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到2000年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哲学的研究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949年到1978年的前三十年和1979年到2000年的后二十年。[399]这两个阶段，中国社会有着十分不同的政治氛围和学术气象，中国哲学的研究也有着颇为不同的研究理路和学术成果。
（1）前三十年（1949—1978年）。
1949年以后，随着中国大陆政治气候的变化，中国哲学研究历经坎坷。受当时全盘“苏化”的制约，中国哲学史研究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特别是受从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的“唯政治思维”的拑制，[400]一切服务于政治，一切等同于政治，一切消融于政治，导致中国哲学的研究也走上了政治化、简单化、庸俗化的道路。这主要表现为把中国哲学史简单地化约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401]的斗争史，并且将其提高到政治斗争的层面分析，认为“唯物主义必然进步，唯心主义必然反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研究和学习中国哲学史”[402]，从而使中国哲学的研究单调沉闷、枯燥无味，甚至出现了不少令人扼腕长叹的悲剧、啼笑皆非的闹剧。例如，说“孔子是反动阶级复辟的工具”[403]，“孔子是反革命两面派”[404]，“中国哲学史就是儒法斗争史”[405]，等等。显然，这个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在总体上违背了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违背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实际，因而出现了令人痛心的情况。但是，由于广大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和抗争，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仍然有相当的成绩。
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一共五卷六册的出版，[406]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前三十年中国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通史，是系统地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清理和总结的著作。作者把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综合进行研究，着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将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融合为一，对中国传统思想及其人物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观点。作者发掘了一系列被以往的研究者忽视的思想家，如嵇康、刘知幾、刘禹锡、柳宗元、王安石、王艮、何心隐、方以智等。这些被侯外庐等称为异端的思想家，在20世纪后二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受到重视，成为大学中国哲学教科书阐述的对象，有的还成为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直到现在，《中国思想通史》仍然是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也是相关内容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作者的重要参考书。
这个阶段，影响甚大的中国哲学著作还有任继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407]。任著按照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分篇叙述，先秦为第一分册，汉到魏晋南北朝为第二分册，隋唐到明为第三分册，清到五四运动前为第四分册。前三册“**”前已经出版，第四册出版于1979年。任著注意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注意社会经济发展、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关系，注意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教材，任著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民出版社仍在继续重印。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研究性教材，任著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出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问题，指出：“对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我们研究得很不够，关于这一方面的叙述只好暂缺。”[408]这个问题，直到近年才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召开了一些关于少数民族哲学的学术会议、出版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专著，可见任继愈先生等人研究问题的别具匠心。70年代，在这部教材的基础上，改写成为《中国哲学史简编》[409]，印数甚大，对于中国哲学的宣传、普及起了积极作用。
在头三十年这个阶段，几乎可以说是与任著《中国哲学史》的出版相对应，冯友兰先生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在新中国成立后是被当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的。他经过自我思想批判，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410]，“新编”第一、第二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64年6月。这两部书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此外，冯友兰还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411]，并出版了表达自己学术见解的《中国哲学史论文集》[412]《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413]。
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曾经红得发紫至今比较敏感的人物，那就是以红色专家著称的杨荣国的研究成果。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虽然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以前，但正式出版则在195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由杨荣国主编，陈玉森、李锦全、吴熙钊编著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7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荣国主编，李锦全、吴熙钊编著的《简明中国哲学史》。197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杨荣国5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表现出他独特的学术见解。该书在70年代由于政治情势的推动而大量印行，但内容只字未改。该书对于中国哲学史的传播和研究，其作用主要是正面的。直到80年代的文化讨论热潮，不少研究者还从中吸取知识和智慧。杨荣国60年代初期的《简明中国思想史》曾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对于宣传、传播中国思想史起了积极的作用。1973年出版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也是受到当时政治情势的推动，印数极大，影响极广。这部著作，就其内容而言，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无人提出异议。问题在于，1975年出版的该书的“修订本”（《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是根据江青一伙的所谓“儒法斗争”观进行“修订”的。这个“修订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受到学术界理所当然的激烈批判。发人深省的是，杨荣国是以“紧跟”鞭策自己，以红色专家著称，以得到毛泽东的信任而自傲；冯友兰则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面教材”而存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洗心革面，获得“新生”。杨、冯二人无论在政治立场还是学术见解方面，都大相径庭。可是，二者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学术经历，都是被政治利用，在畸形政治的挤压下，违心地发表了不少“学术见解”。杨荣国于1978年在猛烈的政治批判和学术批判中凄凉地死去，而冯友兰则在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全稿之后，于1990年寿终正寝。两人的政治悲剧和学术悲剧，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头三十年中国哲学研究的坎坷。
