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谈到，现代中国的儒学思潮，属于保守主义的范畴。而在现代中国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的历史进程中，儒学之所以反复受到各方面的严厉批评和极力拒斥，其根本原因便在它的保守。我们知道，“保守”一词，在现代中国有着十分复杂的含义。习惯上指称的保守派，是指在政治倾向方面具有不求变革、只希望维护既存秩序的人士的统称。这种意义上的“保守”，往往与革命、进步相对。但本文所指的“保守”，并不限于此义，而主要是指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守成”。美国学者史华兹在《论保守主义》一文中指出：“现代中国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根本上并不是墨守现行之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当然，正因为儒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主张对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实行“损益”，而不是“彻底重建”，表现了与影响巨大并且在人数上占绝大多数的西化派和马列派激进的求变思维截然相反的思维路径，而整个近代特别是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确实是在日益激进化的道路上前进，因而儒学扮演着落后于时代的悲剧角色。特别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一度形成了以否定传统文化为特征，以“政治唯一”为显著特色和价值追求的“唯政治化思维”，更使得儒学的命运凄凉无比。

在唯政治化思维的引导下，整个“**”期间，都大破特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大破儒学。虽然，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站在建设现代新型文化的历史高度，反思大陆从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中对儒学的盲目、简单的政治性否定，自会理所当然地否定过往的错误思路和结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一个历史片段——尽管它是被歪曲了的历史，我们何尝不曾看出，儒学在现代中国，确实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

中国大陆在20世纪80年代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举世瞩目的文化讨论，就其终极目的而言，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其间，争论的焦点是怎样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而所谓传统文化，不论人们承认与否，儒学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成分。因此，在文化讨论中，儒学传统与现代中国关系的争论，成为盛极一时的论题。简要地说，80年代文化讨论中，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主张，主要有“彻底重建”论、“中魂西体”论、“复兴儒学”论、“综合创新”论等。其中，“彻底重建”论包括“以反传统继承传统”论、用外来文化打破“超稳定系统”论、“西体中用”论、“全盘西化”论。这些论点的提出者，在实际上都是主张采取激进的方式，尽一切可能地吸纳西方文化，在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以实现中国文化以至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中魂西体”论，坚持“东方尚道、西方尚艺”的文化类别观，主张以中国文化为灵魂，整合中西，建构新的文化形态。这种论调实际上不过是早已被人们唾弃了的“中体西用”论的现代翻版而已。在思维方式和理论手法上，它采取的是折中主义。“综合创新”论，公开宣布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有趣的是“复兴儒学”论。在大陆的这场极为热闹的文化讨论中，公开提倡复兴儒学的，主要并不是生活在神州大地的“中华儿女”，而是身居海外并且早已加入外国国籍、近年频频回大陆讲学的“炎黄子孙”！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学在现代中国的价值和地位，已经不为人所重。人们之所以反复研讨儒学，绝非某些人所宣称的，是要复兴儒学。恰恰相反，人们是要重新认识儒学，超越儒学，进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不错，确实有大陆学人发表宏文高论，公开而坚决地主张复兴儒学以实现中国大陆的现代化。但是，读者诸君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公开竖起复兴儒学旗帜的大陆学人，迄今仅仅一人而已！——要知道，中国有13亿人，文科学者至少以数十万计！更何况，这一人的高文典册，不是（而且也绝不可能）发表在“儒学的故乡”（借用该作者语）、作者的故乡——赤县神州，而是乘桴越海，迂回表现，在台湾《鹅湖》月刊——现代新儒家的著名阵地——登出，然后隔海返销！这难道不是对该作者关于儒学已经在大陆进入“返乡复位期”的臆断的绝妙讽刺吗！

