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确实存在着我们所说的现代新儒学思潮和现代新儒家。那么，何以有人对“现代新儒家”概念进行质疑呢？这些质疑是否科学呢？

据我所知，最早将“现代新儒家”这一概念形诸文字者，是方克立先生。他在《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发表了《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一文，将“现代新儒家”界定为：“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他还进而说明，因为区别于先秦儒学的宋明儒学，在历史上被称为“新儒家”，所以他把20世纪以复兴儒学为帜志的这个流派称为“现代新儒家”或“当代新儒家”。应该说，方克立先生这个界说，是很清楚的，不会引起歧义和误解。此前，李泽厚先生曾用过“现代新儒学”的概念。[44]我认为，方、李二人指认的是同一个东西，尽管在具体理解和评价上可能存在着差异。1986年10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通过“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为“七五”重点研究课题。至今，报刊发表的专门论述现代新儒家（新儒学）的文章，已有10来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在组织编辑《现代新儒家论集》。总之，“现代新儒家”在学术界已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第一个对“现代新儒家”概念表示疑义的是张岱年先生。他在给中央党校作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的学术报告中，不同意把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先生划为新儒家。他认为，梁先生既赞成儒家，又赞成佛家。熊先生由佛归儒，推崇《易传》，推崇孔子，“说他是新儒家、他本人也未必能接受”。冯先生既继承发展了程朱学说，又接受了柏拉图主义。贺先生既赞成理学，又宣扬黑格尔主义。他们两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都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贺先生还入了党，“说他们是新儒家是不妥当的”[45]。

最近，涂又光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首届学术讨论会上，对“现代新儒家”概念提出了迄今为止最坚决、最系统的质疑。他认为：（1）宋明道学是世界公认的新儒家，且有专门译名（New Confucianism），如再讲现代的“新儒家”，概念上与宋明道学不好区分，势必造成混乱。（2）如果在“新”之前加上“现代”（Modern）便造成语义上的同义反复，不好翻译。（3）最大困难是这一提法与历史事实不符。被列入现代新儒家的某些人物实际上不是儒家，如冯友兰。冯为了创造一个中国现代哲学体系，对儒、道、佛、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择其善者而从之，汲取了古今中外一切有利的哲学思想。这样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儒家。（4）儒家概念虽不是贬义词，但由于长期以来“左”的影响，儒家被搞得很臭，儒家概念实际上成了贬义词。大陆和港台情况不一样，在大陆使用这样的概念，有碍于对哲学思想体系作出客观的、公正的评价。[46]

我认为：上述张、涂二先生的质疑，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梁、冯、贺、熊等人是否新儒家；二是“现代新儒家”的提法。以涂先生的质疑更带实质性。

我觉得，对第一个问题的担忧大可不必。方克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所指认的梁、贺、冯、熊四位“现代新儒家”，其下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明确指出，以上几位“现代新儒家”的前期代表人物，新中国成立后“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赞成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有的经过学习和认真的自我批判，已经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现代新儒家思想在国内已经没有市场。”从大陆已发表的论及“现代新儒家”的文章来看，也没有谁说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存在着“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思潮。在安徽举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潮讨论会”上，与会代表也一致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陆已没有“现代新儒家”，而是转移到了港台。因此，那种认为指认梁、贺、冯、熊等人新中国成立前是“现代新儒家”，似乎就抹杀了其新中国成立后的转变的顾虑，是不必要的。而如认为将他们称为“现代新儒家”就包括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在内，则是一种误解。至于说梁氏兼综儒佛，熊氏由佛归儒，冯、贺中西并包，似乎就不能下“现代新儒家”的断语，这理由也不充分。因为判断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属于何种流派、何种性质，不在于其思想中包含多少种成分，而是看其主要倾向。例如唐代排佛的韩愈和崇佛的柳宗元，宋代儒佛道兼综的苏轼，我们仍视他们为儒家。

当然，“现代新儒家”的提法，是改用“当代新儒家”合适，还是提“新儒家”妥当，是可以讨论的。我认为，用“新儒家”概念指称五四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类似梁、贺、冯、熊式的哲学家，以及50年代以来港台的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方东美之类为哲学家，确实容易与宋明新儒家相混淆，不宜采用。而用“当代新儒家”概念、则又概括不全。因为现时一般指认的上述“现代新儒家”们，是指从20年代以来形成的代表特定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思潮的哲学家。这中间，无论是这些哲学家本身，还是这股思潮本身，都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按照目前的划分，现时所谓“当代新儒家”如杜维明、成中英等人，已是“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如用“当代新儒家”概念，就会遗漏20年代以来的第一、第二代，显然不合史实。此外，根据已为大家公认的历史阶段划分法，所谓“当代”，是指1949年以后的历史，因而在“新儒家”之前冠以“当代”，是不合适的，不全面的。恰如其分的指称，还是以“现代新儒家”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