、多渠道的培训，提高他们应有的素质，尤其业务素质和科学研究素质。业务素质与科研素质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科研素质，教育者才能保持对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的纯熟掌握，才能将学科理论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以及大学生思想状况的实际紧密结合，并不断创新和完善授课方式，不断进行课后的总结和反思，从而做到“视野开阔、旁征博引、并能理论联系实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大学生所遇到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抽丝剥茧的剖析，从而不断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供给与学生需求之间的矛盾”[7]。

最后，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改变过去单一而形式化的考核体系，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将教育者的现实表现、职责履行、道德情操等纳入考核体系进行综合考核。对教育者进行考核，不仅仅是学校管理部门的职责，也是教师同行以及受教育者的职责。应当适当增大受教育者的评价在教育者考核体系中的权重。同时加强校园舆论监督，实行教师道德素质问题一票否决制，引导、督促教育者自觉加强道德素质建设。此外，建立和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在考核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及时表彰，树立典型，并在晋升职务、岗位聘任、评选先进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而对于违反师德者则及时地批评教育，严重者则要清除出德育工作队伍。

3.加固崇德尚能德育模式的安全阀——家庭

“道德教育的重要，就在于他无所不在。”[8]道德素质教育不单在学生的学校生活中展开，而且也在学生的校外生活中展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家庭是个体接受道德熏陶的第一所学校，也是其终身接受道德教育的场所。家庭环境的熏陶，不仅影响个体个性的健全发展，而且对个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起着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教养方式，能够对个体道德品质的形成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也能与其他教育载体形成教育合力，促进良好教育效果的达成。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德育领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五二零”现象，即每周五天的学校正面教育被周末两天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所抵消。可见，促进个体道德素质和行为能力的综合发展，良好的家庭教育至关重要。

（1）转变家庭教育观念。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孟母三迁”的典故耳熟能详，它不仅揭示了环境对于个体品性成长的重要意义，更为我们展示了家庭教育的成功范例。然而在家庭教育备受重视的今天，许多家庭的教育方式却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家庭教育日益呈现出功利性与狭隘性的倾向，不少家长将家庭教育狭隘地理解为智育，德育正在被功利性较强的智育所取代，家庭教育中德育空场的现象日渐显露。目前高校的荣誉评定以及社会的人才选拔都优先考察学生的学习成绩，这一现象更加强化了部分家长的认识。这种不正确的教育观念培养出的个体或许有一技之长，却可能不知孝悌，不懂修养。而当个体出现违反道德规范的动机或行为时，这样的家教氛围不仅不能予以制止以防患于未然，甚至还可能得到默许乃至助长。因而，家庭必须转变重智轻德的教育观念，为个体的成长营造健康的家庭环境，也为个体的社会行为筑起一道可靠的安全阀。

（2）提高家长素质。随着党和政府的倡导，以及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家庭教育日益受到家长们的高度重视。然而纵观实际的家庭教育情况，我们发现，家长们素质状况的参差与局限使得许多家庭在教育理念、教育态度、教育方法以及教育形式等诸多方面均存在问题，例如，有的家长当着孩子面坑蒙拐骗，有的家长夫妻之间互相欺骗隐瞒等，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家庭教育的效果。家长是家庭教育的执行者和示范者，是孩子的启蒙老师。马克思指出，“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孩子最初都是通过家长的形象和行为来认知他人、观察他人，进而认识道德和接受道德的。在学生生活阶段，他们依然是通过父母的言行来检验学校所习得的教育规范，并透过父母言行这一显微窗口来感受社会的风雨与冷暖。因此，家长应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注重道德修养的锤炼，以知行合一的言行细节为子女树立德才兼备的教育榜样。

4.激发崇德尚能德育模式的原动力——自我修为

道德素质的形成是外在教育以及自我修为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充分调动主体性，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说，既要重视施教者的主体性，又要重视受教者的自主性。就前者而言，就是要提高施教者的主体素质。就后者而言，主体的道德素质说到底是将外在的教育内化为自我意识、自觉能力的结果，不经过内化就不可能达到塑造和提高道德素质的目的，“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9]。可见，自我修养是养成道德素质的根源动力，外在的教育必须与内在的修为相结合才能产生满意的效果。因此，道德教育的各个环节都应注重激发学生自我教育的潜能，促使学生将外在的道德要求自觉转化为内在的道德需要。积极参加学生社团活动便是一个很好的做法。通过开展社团活动为学生提供道德实践的机会，弥补课堂学习的不足，帮助他们转变“分数竞争”和“学优则成”的错误观念，实现整体素质的提升。建立健全学生干部竞选与培养机制，通过学生干部队伍的媒介作用，实现教师指导下的全体学生自我管理；健全学生干部轮流值班制、学生干部、学生党员示范岗等，通过干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积极性，培养他们自省、自律和自我调节的意识，从而促使学生将学校的育人要求转化为自身的自觉行为。此外，把“自省”作为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为学生创造“自省”的机会，引导他们积极进行自我评价。

德才兼备是古往今来的用人标准，是学校培育和人才成长的基本方向。德才兼备依据德与才的内在关联而提出。道德源于社会有序运行的需要，是个体幸福生活的基本需求；才能源于个体生命延续的需求，是个体存在与发展的基本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道德通过激发动力、坚定意志、监控过程来制约个体才能的发挥与提升，而只有在反复不断的才能展示中，道德才能获得个体内化与提升的平台。

我们坚信，家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学校教育的每一个环节、社会塑造的每一个步骤都确切地落实德才兼修的理念，将会使得每一位个体真正成长为德才兼备的人才，从而促进社会道德建设低迷疲软的难题得以破解。因为家庭对于生活细节的关注将会为德才兼备的生发提供坚实的起点，学校教育重才轻德倾向的纠正将会为德才兼备的形成提供有力的支撑，而崇德尚能社会环境的培育将会为德才兼备的升华提供绝好的沃土。这无疑将大大提升大学生群体的道德素质，从而带动整个社会道德风貌的改善，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2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3] 桑希君：《道德建设应强化社会舆论的约束力》，《安阳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4] 陈桂生：《德育在教育构成中的地位的演变》，《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2年第3期。

[5] 刘国强：《道德教育及其人性基础》，见《道德与公民教育：东亚经验与前瞻》，41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研究所，1996。

[6] 黄光书：《价值观念变迁中的中国德育改革》，324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7] 姚宏志：《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关键点在于提高教师素质》，《思想教育研究》2006年第3期。

[8] ［美］约翰·杜威：《杜威五大演讲》，胡适译，17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