从总体上看，在大陆20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文化讨论中，在上述种种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主张里，“彻底重建”派和“综合创新”派占绝大多数。其他的种种主张，人数甚少，呼声甚微。而“彻底重建”派和“综合创新”派对于儒学在现代中国的作用，看法虽然并不一致，但认为儒学作为传统封建文化的主要构成，作为现代中国保守势力的代言者，并不能独立承担起引导中国到现代化之路的历史重任。在这一点上，“彻底重建”派和“综合创新”派倒是不谋而合。

综上可见，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中，在现代中国此起彼伏的思潮斗争中，并没有起到引领**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后形成的“唯政治化思维”的挤压下，儒学的生命日渐衰竭，前景堪虞，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果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应当承认，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中，至少不是而且事实上也没有成为社会发展的助力——至少不是动力！——无论在大陆，或是在台湾，还是在香港！不仅如此从学派传承和思潮流变的角度看，儒学的境遇也十分不妙。从学派传承的方面反思，儒学在现代中国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系统，更没有鼎盛的阵容。人们现在乐道的现代新儒学，即使从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等人发布“走孔家的路，举孔家的旗”的宣言算起，到1949年大陆“变色”为止，现代新儒学在文化价值观方面虽然独树一帜，而且确实有诸如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荦荦大家加盟，但其社会影响和“道统”流布，却绝不可与过往同日而语。1949年以后，只有梁漱溟孤军独守儒学阵地，抱持天变道不变的立场，而贺麟成了共产党员，冯友兰宣布信奉唯物史观，熊十力遁入佛门，儒学在大陆可以说是香火断绝，难以为继。转移到港台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虽则尽力办学育人，宣传儒学，惨淡经营，希望“灵根再植”，但力量甚微，应者寥寥，自己形容是“花果飘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学与现代中国思潮、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格格不入。由此，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学，在现代中国各种学派的竞长争雄中，它是一个不合潮流的时代落伍者；作为“学以干政”的知识价值观的信奉者，儒学的理想已经落空；作为传统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作为国民行为规范的导师，儒学已经从被“独尊”的显学神座上跌落下来。一言以蔽之，儒学作为官方正统学说，作为统治者代言人的命运，已经在现代中国无可挽回地终结了。

但是，作为政治化儒学的显赫地位的终结，并不等于作为学派的儒学的断绝。应当承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作为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表现，儒学有它自己内在的生命和活力，有它的真理性，有它继续存在的特定价值。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中国台湾、香港和海外逐步发展壮大的现代新儒学，成为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的重点研究课题，成为大学校园的热门话题，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绝不是用“寻根意识”就可以搪塞过去的，或者用“尊孔复古”就可以贬杀的。而且，在大陆，“文革”以后对儒学的评价有越来越高的倾向。大陆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以“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为名，行宣扬儒学价值之实的确也不乏其人。特别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成为“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名誉会长；1989年下半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4年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到会讲话。这不仅表明大陆全盘否定儒学的时代已经结束，更表明儒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在诸多思潮的论辩中，自有其一席之地。

平心而论，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除了种种外在原因，儒学本身的价值是问题的根本。我们知道，儒学一贯主张并努力实践不走极端的思维方式，义高于利的经济价值观念，对人以爱、推己及人的人际关系，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道德精神，等等。如果我们扬弃它的时代内容，继承它的基本精神，并且赋予新的时代活力，则它完全可以成为现代新型文化价值系统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成为现代精神文明的基本准则之一。在当今，它对于大陆商品经济勃兴以后，某些人唯利是图、天理丧尽、人欲横流的病态心理和人格，未尝不是一剂补泻兼备的良药！

要而言之，在现代中国，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绝对不可逾越的、指导人们生活的基本价值准则，作为凌驾于诸多思潮和学派之上的“显学”的时代，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成分，为现代中国新型文化的历史基因，它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而且，即使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派不能独立存在，但它作为民族文化的“积淀”，作为文化因素的遗传，始终是不可能也绝不会灭绝的，更不是政治高压和学术围剿所能够摧毁的。

儒学会继续发展，尽管它不会“复兴”；儒学会受到批判，但绝不会成为“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