在头三十年这个阶段，中国哲学研究的资料也得到出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合编了《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套资料分为四个分册：先秦分册（上、下）、两汉隋唐分册（上、下）、宋元明分册、清代近代分册。1973年，适应毛泽东提出的“学一点哲学史”的需要，中华书局将该套资料更名为《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重新印行。
在这个阶段，除了前述成果外，还出版了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414]，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415]，熊十力的《原儒》[416]《体用论》[417]《明心篇》[418]，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419]等重要著作，再版了郭沫若的《青铜时代》[420]《十批判书》[421]，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422]，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册）[423]等书。
在头三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过程中，还开展了多次激烈的学术讨论。主要的有：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关于《周易》的讨论，关于老子思想的讨论，关于孔子思想的讨论，关于庄子思想的讨论，关于董仲舒思想的讨论，等等。其中，冯友兰、金景芳、蔡尚思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任继愈关于汉唐佛教哲学的研究，关锋关于以庄子为核心的先秦哲学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总的看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头三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人才的培养，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建设等方面，学者们都作出了巨大的、艰辛的努力。因此，不能说头三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是一片漆黑，不足挂齿。但是，应当如实地承认，头三十年的研究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偏颇和失误。在普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中国哲学的过程中，尽管出现了一批有新的观点、方法和内容的有价值的论著，但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和畸形政治的干预，中国哲学的研究一度走入歧途，典型的例子便是50年代后期竟然提出要“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对不同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并进而上升到政治批判，以阶级斗争来诠释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发展到“**”中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更是荒谬绝伦。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党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某些人沽名钓誉的工具。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被奉为教条，僵化粗暴，使得中国哲学的研究变质为对哲学家和哲学派别的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简单定性。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愿望成为泡影，中国哲学研究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2）后二十年（1979—2000年）。
20世纪的后二十年，是中国哲学研究万象更新、百花齐放的时期，是整个20世纪取得最为丰硕成就的时期。
第一，哲学史方法论的突破。
进入80年代，随着政治动乱的结束，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哲学的研究出现了新局面。这个新局面出现的前奏，是1979年在山西太原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期间，以“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为主题的激烈讨论，会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424]。其后，报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文章。以对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的突破为契机，学术界围绕哲学史的定义、对象、范围、目的、哲学遗产的继承、唯心主义的历史评价、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各抒己见，相互辩驳。先是对流行了将近三十年的“两军对战论”（唯物对唯心、辩证法对形而上学，又称“对子论”[425]）进行反省。经过讨论，初步形成共识：中国哲学史并不仅仅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两军对战”的历史；“对子论”不能准确概括中国哲学的实际。进而，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进步作用”，对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学术流派和“唯心主义”哲学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积极评价。[426]
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讨热潮中，一些学者针对流行了三十年的“两军对战论”，提出了“圆圈论”。“圆圈论”者认为，哲学史就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人类的哲学认识充满矛盾和曲折，有其发展的阶段性。每一阶段的哲学运动，大体都有一个思想的起点和终点，形成一个首尾相应的逻辑进程。这个逻辑进程，必然经历曲折和反复，肯定和否定，由偏到全，由低到高，“表现为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线，近似于一串圆圈组成的大圆圈”，因此，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当“努力去探索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所固有的‘圆圈’”[427]。“圆圈论”的代表作，便是由萧箑父和李锦全主编、已经印行十余万套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在今天看来，人们对“圆圈论”未必全然认同，但“圆圈论”在当时的提出和实践，无疑是对“阶级斗争论”“两军对战论”的匡正，是中国哲学史研究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从理论思维和研究进路的层面考察，可以说，十年浩劫结束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以方法论的探讨为突破契机的。