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从道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资源，对于后世思想家的思想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后来的传统人文精神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传统人文精神，学术界有着极为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其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人文精神和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本没有人文精神的观点，是最为基本的两种。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有着丰厚的人文精神。这个问题，说复杂它很复杂，需要从历史材料、理论观点的统一，传统与现代的相互观照，中国与西方的客观比较，进行细致深入的论证，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但限于篇幅，这当另文专论，此处不再赘述，而只是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历史表现作一概略的阐释[70]。
本文认为，传统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即：政治合作的精神、政治批判的精神、历史担当的精神、立足现实的精神、重视传统的精神、追求崇高的精神。
孔子作为“圣之时者”，是合理的现实政治的维护者。在他看来，一个政权，一个君主，如果符合“道”的要求，弘扬“道”，实践“道”，则士大夫就可以而且应该给予支持。所谓“天下有道则现”[71]，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72]，这类论说的要旨，就是要求与有道之君合作，与合道之政配合。这种支持“有道政治”的思想，便是政治合作精神。实际上，孔子从来就不是盲目地、简单地批判现实政治，不与统治者合作，而是有所选择，选择的标准便是是否符合他所钟情的道。对于周礼，对于以周礼为基本价值原则的统治者，及其相应的社会秩序，孔子从不怀疑、批评，而是充分肯定，高度信仰，自觉地、由衷地合作。孔子所倡导、实践的政治合作精神，对于后世的思想家有深刻影响。孟子的仁政学说，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董仲舒对策朝廷的政治实践、德主刑辅的统治方略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控制方式，宋明理学家热衷的理欲之辨，王夫之对明王朝的忠诚，等等，无不昭示着以儒家传统为主导的政治合作精神的广泛存在。这种政治合作精神，对于合理的现实政治的维护，对于君主政治品味的提升，有其相对的历史合理性。同时，由于思想家的参与和合作，特定时代的现实政治对于思想家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对于知识分子群体利益以及黎民百姓利益的正面表达和适当维护，都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孔子并不是如同某些论者所说，仅仅是一个现实政治的维护者。实际上，孔子有着相当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而他的政治批判精神的价值标准，与他的政治合作精神的价值标准一样，是“道”。在他看来，凡是违背“道”的政治，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应当批判的。他对于违背礼、仁的政治行为，不仅不予合作，而且一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八佾舞于庭”，这类违背礼的、政治上的僭越现象，孔子就曾痛心疾首，指斥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73]对于违背仁的现象和行为，孔子照样给予严厉批判：“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74]违背仁的准则，便是人心已亡，便是失掉天下之正理，即使有礼乐，也不能收到礼乐本身应有的效果，社会人生皆无序而不和。对于无道之君，悖道之政，孔子无情鞭笞，不惜隐遁。孔子这种政治批判精神，给予后来的思想家以积极的思想引导和激励，成为传统政治批判精神的直接源泉之一。孟子倡仁政批暴政、反对以力服人而主以德服人；荀子力主法后王而反对法先王的保守传统、明辨天人相分而批判天人合一、重视后天实践对人的能力的决定性作用而反对先天决定论；董仲舒以仁德匡正骄王，用王道政治理论劝导汉武帝实行阳德阴刑、德主刑辅的统治方略，看重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利益而反对与民争利、竭泽而渔；戴震直指宋明理学家“以理杀人”，黄宗羲揭露帝王是独夫民贼，龚自珍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现实政治导致全社会“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这些鞭辟入里的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批判，就其思想渊源而言，都与孔子的政治批判精神有关。换言之，这些思想家的批判精神，是对孔子政治批判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这种政治批判精神，与上述政治合作精神并行不悖，对于推动传统社会的进步来说，可谓一体两面。正是政治批判精神与政治合作精神之间的适度张力，形成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既适当合作又保持一定距离的独特风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士大夫精神，从而也造就了与近代西方人文主义颇为不同的传统人文精神。
孔子以克己复礼、弘扬仁学精神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所谓历史担当精神，简洁地说，就是历史责任感，就是敢于承担历史使命的勇气和毅力。这种历史担当精神，绝不是为历史而历史，恰恰相反，它是立足传统，面向未来，既有深厚的历史感情，更有鲜明的时代意识。孔子一生的立身行事，无不集中于对仁学精神的践履和对礼治社会的重建，充分反映出他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深厚坚韧的历史担当精神的塑造，起到了引领思想方向的楷模作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75]，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担当精神的凝练概括，被知识分子传颂不绝，奉为人生终极价值目标。“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令人**气回肠、热血喷涌的话语，便是传统人文精神中历史担当精神的生动体现。正是历史担当精神的感召，鞭策着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甘洒热血写春秋！
