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春秋董氏学》的主体内容，毫无疑问是阐发董仲舒《公羊春秋》思想。我们透过该书《自序》和各卷卷首的导言及正文相关内容，可以窥见一斑。

在《自序》中，康有为直截了当地说：“孔子之道何在？在《六经》。”“《春秋》三传何从乎？从公羊氏。……唯《公羊》详素王改制之义，故《春秋》之传在《公羊》也。”“欲学《公羊》者，舍董生安归？”[82]康有为还说：（董仲舒）“明于《春秋》，为群儒宗也。……若微董生，安从复窥孔子之大道哉！”[83]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表达的微言大义，连孟荀这样的大贤人，都没有把握，而“董生道不高于孟、荀，何以得此？然则，是皆孔子口说之所传，而非董子之为之也”。因此，应当“因董子以通《公羊》，因《公羊》以通《春秋》，因《春秋》以通《六经》，而窥孔子之道”[84]。康有为的意思很明白，孔子之道在《六经》，《六经》统一于《春秋》，《春秋》要义在《公羊》，《公羊》之传在董仲舒，因此，把握董仲舒的《公羊》学，就可通《春秋》达《六经》而得孔子之道，明白素王改制之义。应该说，这篇《自序》所反映的思想，是该书的总纲。在总纲的引导下，其后各卷各自从不同层面进行阐发。

在卷一《春秋旨》的导言中，康有为说：“《春秋》所重在义，不在文与事也。”“《春秋》言微，与他经殊绝，非有师师口说之传，不可得而知也。今师说之传，只有董何二家。……今专绎董子之说，以求《春秋》之义。”[85]这部分是说，《春秋》重义，而此义又是口耳相传，得其要义者，只有董仲舒、何休二人，所以他专门??绎出董仲舒的公羊学说，演绎其义，以寻求《春秋》的真髓。康有为的用心，显然在于不受经典文句的拘束，给自己提供一个自由解释的开放性空间。在本卷中，他突出了奉天、亲德亲亲、敬贤重民、常变、合群、《春秋》总义等问题。

在卷二《春秋例》的导言中，康有为认为，学习《春秋》的人，如果不懂得“托王改制”、五始、三世、内外、详略、无通辞而从变等精神，“则《春秋》等于断烂朝报，不可读也”。而“言《春秋》以董子为宗，则学《春秋》例亦以董子为宗。董子之于《春秋》例，亦如欧几里得于几何也”[86]。这是说，体现《春秋》大义的事例（范例），必须通过公羊学宗师董仲舒的思想，才能真正领会。为了树立董仲舒的宗师形象，确立其公羊学地位，康有为甚至把董仲舒比做几何方面的欧几里得，真是把董仲舒推尊到了极点。这种做法的用心，当然是在于宣传自己的公羊学思想，为变法改制提供理论论证。在正文中，康有为对五始、缘鲁以言王义、三世、内外、贵贱、屈伸详略、常变、《春秋》无通辞、诡名诡实避文（《春秋》重义而不重经文）等层面的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

在卷三《春秋礼》的导言中，康有为说：“《春秋》为改制之书，……而礼尤其改制之著者”。“孔子之文传于仲舒，孔子之礼亦在仲舒。”“董子，尽闻三统，尽得文质变通之故，可以待后王而致太平。”董仲舒的礼学，“为《春秋》之大宗，今学之正传”。因此，康有为采摘《春秋繁露》关于礼的论说，“以备欲通孔子之礼者考焉”[87]。这里是进一步强调《春秋》的要义是改制，而礼是改制的重点。怎样改，改什么，可以董仲舒的见解为依据，进而通达孔子之礼。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康有为分别以改元、授时、三正、爵国、度制、田赋、宫室（及明堂）、乐律、学校、选举、封禅、宗庙、刑罚为细目，摘编了《春秋繁露》关于礼的内容，并肯定了其中的价值。