这场方法论讨论的直接成果，除了前述太原会议及其论文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的出版，以及各大报刊发表的论文外，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428]。该书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系统专著。该书对哲学与哲学史、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理论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批判继承法、史料整理方法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此外，还有萧箑父、陈修斋主编的论文集《哲学史方法论研究》[429]，等等。与此同时，学术界有人针对50年代对冯友兰提出的哲学史“抽象继承法”的政治性批判，对“抽象继承法”进行重新评价，给予相当的肯定，甚至有的是很高的评价。进入90年代以后，对于冯友兰“抽象继承法”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学者进一步增多。[430]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80年代中期西方学术思潮被大量介绍到中国，以及学术研究领域“方法更新”“思想更新”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尝试使用西方学术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情况。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泽厚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撰写的《秦汉思想简议》[431]，以及年青一代用协同论进行研究的尝试之作《相似理论、协同学与董仲舒的哲学方法》[432]，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总的看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西方哲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解构论等）、文化人类学方法、考据学方法等不同方法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的情况可以说是并行不悖。
第二，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在突破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苏联模式”后，学术界对于如何深化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实践上作了探讨。首先是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有学者发表文章，倡导开展中国哲学范畴和重要概念的研究[433]。北京大学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434]，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发表汤一介论文的《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还曾召开有关的座谈会，[435]推动了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范畴研究在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和集中体现，是1983年11月在西安举行的全国性的“中国哲学范畴讨论会”。张岱年、王明、冯契、汤一介、方立天、方克立和一些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等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后出版了论文集《中国哲学范畴集》[436]，湖南的《求索》杂志以《笔谈中国哲学史范畴研究》为题，发表了张岱年、冯契、汤一介、王明、杜维明等人在大会的发言。[437]后来，张立文出版了两部研究中国哲学范畴的专著：《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438]，葛荣晋出版了《中国哲学范畴史》[439]，张岱年出版了《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440]，蒙培元出版了《理学范畴系统》[441]，张立文还出版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442]，可以说是对范畴研究思路的延伸和深化。总的看来，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开阔了学术界的眼界，拓展了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成果，并在客观上巩固了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哲学范畴研究路子的开启，实质上是对自50年代以来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以政治代替学术的唯政治思维的清理，是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是对既往的学术研究思路和观点的拨乱反正。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化，是方法论讨论的逻辑性成果。但是，范畴研究的一个明显弱点，是有的研究者将范畴看做孤立的、可以离开历史发展的僵固的概念，从而窒息了范畴的生机。而且，不少论者都是“论谁爱谁”，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在论者那里都成了尽善尽美的。这个弱点，张岱年先生在1983年于西安举行的中国哲学范畴讨论会上，已经当场指出。
第三，哲学史研究的“纯化”和“泛化”。
伴随中国哲学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探讨，关于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的辨析，具体而言，哲学史研究的“纯化”和“泛化”的讨论，成为题中应有之义。1983年11月，在西安举行了首届全国中国思想史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便是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配合这次讨论，《哲学研究》1983年第10期发表了一组文章。汤一介、张岂之、周继旨阐发了自己的见解。会议闭幕式上，李锦全作了《试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联系和区别》的专题报告，《哲学研究》（北京）1984年第4期全文发表。文章的要点是：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重点，是思想流变发展规律的历史进程；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重点，则是理论思维发展的内在逻辑。会议大致形成了一个认识：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是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和领域，就范围而言，文化史最大，思想史次之，哲学史最小。这次会议的讨论，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纯化”，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后，涌现了一批关于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特点、中国哲学发展路径、中国哲学的哲理化进程、中国哲学的体系等内容的论著，丰富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百花园，进一步突破了哲学史研究的“苏联模式”，进一步在学理上清理了极“左”思潮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危害。其中，任继愈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和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进程》，便是哲学史研究“纯化”的表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哲学史研究“泛化”的例子。[443]