与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相辉映，孔子还具有鲜明而清醒的立足现实的精神。改造人性，改造社会，是孔子社会政治思想的主题之一。仁学精神的阐扬，礼乐情怀的熏陶，仁智勇合一的人格培养，不外是要提升人性的层次，进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过去不少论者认为孔子完全是一个复古主义者，是死守旧道的思想僵化分子，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恐怕值得斟酌。不错，孔子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相当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如果不承认这点，那就很难解释孔子为什么面对动**社会要求重建社会秩序和价值原则，要求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协调的局面。“诸子皆起于救世之弊”[76]，汉代学者对先秦诸子起源的总结，对于儒学创始人孔子的理论和实践，应当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孔子曾经自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77]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孔子的现实精神——尽管这种现实精神含有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色彩！孔子要复兴周道，要针砭时弊，要兴灭继绝，全是要建立一个他理想的现实社会。在文艺思想方面，孔子也是以现实为基点的。他著名的关于诗歌功用的兴、观、群、怨说，[78]其实用目的很明确：“迩之事父，远之事君”[79]。他还说过：“不学《诗》，无以言”[80]，质言之，学《诗》是为了能够言、可以言。他明确宣称，学《诗》是为了致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81]显而易见，孔子这些见解，都是立足现实，以运用为基础的。应该说，摈弃玄想，不尚空谈，依托传统，立足现实，是孔子思想和行为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对于他以后的历代思想家、政治家都有重大影响。荀子秉承儒学传统，却又吸纳法家思想，创立了隆礼重法的政治思维框架，为儒学日后成为真正意义的显学开辟了道路，以至出现“二千年之学，荀学也”[82]的局面。这得力于荀子立足现实思考问题的路子。如果荀子没有立足战国时代的现实状况的思路，不援法入儒以对孔孟儒学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则荀子在中国文化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绝不可能有如此之高，儒学的政治影响也不可能如此之大。汉代的董仲舒如果不能正确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实事求是地总结秦亡的教训，不援阴阳五行入儒，以建立汉代新儒学的理论骨架，不折中儒、法、道、墨诸家学说以充实儒家的思想资源，则难以建构起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从而为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巨大贡献。至于程朱理学吸纳佛学的思辨结构和道家的思想营养，以儒家思想统合佛道而开辟出传统儒学的新的精神方向，则断难在中国哲学史上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诸如此类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至于历代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事功，文学家的文以载道，等等，无不是以立足现实的精神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百姓日用即道，可谓对立足现实精神的精辟概括。这种立足现实的思想传统，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黜玄想而尚实际的精神，促进了经世致用文化传统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伦日用的色彩，“当下即是”成为道德理想追求和现实生活的基本取向。
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崇尚传统。对于往圣先贤，对于历史传统和风尚习俗，孔子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并努力从文化积淀的角度去审视、爱护。三代之治的递相继承，周公之礼的永恒价值，是孔子思考的重心之一。对于既往的历史文化及其相应传统，孔子主张在充分尊重、继承发扬的基础上，结合时代条件进行变通性的取舍，即他所谓损益。所谓损益，是指在不改变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某些思想观念或者器物制作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孔子损益观的思想基础，是经权说。经是常道，权是变通。在孔子那里，经权问题的思考，本质上是能否坚持中道的问题。中是常道，是经，用中必须行权，行权是用中的表现。在孟子那里，“男女授受不亲”是经，“嫂溺则援之以手”为权。汉儒董仲舒认为“权虽反经，亦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83]。赵歧在《孟子·离娄上》的注中说：“权者，反经而善者也。”后儒对于经权问题有着颇为不同的理解，但以经为尚，以权辅经，则基本上是一致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原则。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保守固有文化，坚持守成中的发展，常道中的开新，就成为必然的思维态势和价值取向。因而，崇尚传统，钟情传统，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的常态。此外，农业社会追求稳定，道统观念讲求持久，祖先崇拜催生先王崇拜，追怀往古导致因循传统，等等，都是传统崇拜的必然表现和结果。这种崇尚传统的观念，对于民族文化的稳定、持续的发展，对于培养尊重历史传统的思想观念，有着积极的意义。
孔子思想的又一显著特点，是追求崇高。这种追求的集中表现，首先在于对道德理想和价值理性的执著，这已经为不少论者所肯定，并有详细的论证，此处无须赘论。值得指出的是，追求崇高的精神，有两个重要的表现，这就是力主尚贤使能和贵和尚中。选贤举能，是儒家传统，属于“大道之行”。孔子一贯倡导举贤用能。《论语·子路》记载，孔子明确说过“举贤才”。《论语·为政》则记载了孔子的一段名言：“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此处的“直”指贤才，“枉”指奸佞小人。举荐贤人，贬退小人，则人民拥护；反之，则人民反对。孔子不仅力主举荐、任用贤德之人，而且坚决反对嫉贤妒能，这在《论语·卫灵公》中有所反映。据该篇记载，孔子认为鲁国贤人柳下惠没有得到重用，是因为鲁国大夫臧文仲知贤不举，嫉妒贤才。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尚贤思想，认为“辅世长民莫如德”[84]。有德者即是贤人。孟子还说：“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85]这类论述，在《孟子》中还有不少。荀子在孔孟举荐任用贤才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破格任用贤才。他明确提出，如果不能按照礼义办事，即使是王公士大夫的子孙，也必须归入庶人；反之，即使是庶人的子孙，如果能够按照礼义办事，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86]，便是荀子人才观的宣言。秦汉以后，尚贤使能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人才使用方面的主导思想。北宋二程说：“盖有天下者，以知人为难，以亲贤为急”[87]，便是这种主导思想的表现。显然，尚贤使能的思想属于一种崇高的、正义的思想。与这种思想相应的，是贵和尚中的思想。孔子主张“和而不同”的文化观，一生追求中道，力倡和谐。他认为，“礼之用，和为贵”[88]“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89]。与孔子和而不同思想相一致，《易传》提出“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的精辟思想，并提出了“太和”亦即最高、最好的和谐状态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贵和的思想，往往与尚中相联系。孔子以中为尚，以中为度，固不用说。后来几乎所有的思想家所阐释、所追求的和谐精神和状态，莫不以中为价值尺度。《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应该说，中庸这个表述，是相当典型、深刻的。在传统文化的价值指向中，贵和尚中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合理的、有序的状态。概而言之，传统文化中尚贤使能和贵和尚中的思想，反映出追求崇高的思想旨趣，为传统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和传统文化的积极成分的增长，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