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理论是《黄帝内经》和《春秋繁露》论证天人感应、天地人相参的宇宙和谐思想的依据。在秦汉医家看来，人体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各种机能按阴阳五行的配置和特性而分别显现。宇宙也是一个和谐整体，万物依阴阳消长和五行转换而兴亡替代。天、地、人之间由于都有阴阳五行而相互贯通，具有通应关系，可以相参、相感。如果按类别和层次将其联系起来，就能找到天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系统结构。在人与自然界这两个系统中，各有阴阳五行，因而可以相参相应。《灵枢·通天》篇曰：“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非徒一阴一阳而已也。”《素问·阴阳离合论》说：“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由于阴阳之气互为根据，“**于阴，阴根于阳”，且互相交感，即所谓“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213]，才有事物的生变兴衰。这种相感相应是联结天、人的纽带。按“取象比类”的方法，宇宙万物是五行不同属性的反映，人体脏腑、肢官经脉和形体情致都可纳入自然界五大分类系统中。因此，《黄帝内经》将人体各组织器官、心理和生理现象与自然界的类似事物作了联系比较，把同人类密切相关的自然事物，诸如五味、五色、五化、五气、五声、五方、五季，与人的五志、五官、五体、五脏、五腑等各按其属性归入五行系统中。在此基础上，医家将天地万物与人合为一体，利用天、人之间的某种自然感应，论证五行系统、经络系统、藏象关系自身的内部联系，以及各系统彼此间的联系，从更高的层次去概括，并从事物相互间的动态平衡，去把握天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系统调节。由于天、人之间具有通应关系，所以医家可以分辨阴阳表里，按五行间生克乘侮的关系来辨病施治，控制转变，以恢复整个系统的动态平衡，使人体和谐地存在于自然系统中。

基于上述认识，秦汉医家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自我心身的统一，逻辑地得出了“人与天地相应”[214]的结论。《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病变与自然界的节候（天）和阴阳相关。“五藏应四时”[215]，“五藏各以其时受病……人与天地相参……乘秋则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216]。《黄帝内经》还认为，天气的寒温影响人体血脉的运行：“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因此，治疗也“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参伍相合而调之”[217]，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顺此，它的结论是“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应该说，这是《黄帝内经》天人相应论的理论基点。从实质上看，它是一种朴素的自然感应观点。这种自然感应观点是《黄帝内经》天、地、人相参的宇宙和谐思想的核心。构造这一核心并使之理论化的依据，正是阴阳五行学说。

和秦汉医家的思路相同，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吕氏春秋》“类同则召，气同则合”的自然感应思想，运用阴阳五行理论，论证其天、地、人相参的“天人感应”思想。在董仲舒那里，由于天、人、社会分具阴阳，故彼此在内在构成上，可以逻辑地联系起来，成为“物以类动”[218]相互感应的基础。他说：“阴阳之气，固可以类相损益也。……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故琴瑟报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者也。”[219]他还认为，“百物其去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220]。这表明，董仲舒是把事物的类同作为类感的基础的。

既然同类可以相感相动，而天、人同类（皆有阴阳，皆按五行运转），故可以相感。董仲舒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221]。不仅天人情感同类，而且自然与政教同类，庆赏刑罚之类的政教措施，与春夏秋冬等自然节令同类，因而可以相感互动。天有喜怒哀乐之心，人有春、夏、秋、冬之气这是“合类之谓也”[222]。可见，通过以类相和的方法，董仲舒沟通了天、人，使其相互感应，把自然拟人化，使人自然化，从而按照他设计的天人关系序列运转，为其“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的政治构想张目。

在以类合之沟通天人的同时，董仲舒还用以数相偶的办法，来增强天人互感的效应。他说：“求天数之微，莫若于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节，三四十二，十二节相持而形体立矣。天有四时，每时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岁数终矣。”[223]他还说：“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224]

正是通过这种以类合、以数偶的方法，董仲舒把自然与人事联结了起来，把“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的劝喻用于王者的政法决策上，为其王道政治理论作论证。

从方法上看，阴阳五行是秦汉医家和董仲舒进行类比和类推的基本条件。秦汉医家认为，天、人皆有阴阳五行，依阴阳消长而盛衰，顺五行之序而运转，天、人同类，故可比类推理。“夫脉之小、大、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藏之象，可以类推。”[225]圣人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226]。屠为脉者，“必以比类”[227]。实际上，《黄帝内经》用阴阳五行类分事物，察阴阳而辨病理，别五行而定治则，用四时节候配阴阳五行，将时令、方位、天人扭为一体，其基本方法就是类比和类推。亦正因此，《黄帝内经》认为明辨“比类”之理，行事“可以十全”；反之，“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228]。

在董仲舒那里，运用阴阳五行进行类比和类推，是他建立其理论体系的根本方法。他在《玉杯》中说：“贯比而论是非，虽难悉得，其义一也。……《春秋》赴问数百，应问数千，同留经中，援比类，以发其端，卒无一妄言而得应于传者。”他自己就广泛运用了“伍其比，偶其类”[229]的方法。他利用阴阳五行来类分事物，以事物的类同为类感的基础，由类感进而类推，说明凡同类则相感。由类推而将类感原理贯彻于天、地、人之间，以论证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思想。这种类比和类推的方法，在董仲舒那里收到了“览其绪，屠其赘”[230]的作用。因此，他认为，“能以比贯类”是“大得之”[231]的。

此外，类比和类推的方法，在董仲舒那里，还是两种按类别组织事物，使其从无序走向有序的方法；是由此及彼、由微知著的揭示事物类型及其相互关系的方法。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的类型和相互关系，在剔除其荒诞内容和主观性后，还是有可取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