继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之后，“思潮研究”成为新的路子。这个研究路子的领头人和率先实践者，是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其代表作是他的《郭象与魏晋玄学》[444]。这本著作，紧扣哲学家与社会思潮、学术思潮的关系，对哲学家与学术思潮的互动，作了精到的阐释。其后，有杨国荣的《王学通论》[445]，萧萐父，许苏民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446]，从不同的角度和历史时期，对学术思潮、社会思潮与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哲学史研究“泛化”的表现。第四，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有趣的是，就在中国哲学史界进行自我反思，一些人刻意营造“哲学味道”的时候，遍及神州的“文化讨论”热潮的兴起，使范畴研究、逻辑结构研究、体系研究之类的“纯化”活动受到冲击。中国哲学研究的力量及其关注重点，基本上转移到了文化研究方面。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等人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开办了多期面向全国的讲习班，出版了多套大型学术丛书，并整理出版了诸如《梁漱溟全集》之类的具有历史承传性的学术著作。中国文化书院不仅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镇，而且也是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培养基地，沟通中外文化及其哲学的桥梁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骤然兴起并迅速蓬勃发展的文化讨论，给中国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为核心，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人格、审美情趣、国民品性、伦理观念，特别是中西文化的优劣长短的探讨，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重心。尽管在文化讨论的中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特别是后期（90年代前期），有人探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层面的问题，甚至商业文化、旅游文化、饮食文化、体育文化、政治文化、法律文化、神秘文化、性文化等层出不穷，但人们关心的焦点，始终是思想文化亦即不少学者所说的“深层结构的文化”。而且，人们公认，哲学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问题是文化的根本问题。这样，中国哲学研究者自然在文化讨论中引领**。张岱年、任继愈、蔡尚思、庞朴、汤一介、李泽厚、王元化、萧箑父、李锦全、丁伟志、丁守和、冯天瑜、张立文、方克立等，以及甘阳、刘晓波、《河殇》的作者，无论他们的观点相近还是相悖，但关注的是思想文化，是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和未来走向，则是殊途同归的。由于中国现代化涉及的问题极为宽泛，因而文化讨论中的中国哲学研究，不仅没有“纯化”，反而大大“泛化”了。这种“泛化”，不仅没有使中国哲学的研究偏离正常的轨道，相反，正是这种“泛化”，给中国哲学的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开辟了新的方向，从而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这场讨论，论者比较集中地探讨了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其代表性观点有“彻底重建”“全盘西化”“西体中用”“复兴儒学”“中魂西体”“综合创新”等。[447]这些不同观点之间的争鸣，对于深化文化研究，对于正本清原，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对于拓展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域，逐步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对于铸造适应世界潮流而又保持民族优良传统的现代新型哲学，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弘扬民族文化”呼声的日益高涨，中国哲学的研究主流仍然在文化研究方面。其间，“国学”研究是重要内容之一。重视国学，研究国学，科学地评判与创造性地转化国学，是以文、史、哲等学科中以古典部分为重心的部分学者的愿望。这个愿望的现实表现之一，是对国学的分门别类的梳理、阐释，其荦荦大者便是由张岱年主编的《国学丛书》[448]。该套丛书已经出版的有《国学今论》《汉字说略》《先秦儒学》《谶纬论略》《魏晋玄谈》《宋明理学》《天学真原》《岐黄医道》《道经总论》《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等。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真正的专家。丛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和社会人士的欢迎，并获得了荣誉甚高的“中国图书奖”。与这套丛书相辅相成的，是汤一介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449]。已经出版的有《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知识与文化——张东荪文化论著辑要》。如果说，张岱年主编的《国学丛书》以其研究的深入和见解的独到为特长的话，那么，汤一介主编的这套丛书，则以其资料的翔实和典型为特色。此外，还有冯天瑜等人撰著的《中华文化史》[450]，以及其他种种相关的丛书、专题研究论著、断代文化史、论文集等。国学研究涉及的内容甚为广泛，但关注的焦点却仍然是如何把握、阐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如何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点，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尽力。因此，无论研究者从事的学科属于哪个领域，最终还是落脚于“思想文化”这个根本性的层面。应该说，90年代以来的国学研究，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推进，具有重要的资料积累和思想创新的价值。至于国学研究中有人假学术旗帜以谋政治之私，则是个别现象，不为真正的学人所齿。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向，是研究性大型学术文化丛书的编写出版。除了上述张岱年主编的“国学丛书”外，还有匡亚明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全套丛书预计出版共200部，现在已经出版100多部。范围包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2500多年间的269位“思想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伦理、文学、宗教、军事、科技等方面。这套丛书已经出版的部分，已经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理，具有重大的贡献。但是，由于该套丛书范围太广，搜罗人物极多，因而导致学术界对于其中一些传主是否“思想家”产生疑问。例如，汤显祖、纪晓岚、许衡、李时珍这类人物，学术界有人指出，如果说他们有思想当然可以，但如果要说是“思想家”，恐怕难以服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外，还有李宗桂主编的《“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该套丛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国家“八五”“九五”重点出版图书。丛书一共选取中国历史上19位对于民族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大思想家，撰写17本专著，着重分析他们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关系，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和发展规律，说明这些大思想家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力图为学术界以后撰写更为科学的中国文化史提供条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合理的评价依据。这些“大思想家”是：孔子、老子、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董仲舒、王充、王弼、慧能、程颢和程颐（合为一册）、朱熹、陆九渊和王阳明（合为一册）、王夫之、戴震、黄宗羲。每本书都以“某某与中国文化”为题。《“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之外，还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哲学家研究系列》，计划的规模也比较宏大，已经出版多种，选取的主要的大哲学家有庄子、孟子、王充、王阳明等。
