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作为广东南海人，长期浸润于岭南文化，其行事做文，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广东特色。
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对于粤人在全国范围的地位和影响，有简明的论述，并透过这种论述而揭示了康有为在岭南以及全国的地位。他指出：“吾粤之在中国，为边徼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能动全国之关系者。……微乎眇哉，粤人之在中国也！然则其关系之所及最大而最远者，固不得不自先生始。”[99]这当然是对康有为的高度肯定。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指出，康有为为人做事，颇为自信，不为外力所屈，“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100]。从康有为的一生特别是其《公羊》经学思想看来，应当说，这是很准确的。根据梁启超所谈这两点，我们可以说，康有为是广东人中的杰出者，也是其代表者。其真正最有广东人特色的，便是“《六经》皆我注脚”的风范。这种风范的本质，便是务实精神，是不拘一格，为我所用。
关于岭南文化的特质，学术界有过研讨，见仁见智，难以统一。但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认为岭南文化具有“务实”的特征。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广东文化北伐论、广东文化沙漠论、珠江文明优于长江文明黄河文明论的论争，到这两年广东全省开展的“广东人精神”讨论，以及深圳的“深圳精神”、广州的“广州人精神”、佛山的“佛山人文精神”等的讨论，都有一个相对比较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广东人比较实际。去年经过民间、学术界和官方互动，初步形成的关于“广东人精神”的共识性概括是：“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101]当然，对于广东人的“务实”的内涵，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平实地说，务实，就是没有框框，讲求实际，怎么有利怎么干。这和“《六经》皆我注脚”在思想实质上是一样的。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一书，显然具有这个特点。
《春秋董氏学》的写作，和《孔子改制考》一样，1894年开始于广西桂林，1896年完成于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期间，1897年出版于上海。此书的整个写作过程，始于岭南，终于岭南。应当说，反映了相当的地域特征。特别重要的是，康有为此书的内容和写作方法，以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具有明显的“实际”意味。其实，从清代中期到清末，注解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并不止康有为一人。有影响的就有凌曙的《春秋繁露注》、魏源的《董子春秋发微》、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以及康有为的这部《春秋董氏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康有为的这部书。而这部书之所以影响巨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实际”特征。
关于华夷之辨，康有为总体上是反对狭隘的华夏中心主义的。但是，在《孔子改制考·叙》里面，他痛批各种他认为的非圣无法的现象，其中说：汉代刘歆作伪作乱之后，“我华我夏，杂以魏、晋、隋、唐佛老、词章之学，乱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非唯不识太平，并求汉人拨乱之义亦乖刺而不可得，而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耗矣，哀哉！”[102]这是典型的严夷夏之防、攘夷的言论。有趣的是，他在《春秋董氏学》一书中，说的却是另外一番意思。在该书卷六《春秋微言大义》之“夷狄”条下面，在摘引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之“《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后，其按语批评孙明复、胡安国之流不懂《春秋》无通辞之义，“以为《春秋》之旨最严华夷之限，于是尊己则曰神明之俗，薄人则曰禽兽之类；苗猺狪獞之民则外视之，边鄙辽远之地则忍而割弃之。呜呼！背《春秋》之义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广，生民之塗碳，岂非诸儒之罪耶”[103]！这里的观点，显然和前述《孔子改制考》的观点相反对。可是，这里的观点的申述者（按语的撰写者），不是康有为，而是康有为的弟子徐勤。整部《春秋董氏学》的按语，不是康有为自己撰写者，仅仅是这里的“夷狄”条。难道真的是无独有偶？我的看法是，这刚好反映了康有为的“实际”。既然《春秋》无通辞，从变从义而移，当然康有为自己也可以根据需要“从变从义而移”了。
康有为反复摘引并评说董仲舒的“《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通辞”[104]，固然有解说董仲舒公羊学的成分在内，但更为重要的，是为自己的自由诠释提供论证根据。反正《六经》皆我注脚啊！
“天子不臣母后之党”，这是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卷一《春秋旨》“天子诸侯等级”条下所摘录的《春秋繁露》之《王道》篇的内容。此处他未加按语。但康有为实际上是有选择地摘录的，查董仲舒原文，该句其后还有：“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进而致远者也。”这里的“天子不臣母后之党”，本意是指天子不把母亲和王后的亲族当做臣子看待。但康有为在这里未加按语而又不引全，究竟是何居心，不便揣测，只能说其中有微言大义罢了。结合当时的时局看，康有为这样选编，显然是很“实际”的啊！
总的看来，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无论从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还是写作风格，确实反映了今文经学的特征，同时也反映出它的广东特色。因此，我们在研究广东经学的时候，应当适度关注这个比较有影响的、也是比较独特的地域文化现象，从而更好地把握清代广东学者的经学研究，进而更好地把握广东经学与常州经学、湖湘经学等不同地域经学的不同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