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在近现代的发展中，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急迫心情驱动下，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工作，具有强烈的情绪色彩，出现了与传统的“中庸之道”截然相反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以反求正，用激进方式求渐进的改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封建中国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大厦，被列强带来的工业文明、商品经济的浪潮所冲毁。与此相应，作为传统思维的中庸之道，也逐步遭到否定、抛弃。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灾难和重大的变革。内忧外患，国耻家仇，鞭策着热血沸腾的中国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希望尽快走出困境，获得新生。然而，由于两千年封建专制所造成的旧文化的堤坝特别坚固，由于外来侵略势力的欲壑难填，古今矛盾错综，中西冲撞激烈，新旧杂陈，方生未死，导致社会的发展步履维艰，文化的更新充满曲折。在这种情况下，急切地想冲决罗网，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便表现得相当激进。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用激烈的暴风雨式的武装斗争，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革命派用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作为武器，英勇冲击封建思想文化的樊篱，开辟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新时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纲领。从文化类型的角度划分，它属于与中国传统的趋善求治的伦理政治型文化截然不同的近代西方文化的范畴。这种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及其相应的政治实践，对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思想基础，都是极为沉重的打击。在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历史事实证明，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铲除封建政治制度赖以生长的基础，旧势力并没有被根除，特别是旧的思想文化传统并没有被触动，因而才出现了后来的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以及思想文化面的沉渣泛起，在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它最终换来的，仍只是渐进的改良式的进步。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这场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采取的是前所未有的激烈方式。运动的参加者尤其是青年学生，其态度之激进，情绪之高亢，至今令人异常感奋，令人热血沸腾。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种种旧势力的异常强大，外国侵略者的横加干涉，致使种种相当激进的革命，仍然没有完全取得预期的目的，历史的车轮虽然被推向前进，但实在是缓慢艰难。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别激进，是与现代中国社会矛盾至为深刻尖锐，民族危机极为深重密切相关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压迫愈深，反抗愈烈”的真理。

用激进方式求得渐进改良，不仅反映在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方面，而且也体现在现代中国三大思想潮中影响甚大的马克思主义派和自由主义的西化派方面。马克思主义派的学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中国封建文化作了十分尖锐激烈的抨击。陈独秀激愤地指出：东洋民族具有“卑劣无耻之根性”，没有资格“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东洋民族“伪饰虚文”，“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38]。他还认为，孔子之道不能再用来组织国家，支配社会，而应“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数，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39]！总之，他极力主张全面向西方学习，根本抛弃专制制度和孔孟之道。李大钊则认为，当时“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因此，应该痛下决心，“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对于以“静止”为特征的中国文明，应当用“动的文明”（西方文化）进行“彻底扫**”[40]。显然，陈独秀和李大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和重建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态度和方式。

富于自由主义色彩的西化派，以胡适、陈序经等人为代表。胡适是比较自觉地意识到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艰难，因而主张采取激进方式求得渐进改良的学者。他在1929年写的《文化的冲突》一文中认为：“一种文明具有极大的广被性，必然会影响大多数一贯保守的人，由于广大群众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大多数人总要对他们珍爱的传统要素百般保护。因此，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没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如果他们前进一千步，群众大概会被从传统水平的原地向前带动不到十步。”陈序经在其《中国文化的出路》一文中，更公开主张“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中国文化的出路，无疑是要从全盘西化着手”。必须指出，不仅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派和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都表现出以反求正的激进的变革心态和思维方式，而且，在现代中国，进步的思想家也往往表现出同样的情态。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为痛切的批判，便是明证。他力主“痛打落水狗”“‘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他坚决主张用激进方式改革中国的现状，说：“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他指出，改革如同在光线暗淡的房间里开窗户。由于中国人喜欢调和折中，“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出来调和，愿意开窗了。因此，“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整个近现代时期，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具有显著的以反求正的用激进方式求渐进改良的特征，但近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毕竟不同。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变迁，在近代走的是由器而道的渐进变革路径，在现代则是走的道器并举，甚至重道轻器的激进的革命道路。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以后人们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的变革，同时也越来越激进的原因。

总而言之，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坎坷发展的途程中，由于国难深重，人们的忧患意识急剧高涨，对封建文化和专制制度，破之唯恐不速；对新型文化和民主制度，立之唯恐不坚。因此，总是采用十分激进的态度和方式，进行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的工作，从否定中求肯定，从激进里求持中。当然，我们应当看到，上述种种激进的求变心态和人物，并不都是自觉地意识到“取法乎上得其中”的道理，意识到只有用彻底的激烈的方式，才能取得相对的进步（渐进的改良）。我这里的意思是说，从近代特别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结果来看，以反求正的激进的变革方式，结果仍然只能（或者说“至多”）得到渐进的改良的效果。这也刚好从一个侧面说明，在近现代中国，要求得社会进步和文化更新，是多么的艰难！

要指出的是，海内外研究现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学者中，都有人认为，现代中国主要存在着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大流派和思潮。我认为，这种思潮和派别的划分，有一定的道理。根据上述现代中国存在着西化、马列、新儒学三种主要思潮的理解，如果要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的“三分法”来加以规范的话，那么，新儒学显然属于保守主义的范畴，西化派既可以划入自由主义的范畴，也可以划入激进主义的范畴；马列派在某种（仅仅限于“某种”）意义上讲，从其主张激烈的、彻底的文化批判和文化革命的方式上讲，可以归于激进主义。显而易见的是，根据这种“三分法”，作为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的现代新儒学，遭到了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两面夹击。在这个意义上讲，也遭到马列派和西化派的激烈抨击。儒学在现代中国确实备受磨难，在八面来风中挣扎，在夹缝中生长。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儒学在现代中国思潮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而只是少数儒家学者和儒学信奉者的精神支柱和价值归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