总的看来，文化研究的成就巨大，但问题也不少。无可讳言，80年代的文化讨论，存在着政治化、玄虚化、情绪化的现象，影响了文化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尤其严重的是，由于功利主义态度的驱使，文化讨论沦为某些人猎取名利的工具，而不是推动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途径。不过，这并不能够抹杀这场讨论的特殊意义。这场文化讨论，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它的价值主题，是促进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建设。它在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层面上思考现代化建设的症结所在，而不是停留于肤浅的表面。这实际上是一次民族文化变革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从文化现代化的时代高度去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实际上，文化讨论中，理性的声音始终十分强烈，继承传统，超越传统，是绝大多数论者的共识。庞朴提出“继承五四，超越五四”[451]；汤一介提出“让中国文化走向中国，也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452]；张岱年提出“综合创新”[453]。这些，反映出文化讨论中的理性精神。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文化理论准备的不足，以及其他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这场讨论没有取得人们预期的已经可以看到的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这个阶段，主要是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展开讨论，焦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否适合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传统文化在今天有无价值。其间，对传统文化持批评性、否定性意见者居多。特别是在西方学术思潮被大量介绍进来，一些人在急于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寻找出路的焦急心情下，以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因而“西化”的调子比较高。讨论中，政治化、情绪化的色彩比较浓厚。但在8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有以北大教授罗荣渠为代表的“从西化到现代化”的比较冷静的探索。[454]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这个阶段，主要是发掘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阐释传统文化的经典，“国学”成为关注的重点。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负面作用的影响，以及转型期社会的特殊情况，中国大陆社会出现了种种问题。为了对治诸多社会弊病，不少中国哲学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学者们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其间，儒道两家思想成为关注的重点。尽管在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方面，论者见仁见智，但承认传统资源中有合理的成分，有适合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因素，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较之以往那种全盘否定民族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不啻天壤之别。总的看来，论者对传统文化的肯定性意见日益增多。但是，在“弘扬传统文化”这个笼统的口号下，文化研究鱼龙混杂。多数论者是把传统文化看做民族文化建设的资源，用现代意识进行审视，加以发掘，力图进行“创造性转化”。但也有论者将传统文化看做一成不变的、尽善尽美的，宣扬回归传统。更有甚者，竟然提出复兴儒学的口号，认为传统文化就是当代中国新型文化价值体系的直接来源，半部论语仍然可以治天下。各个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出版社中的绝大多数，不加分析地把传统经史子集出了个遍！白话本、文白对照本、全译本、节译本、注释本、注译本、影印本、缩印本，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传统文化中的种种污泥浊水，戴着“神秘文化”“民族文化”甚至“优秀文化”的桂冠，登上了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化舞台。这种情况，并不是要使传统文化现代化，而是要使传统文化“化现代”。尽管如此，文化研究的主流仍然是健康的。其重要表现，就是不少论者在总结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扎扎实实的研究。过去那种大而空的论题被逐渐摈弃，空疏的学风得到矫正。围绕“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紧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以古今中西的交融碰撞为基线，人物研究、思潮研究、通史研究、断代研究、学派研究、专题研究、专书研究、比较研究，都有学者在进行深入的探讨。就研究视野而言，世界眼光更为宏阔，世界意识大大增强；就研究角度而言，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齐头并进，而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日益增多，特别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中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课题，比重越来越大，成果越来越多。
第五，文化哲学的研究。
到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些综合论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这些著作，由于是从思想的层面进行的文化探讨，而且以中国哲学为重心，因而被学术界看做文化哲学研究的范畴。
就史的层面而言，有不少从论的角度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其中，李宗桂的《中国文化概论》是代表性成果之一。这部《中国文化概论》[455]，是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后出版的第一部从宏观上、总体上对中国文化进行系统探讨的著作，也是第一部高校中国文化概论教材。该书对于中国文化的流变和分期，中国文明发展的特殊道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核心、类型、特点、理想人格、价值取向、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和基本精神，都作了较为系统的描述和解析。该书出版后，多次重印，已经发行6万多册，受到海内外的重视和好评，并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本[456]，在韩国出版了韩文本[457]。该书获得“中国图书奖”“全国优秀图书奖”“教育部优秀教材奖”。进入90年代，又有由张岱年、方克立主编、全国多所重点大学的中青年学者参与写作的《中国文化概论》[458]出版。参加该书编写的有葛剑雄、郭齐勇、李宗桂、杨国荣、赖永海、樊和平、莫砺锋、张法、房德邻等。该书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结构，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多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汇、中国语言文字和典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国古代教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艺术、中国古代史学、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国古代宗教、中国古代哲学进行了分章阐述，并对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等问题作了阐释，最终落脚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新文化”上。全书各章作者，都对自己撰写的那章问题有相当研究，故而有相当深度。但由于是多人执笔编写，“文字风格不尽一致，内容交叉重复在所难免。……作为普通高等学校教材，有内容偏深、分量过重之虞”[459]。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关注和重视，一再重印。该书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奖”一等奖。类似著作还有吕希晨的《中国现代文化哲学》[460]、冯天瑜的《中华元典精神》[461]、李中华的《中国文化概论》[462]。