在卷四《春秋口说》的导言中，康有为认为，“《春秋》之义，不在经文，而在口说”，“董子为《春秋》宗，所发新王改制之非常异义，及诸微言大义，皆出经文外，又出《公羊》外。然而，以孟荀命世亚圣，犹未传之，而董子乃知之”。“公羊家早出于战国，犹有避讳，不敢宣露，至董子乃敢尽发之。”因此，他“择录董子之传口说者，以著微言之不绝焉”。这是强调《春秋》之义在口说，董仲舒尽得口说之真传，因而必须认真学习并倚重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说，这其实也是康有为从新的角度肯定自己变法改制主张的历史合理性。在这卷中，康有为的按语特别多，重点在于通过对别的文献的比对，论说董仲舒《春秋繁露》中不见于经典的部分，是得孔子口说之真传。他对于《春秋繁露》中“出《公羊》外”的内容，特别注意论证其依据所在。不是“与《梁》同”“与汉儒同”“与刘向同”，就是“与何注同”，甚至是“与何注同，经、传无义，知为口说”。

在卷五《〈春秋〉改制》的导言中，康有为痛批刘歆作伪，对经典滥施刀斧，导致“微言尽灭”。他还批评朱熹不懂改制之义，因而觉得“《春秋》不可解”。他强调，“《春秋》专为改制而作，……董子之说发明此义”。这是明确从改制的角度解说《春秋》，并强调董仲舒公羊学的意义。在康有为看来，《春秋》改制，其要义在于孔子是代天发意，君主是受命而王，《春秋》应天做新王，故而王鲁亲周故宋，文质互嬗（“天下之道，文质尽之”），王者改制须通三统之义、行三统之制。说来说去，都是为了应天改制。

在卷六《〈春秋〉微言大义》的导言中，康有为指出，有人困惑于孔子及其七十（贤人）弟子去世后，微言绝，大义乖，其实是不对的，微言大义传给了弟子和后学。弟子后学成千上万，“传其口说，诵其大义”，使其广泛流传。到了汉初，仍有老师教授传播，而“荟萃其全者，莫如《春秋》家，明于《春秋》者，莫如董子”[88]。董子学说里面，元气阴阳之本，天人性命之故，三统三纲之义，仁义中和之德，治化养生之法，“皆穷极元始，探本混茫”。因此，孔子微言大义的本源次第，“籍是可窥见之”。而董仲舒之所以能够精于《春秋》，原因在于“孔子口口相传”。这种口口相传，就是孔子微言大义之所寄托。本卷分为上、下两部，内容多，篇幅长，充分显示出康有为对抉发微言大义的高度重视。他从功用主义立场出发，归纳了元、阴阳、阴阳五行、气化、天地人、天、本天、法天、事天、畏天、知天、人为天类、命、天命、性、性善、因性、性情、仁、仁爱、《六经》重仁、仁义、义、义利、智、仁智、礼、正、中和、名分、统、纲统、三纲、忠孝、男女、君、君臣、王道、君道、养生、夷狄等《春秋繁露》中的思想，借题发挥，阐释了自己的公羊学思想。

在卷七《传经表》的导言中，康有为又有新的阐发。他认为，后世之所以道术不明，统绪不著，都是韩愈粗疏灭裂之罪导致的。韩愈罪行的重要表现，是把儒家道统的开展，看成孟子之后不得传，从而把集孔门微言大义之大成的董仲舒排斥在外！康有为指斥这是“何其妄也”！康有为引用历史事实，说明董仲舒的伟大：“刘向以为伊吕无以加，《论衡》所谓孔子之文传于仲舒，《春秋纬》谓乱我书者，董仲舒。乱者，治也。《天人策》言：道出于天，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朱子极推其醇粹，而韩愈乃不知之，而敢断然谓孟子死后而不传。”他总结说：“孔子之大道在《春秋》，两汉之治以《春秋》。自君臣士大夫，政事法律言议，皆以《公羊》为法，至今律犹从之。”[89]朱熹是元明以来的教主，相对而言，“自武章，终后汉，四百年治术言议，皆出于董子，盖董子为教主也。二子（指董仲舒和朱熹——引者注）之盛，虽孟荀莫得比隆”。“董子之精深博大，得孔子大教之本，绝诸子之学，为传道之宗，盖自孔子之后一人哉！”[90]整个“传经表”，其立足点和旨趣，是光大董仲舒为宗师的公羊学派。

从上述基本内容可以看出，康有为这部《春秋董氏学》的价值主题，是要树孔子为总教主，树董仲舒为儒宗（同时也是阶段性教主——两汉教主），认《公羊春秋》为《圣经》，定托古（孔）改制为正宗教义，凸显董仲舒公羊学的价值，从而为自己的变法维新（改制）主张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