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可谓道路曲折，历经磨难，但在学者们的艰苦奋斗下，终于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世界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是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相一致的。质言之，中国哲学的研究，也是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致的，因而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学术史观和方法论局限，开创了用现代学术观念和规范研究中国哲学的崭新局面。前半个世纪，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的研究成果，使得西方的实用主义、新实在主义在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中得以生根，使得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刮目相看，从而推动了传统学术的更新，以及传统研究方法的变迁。以侯外庐、郭沫若、杜国庠、杨荣国、蔡尚思、张岱年、任继愈、冯契等人为代表的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并在区别于用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的同时，通过批判传统学术领域的唯心史观、儒家的道统论等，与宗经、崇圣、唯书的经学思维划清了界限，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框架，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第二，通过长期的研究工作的实践，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互动，相互学习，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研究思路，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哲学的研究以及中国哲学自身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取得了此前绝对不可比拟的大量成果。一百年间，从先秦到近代再到当代，中国哲学的人物、学派、思潮、著作乃至概念范畴名词术语，都被研究者比较仔细地清理过，努力寻找其特点、规律、历史作用及其局限，以及其现代意义。而且，这些成果无论在方法、观点还是内容、价值方面，都是往昔所不能比的。

第四，创建了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学科。通过长期而又艰巨的努力，总结经验教训，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学问，终于得以确立。从胡适、冯友兰到张岱年、任继愈，以至近年毕业的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硕士，各有自己的贡献。

第五，发掘了中国哲学亦即中华民族的特殊价值和精神资源，使中国哲学在世界上得到承认，从而为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贡献了力量。

当然，毋庸讳言，百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弱点。概括说来，有这样几点。

第一，对西方哲学理论、方法的盲目信奉，生吞活剥。以西方哲学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中国哲学，以西方哲学的方式来建构、解构中国哲学，脱离中国哲学的历史实际和实践条件，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结果是出现玄虚化、虚无化的弊病。这种弊病的症结在于，注意了文化的世界性、普遍性，而忽视了民族性和时代性。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教条式理解，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标签和打人的棍子，不顾中国哲学的实际情况，把生动活泼、充满灵气的中国哲学剪裁为干巴巴的几条筋，否认中国哲学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同时也否定了中国哲学的世界意义。

第三，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把握不准，导致不少悲剧。诚然，学术研究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脱离政治，但如何做到既参与生活、干预生活，又保持清醒头脑，坚持批判精神，值得在日后的实践中总结。冯友兰、杨荣国等人的悲剧，其教训值得记取。

第四，学科体系还不科学，学科特色不够鲜明。尽管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中国哲学已经建立起来，但从科学严谨的角度审视，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本是不同层次的概念，但在近年的实践中，不少人往往混为一谈。甚至，何谓“中国哲学”，实际上还是一个并不清晰的概念。另外，在研究实践中，如何做到“泛化”而不驳杂，“纯化”而不空泛，在“泛化”中提升哲学思想，在“纯化”中展现人文精神、升华理论思维，都值得很好地研究、探讨。

第五，学术大师不多。一百年间，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学术环境并不理想，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大师出得不多。真正学贯中西、既是哲学家又是哲学史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这与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我们百年来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的努力和期望之间，有很大的“落差”。

第六，中国哲学研究的人文环境不够良好。中国哲学重视精神境界的提升，重视人文环境的营造，讲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根据这个准则，中国哲学研究者应当具有比较高尚的境界。但是，由于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以及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中国哲学研究队伍内部的某些地方、环节，缺乏应有的良好氛围。搞宗派而不搞学派，党同伐异，唯利是图，甚至不择手段，与社会上的不学无术者没有二致，这种情况并非个别。这样，就影响到学术队伍的团结，影响中国哲学队伍的形象，进而妨碍优秀成果的出现。

以上这些不足或者弊端，需要在21世纪的研究实践中，运用中国传统哲学的优良传统，逐渐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