就理论层面而论，文化与哲学、文化与价值、文化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已有了相当成果。许苏民的《文化哲学》[463]，司马云杰的《文化价值哲学》[464]，陈筠泉、刘奔主编的《哲学与文化》[465]等专著，便是代表。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文化理论的建立，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化，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是对此前单纯依靠外国文化人类学理论进行文化理论架构建设和文化史研究的偏向的纠正。
第六，现代新儒学研究。
20世纪后二十年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现代新儒学（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海外称为“当代新儒学”）的研究。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由于方克立（前南开大学教授、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和李锦全（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领导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的辛勤劳动，使现代新儒学在大陆学术界逐渐地广为人知，成为学术研究的显学之一。方、李二人领导的课题组，包括将近20所国家重点大学和研究院的人士，以中青年学者为主。该课题组已经出版的成果有《现代新儒家学案》（上、中、下）[466]，《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一、二）[467]，《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468]，《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469]，以及方克立的论文集《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470]。这些成果的出版，以及开展的相应的其他学术活动，沟通了海峡两岸有关的学术联系，增进了学者间的了解和友谊，丰富了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新儒学研究的热潮中，出现了三种不同取向的研究思路。第一种是客观持平地从学术思潮清理、学术成果发掘的角度，以学理探讨为主，对现代新儒学思潮进行分析研究；第二种是盲目认同现代新儒学思潮，对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大势和现代新儒学思潮知之甚少，却又宣称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如何了得，并以大陆的现代新儒家自居；第三种是盲目批判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思潮，对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只是单纯从政治的层面进行理解，对现代新儒家的论著并不了解，仅仅凭借某种并不正确的政治直觉就发议论、下结论，甚至把大陆研究现代新儒学的学者也说成是现代新儒家。后两种研究取向和思路，实际上是一种情绪化的表现。这种情况表明，对于学术界的某些人来说，学术研究要真正成为科学，而不是情绪宣泄的工具或者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手段，还需假以时日。
第七，中国人文精神研究。
近年来，面对贪污腐化、吸毒贩毒、卖**嫖娼、抢劫欺诈之类的道德沦丧、行为失范的严峻形势，学术界强烈呼吁“重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展开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参加讨论的学者中，尽管并不都是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者，但其着眼点却汇归于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现代价值方面。迄今出版的著作有郭灿的《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471]、李锦全的《人文精神的承传与重建》[472]，李宗桂的《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473]，王晓明编的讨论集《人文精神寻思录》[474]等。至于正在进行中的关于人文精神方面的研究，为数甚多。国家教委主持的全国高校“九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指南中，就有《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已经有多间大学的学者在进行深入扎实的研究，有的已经有不少前期成果。关于人文精神建设的研究，实际上是中国哲学研究对现实的反映。它表现出两个指向，一是对于传统哲学精神的重新审视和现代开掘；二是对于当代社会的精神提升和理性引导。这表明，中国哲学研究在大陆社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中，有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人文精神，既然没有，何来“重建”？还有论者认为，人文精神也要进行价值区分，今天要发扬、要建设的是“优秀的人文精神”。这些论断，特别是人文精神而有“优秀”与不优秀之分的“高论”，对于正在进行人文精神建设研究的学者，需要认真思考并严肃回答。
至于中国哲学研究者对“精神文明”研究的关注，除了那些趋时媚俗、以生产文化垃圾为尚的“陋儒”外，论者基本上都是从为不同层级的人士建立安身立命之道出发，为新型价值体系的确立而立论。值得重视的是，不少研究者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关注，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思维的触角伸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这种情况，折射出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之光。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研究者极力从中国传统道德中寻找当代精神文明的现成答案，有的甚至将传统道德等同于现代文明。
第八，中国哲学通史和断代史研究。
20世纪后二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除了上述成就外，就整体而言，还有通史研究、断代史研究、专题研究、专人研究、专书研究、资料整理、辞书编纂等方面的成就。
中国哲学通史研究方面，代表性著作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1~6册）[475]，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4册）[476]、《中国哲学发展史》[477]，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中、下）[478]，萧箑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479]。这些著作，都是潜心研究之作，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对于中国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对于中国哲学精神的阐释和弘扬，起了重要的作用。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到90年代已经出齐。全书一共七册，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前六册，第七册先由香港中华书局于1992年以《中国现代哲学史》出版，后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样以《中国现代哲学史》为名于1999年出版。这部书，按照蔡仲德先生的说法，“是冯先生晚年回归自我，‘修辞立其诚’、‘海阔天空我自飞’的产物”[480]。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后，在海内外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和重视，评价颇为不同，可谓毁誉参半。