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康有为思想体系而言，特别是就其托古改制的理论而言，《春秋董氏学》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康有为其他变法改制的著作相互联系，构成一体。

前文谈到，康有为公羊学理论体系主要由《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著作构成。其实，《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的影响和价值，远远比不上前三书。《新学伪经考》出版最早，于1891年就已出版。《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两书，基本上是同时开始写作、同时完成、同时出版的。据康有为自编年谱的记载，1894年11月到12月间，康有为寓居广西桂林40天，“桂林山水极佳，山居舟行，著《春秋董氏学》及《孔子改制考》”[91]。1896年，康有为讲学于广州万木草堂，“续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学》”[92]，1897年冬天，“幼博（康广仁——引者注）在上海大同译书局刻《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日本书目志》成”[93]。他写作并出版这两部著作的时期，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民族灾难极为深重的时期。康有为领导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清朝政府拒和、迁都、变法，表现出正义的知识分子的爱国良知。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所撰写的《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其直接的目的和意义，当然在于变法维新，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这从两书的内容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新学伪经考》是采用以破为主的方式，通过对传统经典真伪的考辨，力辟刘歆等人作伪经、乱圣制、篡孔统的“新学”，为其春秋公羊学的推行开辟道路；《孔子改制考》是采用以立为主的方式，通过对上古秦汉创教改制等事件，以及汉武帝及其后的儒教一统的考证，正面阐发其变法改制理论。《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一样，也是采用以立为主的方式，通过对董仲舒《春秋繁露》摘引汇编，分别加以按语，正面阐释其孔子改制、《公羊》大义的理论观点。因此，《新学伪经考》是破，是反，《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是立，是正。一破一立，一反一正，相反相成，都是康有为变法改制理论的思想武器，都是为了改变新莽以后“削移孔子之经而为周公，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暗而不明，郁而不发”[94]的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康有为还撰写了著名的《大同书》。尽管《大同书》的写作开始于1884年，但发表时间却晚在1913年，但我们从其中与《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两书写作出版的时间的交叉，以及与1891年出版《新学伪经考》的情况结合起来考察，就不难发现，《春秋董氏学》的写作和出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康有为变法维新救中国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之一。

康有为变法维新理论的核心内容或者说重心所在，是“三世说”。他在其《春秋董氏学》卷二《春秋例》的“三世”条加注按语说：“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95]康有为这个“三世说”，源自《公羊春秋》。具体说来，是源自董仲舒、何休的《公羊》“三世说”，特别是董仲舒的“三世说”。公羊家以孔子诞生为基准，把《春秋》242年间的十二世分为“三世”，即孔子所传闻世、孔子所闻世、孔子所见世。所传闻世包括隐、桓、庄、闵、僖五世，所闻世包括文、宣、成、襄四世，所见世包括昭、定、哀三世。所传闻世是“据乱世”，所闻世是“升平世”，所见世是“太平世”。其实，康有为的这个“三世说”，如果从更为广阔的事业考察，并不仅仅源自《公羊》“三世说”，它还与《礼记·礼运》的大同小康学说、《易经》的穷变会通说和西方进化论学说有关，是几者的综合，是他变法改制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个“三世”学说，在他的很多著作里都有论述，有时显得纷繁复杂。[96]而且，在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对于“三世”的阐释有所不同。[97]但就“三世说”的基本思想而言，不外是一个主张变革、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由乱到治、由小康到大同的逐渐演进的过程的理论。而《春秋董氏学》里面的“三世说”，由“文教未明”的乱世到“渐有文教小康”的升平，再到“文教全备”的大同的过程，应当是康有为“三世说”的思想主轴。梁启超在其《康有为传》里曾说：“先生（指康有为——引者注）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有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98]梁启超的说法，揭示了康有为“三世说”的本质，是公允之论。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的基本思想，说到底，就是要把孔子塑造为教主，把董仲舒塑造为儒宗（阶段性教主——两汉教主），把《六经》要义归结到《公羊》，把《公羊》大义的把握和传承归结到董仲舒，而《公羊》的微言大义是应天改制，孔子的神圣使命是托古改制，董仲舒继承弘扬了《公羊》和孔子的思想，因此，应当把董子的《公羊》学说发扬光大，用于变法维新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