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和依据综上可见，阴阳五行不仅是秦汉医学和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体系的骨架，而且是二者建构理论的方法和依据。显而易见，以阴阳五行为理论核心的秦汉医学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具有三个共同的特征：天、地、人贯而参通之的整体观念；同类相通的天人感应思想；建立在经验直观基础上的直观类推方法。进一步申论，则可明显看出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与秦汉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质言之，可看出汉代哲学与医学的关系。

首先，秦汉医学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都是从事物的联系入手，借事物的类同和类感而运用类比推理进行推导，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天、人能够相互联系和感应，其根本原因在于二者都有同类别的阴阳之气和五行属性，皆按相同序列的五行之次运转，以求得整体的动态平衡。由类同而导致类感，由类感而进行类推，从而收到由表及里、由此知彼的效果；把万物、万象组合在以阴阳五行为骨架的系统中，以构筑其理论体系，实现其理论的实际功能，这是秦汉医学和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共同点。这表明，秦汉医学与哲学，有着共同的理论架构和方法，在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基础上，二者可以统一起来。

其次，秦汉医学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都利用了生理病理知识和自然感应现象为其立论根据，并且都包含有牵强比附的内容和方法。认为天、人皆有阴阳五行，因而可以相参相应，且可与四时四方相配，与社会人事相联，这是秦汉医家和董仲舒的共同观点。这种观点的立论基础，从根本上讲，是同类感应的思想。早在《易·象传》中就有“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的说法。《庄子·徐无鬼》篇认为，鼓宫宫动，鼓角角动，是“以阳召阳，以阴召阴”，即同气相召的结果。《淮南子》推导说：“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故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232]《黄帝内经》把人夙兴夜寐的生理节律看做“与天地同纪”；“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卧。……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233]这些都是利用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类感事实论证自己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自然感应观点。董仲舒讲：“伍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其动以声而无形”[234]，这是从声学角度解释乐器的共振共鸣现象。他还揭示了“鸡至几明而鸣而相薄”，以及“病者至夜半疾益甚”[235]的现象与自然节令相应的道理。这表明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利用了自然科学的材料，运用了日常生活中经验范围内的自然感应思想。在这点上，可以说，汉代医学与哲学是“共根”的。

正是在同类相动、自然感应的基础上，秦汉医家和董仲舒按照各自哲学理想和人生模式去推演比附，将主观意愿注入感应过程和系统结构中，塞进了荒诞的内容。《黄帝内经》认为，“人皮应天，人肉应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236]。它还进而比附说：“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天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律。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岁有三百六十日，人有三百六十节。”[237]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董仲舒的荒谬比附，那更是不胜枚举。可见，认为天、人同类，可以互相感应;以类别相似和数目相同去沟通天、人，并将其附会于人事政治，这是当时的时代风尚。表现于医家，不足为怪；表现于思想家、政治家董仲舒，更是十分自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讲述自然感应现象，还是论证天、人相副，秦汉医家和董仲舒在思维方式、论证手法以及语言等方面，都惊人地相似！它表明，汉代哲学向医学借用了思想资料，医学深刻地影响了哲学的风貌。它体现了政治统一，思想趋同的时代特征。

最后，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事物进行分类，并借以揭示事物的发展动力和内在结构以及外在表现，是秦汉医学和董仲舒思想的一致之处。就思维形式和特征而言，这是缺乏实证科学，凭经验直观及由直观而简单外推的结果，它具有整体性和模糊性等特征。亦正因为二者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直观外推，所以，经验范围内的事物，如自然节令可影响人体等，他们可以较为正确地认识、总结。而超出经验之外的事物，如天有日月，人有两目之类的比附，便流于神秘、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