“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往兴亡事里寻”；“极高明而道中庸，阐旧邦以辅新命”；“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冯友兰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应该说能够反映他的心声。对于冯友兰的评价，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就20世纪后二十年冯友兰的研究成就而言，我们可以说，他对于中国哲学的民族化和现代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把中国哲学史看做中华民族的认识史，注重中国哲学发展的轮廓和轨迹的描述与阐析，“着眼于中国哲学逻辑的发展过程”[481]，阐发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已经出版的4卷（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既是大学教科书，也是富有独创精神的学术专著。该书关于哲学史研究方法和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历史发展的逻辑演变的论证，令人耳目一新。该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特有智慧的深层发掘。冯契关于“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的观点，在该书中得到生动体现。
断代哲学史研究方面，代表性著作有：钱逊的《先秦儒学》[482]，金春峰的《汉代思想史》[483]，孔繁的《魏晋玄谈》[484]，侯外庐等人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下）[485]，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486]，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487]《理学范畴体系》[488]，陈来的《宋明理学》[489]，石训等人的《中国宋代哲学》[490]，蒋国保等人的《清代哲学》[491]，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492]，吕希晨的《中国现代哲学史》[493]。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中国哲学史通史的研究，对于中国哲学史人物的研究，具有深化的作用。第九，专题、专人、专书、综论性研究。
专题研究方面，更是百花争艳，春色满园。主要的代表性著作有：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儒学思想史》[494]，赵吉惠等人主编的《中国儒学史》[495]，庞朴主编的《中国儒学》（1~4卷）[496]，熊铁基等人的《中国老学史》[497]，方克立的《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498]，方立天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499]，蒙培元的《中国哲学主体思维》[500]，夏甑陶的《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上、下）[501]，丁伟志、陈崧的《中西体用之间》[502]，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503]，李存山的《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504]，李志林的《气论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505]，祝亚平的《道家文化与科学》[506]。此外，关于儒家心性学说、中国哲学本体论、中国哲学史上的人性论等，也有专著探讨。
专人研究方面，更是硕果累累。除了上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中国大哲学家研究系列》外，主要的代表性成果还有：辛冠洁、蒙登进等主编、多人合作撰写的《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507]《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508]《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509]；匡亚明的《孔子评传》[510]，蔡尚思的《孔子思想体系》[511]，杨泽波的《孟子性善论研究》[512]，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513]，崔大华的《庄学研究》[514]，周桂钿的《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515]，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516]，束景南的《朱子大传》[517]，陈来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518]，张立文的《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519]，郭齐勇的《熊十力思想研究》[520]，等等。这类专人研究，尽管其中有的由于受到80年代初期条件的限制而带有时代痕迹，但总的说来，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是作者长期钻研的结果。
专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邱汉生的《四书集注简论》[521]，辛冠洁等人主编、多人合作撰写的《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名著评述》[522]，牟钟鉴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523]，钱玄的《三礼通论》[524]，等等。
此外，还有介于专题、专人、专书之间的综论性著作，比如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525]。李泽厚的学术观点在国内有颇为不同的意见，但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李泽厚的这“三论”，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重大影响，对于20世纪后二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综论性著作中，影响深广的又以问题为中心的张立文的《和合学概论》[526]。该书认为，和合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作者将哲学与哲学史统一起来，把中国哲学看做中国哲学史的提升，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展开，以构建中国哲学新体系为动力，以回应现代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目的，提出了别具一格的文化发展战略理论。该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介于专题、专书研究之间的“周易”研究。周易研究的兴起，肇源于80年代的文化研究，而在90年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周易》作为传统儒学经典“十三经”之首，在文化讨论热潮形成之初，便受到了人们的重视。1984年，由武汉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发起，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到会的200余名学者来自十多个国家。后来，关于周易的国际学术会议、全国性学术会议、省级学术会议以至地区一级的会议，接连不断。可以说，周易研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周易研究的参加者之多，社会影响之大，中国哲学史领域没有一个专题、一本书可以与其媲美。如果说，80年代的周易研究还属于比较理性的阶段的话；那么，90年代的周易研究，则陷入了相当的迷误之中。有的连《易经》与《易传》都弄不清楚的人，居然也在那里大谈“周易研究”；更有甚者，有的人打着科学的旗号，借学术研究之名以贩私、谋私。什么周易与预测学，周易与命相，周易与风水，种种荒诞不经之论泛滥于市，给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声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当然，真正进行严肃客观的学术研究的，也为数不少，成就也很大。其中，著名周易研究专家、山东大学教授高亨的《周易大传今注》[527]《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528]，北京大学教授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529]，吉林大学教授金景芳、吕绍纲的《周易全解》[530]，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的《周易思想研究》[531]《帛书周易注译》[532]，山东大学教授刘大钧主编的《大易集要》[533]，武汉大学教授萧汉明主编的《医易会通精义》[534]，湖北大学教授罗炽的《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535]，等等，都是各有特色的严谨著作。根据这些年来的情况，大致说来，周易研究的一个学术取向和发展趋势，是从传统文化研究和现代文化建构的角度，进行拓展性研究。
