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代新儒家”是客观存在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伦理和价值系统日益崩解，帝国主义的对华军事和文化侵略日见加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愈益广泛。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批有着忧国忧民怀抱的知识分子，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地位，便极力弘扬儒学，恢复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系统，以便在此基础上融合西方文化，这可将其概括为“现代新儒学思潮”。代表这股思潮的有独立思想体系的学者，可称为“现代新儒家”。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可以“新儒家”称谓的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冯友兰，50年代以后活跃在港台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近年活跃在海外并在大陆有相当影响的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等人。

梁漱溟在20年代初就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尝到“人生的真味”。儒家思想才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的宗旨是“除去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对于西洋人，他认为“应当引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41]。

贺麟倡导的是“新心学”。他于1941年发表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第一次提出了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新儒学”的“新儒学”概念，并对“新儒学”的思想观点作了详细系统的阐述。这篇文章被看做现代新儒家的宣言书和代表作。在文中，他明确提出了“以儒家精神为本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具”的主张。他断言，新儒家思想的发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他主张输入西洋文化，充实儒家思想，以儒化、华化西洋文化，进而挽救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最大的危机，即“文化的危机”。

冯友兰宣扬的是“新理学”。他以程朱道学为正宗，吸收西方哲学中的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等方法，撰写了《新理学》《新原道》等“贞元六书”，构筑新的形而上学的“最哲学的哲学”，集中宣传了“接近于程朱道学的那套思想”[42]。他公开声明，他的新理学是“接着”宋明道学讲的，而不是“照着”讲的，亦即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宋明“新儒家”，而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新儒家”。

熊十力致力于以儒家《易传》为宗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建造。他认为，五四以后，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为追求，实际只是情绪化地执迷于西方思想的皮毛、是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作祟。他要求，对西方沟的认识必须与中国价值系统的重建相辅而行，即须先建立中国文化之“体”。他的哲学就是从本体论上为此作论证的。

显而易见，梁、贺、冯、熊四人的价值系统是相同的，他们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观点，有着条理上的内在一贯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新儒学思潮及其理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在大陆已不复存在。它转移到了港台地区。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为代表的港台现代新儒家，著书立说，发表演讲，奔忙于欧亚美三大洲，宣扬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对中国文化进行解析，用现代西方社会的弊端比照中国文化的长处，同时也主张采纳西方文化为某些因素，以重新建构中国本位文化。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以心性为一切价值的根源，“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中国的义理之学，目标在于人之道德人格的完成。中国伦理道德有人的内心精神生活的根据，及其所包含的宗教性的超越感情。中国精神文明高于西方，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同时，他们还探讨了中西文化结合的问题，承认中国文化必须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肯定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由唐君毅执笔，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劢共同署名的《中国文化与世界》中。

近几年来，以杜维明、成中英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颇为活跃。杜维明说：“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海外的新儒家。”他认为，新儒家是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批判性认识，力图使传统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产生“创造性的转化”，以迎接西方文化有力挑战的人。“在今天，开挖传统中的‘无尽藏’，使传统文化发生创造转化，进而面向现实，走入世界，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而当代新儒家，便进行着这样的工作。”[43]他要“让儒家传统的源头活水涌到自觉的层面”，使儒学有创新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