第十，资料整理和辞书编纂。
资料整理方面，较之“文革”以前，也有长足的进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整理出《中国哲学史教学参考资料》（上、下）[536]，方克立等人整理出《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537]，方克立、王其水主编了《二十世纪中国哲学》[538]，“当代哲学丛书编委会”编辑了《今日中国哲学》[539]。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中国哲学年鉴》[540]，从1982年开始，每年出版一本，直到如今。
辞书编纂方面，也有较大成绩。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哲学史》[541]，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542]，张岱年主编的《孔子大辞典》[543]，方克立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544]，中国孔子基金会编的《中国儒学百科全书》[545]，赵吉惠主编的《中国儒学辞典》[546]，黄开国主编的《经学辞典》[547]，等等，都成为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有力工具。
学科建设方面，史料学和方法论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继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之后，张岱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刘建国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论》[548]。前述张岱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549]，也是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成果。此外，国内几乎所有招收中国哲学硕士生、博士生的大学，都给硕士生、博士生开设了史料学和方法论两门课程，近年有人提出了要“完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550]，从而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科学化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第十一，宗教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现行的国内学科分类，将以前包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佛教、道教等划出，归入已经单列的“宗教”学科，从而与“哲学”学科并列，但鉴于它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属于“中国哲学”学科，故这里仍然需要简要地对其成就进行介绍。主要的有：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辞典》[551]《中国佛教史》[552]，方立天的《佛教哲学》[553]《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554]，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555]，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556]，郭朋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557]《隋唐佛教》[558]《明清佛教》[559]，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汇编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560]。关于道教的著作，有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561]，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562]，卿希泰的《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563]，牟钟鉴等人的《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564]，胡孚琛的《魏晋神仙道教》[565]，等等。
第十二，少数民族哲学研究。
可喜的是，过去一直缺少研究、没有什么成果的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在后二十年取得了不少成绩。主要的有伍雄武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566]《彝族哲学思想史论集》[567]《纳西族哲学思想史论集》[568]等。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成果的出现，拓展了传统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域，深化了人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丰富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成果。
第十三，中国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研究。
传统的中国哲学研究是不重视自然科学的，自然也不重视甚至完全忽视中国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研究。这种情况，在后二十年得到改变。已经取得的成果，除了前述萧汉明的《医易会通精义》外，还有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569]，李申的《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570]，张荣明的《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571]，周瀚光的《传统思想与科学技术》[572]，王庆宪的《中医思维学》[573]，邱鸿钟的《医学与人类文化》[574]，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575]，李经纬等人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576]，徐仪明的《性理与岐黄》[577]，黄崙的《医史与文明》[578]，等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对于深化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总的说来，后二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思想开放，方法多元，成就巨大，远远超过前八十年的成绩。当然，其间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具体表现为：第一，对于中国哲学的功能的认识比较片面。要么将其看做单纯的理论思维的训练工具，要么将其看做实用性精神文明建设的手段，要么将其当做抵挡西方文化的盾牌，等而下之者，将其当做沽名钓誉的工具。第二，学科建设的科学性不够。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之间的界限没有比较科学的、公认的界限（这从上述研究成果也可看出），中国哲学的范围、对象表面上看已经清理得比较清楚，而在实际操作中却仍然比较模糊。第三，原创性思想及其论著比较缺乏。评介性、借鉴性、描述性的论著居多，真正从哲学的层面展开对中国哲学研究、从中国哲学史的层面理解、提升哲学理论的论著甚少。第四，中国哲学大家的培养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既是哲学家又是哲学史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这些，都有待于在新世纪的研究实践中得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