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汉初几十年间，道家思想对儒家思想起着启发它思考、刺激它完善的作用。众所周知，汉初黄老道家思想具有和先秦道家思想不同的特点。先秦道家是“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29]的；同时又是“绝去礼学，兼弃仁义，独任清虚可以为治”[30]的。而汉初黄老道家则是“以因循为用”，“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31]的。因此，它“事少而功多”。具体来说，汉初道家扬弃了老子哲学中企图超脱自然和自我，只求精神上的“逍遥”的空想，转而着眼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从老庄的向内追求转为向外干预，从避世转为入世，从反面发展了道家思想，弥补了它不足的一面。正是由于它重功用的积极的一面，才使它在汉初重新崛起，并从它调节社会生活的功用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因而前所未有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这，恰好成了对儒家学者的重要启迪，成了儒学完善自己学说的重要刺激。因此，儒生们修正儒家旧义，完善自己的学说，完善自身的体系，并利用道家思想的缺陷来展示了自己广阔的适用性。大致说来，儒家从下列几点发展了自己积极的一面。

第一，从社会效果来看。黄老道家的无为政治，固然有利百姓喘息，以恢复整个封建社会机体的生机；但正如前述，它在客观上却又使地方势力各自拥兵割据，特别是地方豪强趁机兼并土地，对人民危害极大。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在文帝之前，“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而在文帝时，在政府租赋、商人和高利贷盘剥下，自耕农破产的情况已十分凄惨。晁错指出，一方面是因“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导致百姓“卖田宅，鬻子孙以责（债）”；另一方面是“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32]。同时，豪强地主也积极参与土地兼并活动。“当是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强之徒，以武断于乡曲”[33]。此外，官僚贵族更利用其权势兼并土地。董仲舒揭露说：“（他们）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委积。”[34]这些情况，反映出道家学说的无为政治中，蕴涵的放任政策而带来的弊端。针对这种弊端，儒家在同道家一样主张行宽恕之政的同时，重又搬出了仁政、德治的一套。据仁施政，以德治国，成了儒生们高举的思想旗帜。在宗法制的条件下，这种仁德主张和说教，既有利于统治阶级安慰被压迫者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又有助于被统治者获得喘息机会，特别是得到心理上的安慰。因为它毕竟比“动合无形”的道家学说要具体、亲切。“醇儒”董仲舒“限民名田”的主张，尽管是纸上文章，却不仅获得了当时人的赞赏，更得到后世的喝彩，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第二，从制度和规范的建立及其作用来看。黄老道家注重现实的功用，以缓和矛盾、平息怨愤为直接目的，不重视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及伦理规范的建立。儒家则不然，儒家更加看重整体的利益。儒生们继承了先秦儒家讲究礼仪规范的传统，要求建立一整套社会政治文化制度以及伦理规范。所谓“汉以孝治天下”，以及叔孙通定朝仪，董仲舒倡三纲五常的封建宗法伦理规范，既加强了对臣民的外在控制，又加强了内在控制，使社会处于一个有规可循，各安本分的谐调状态之中，更符合统治者的现实需要和长远利益。

第三，从理论思辨的水平来看。如前所述，从本质上讲，黄老道家是一种重功用的政治理论，而非精于思辨的哲学体系。儒家看准了它的这一内在缺陷，在建立制度、规范的同时，更注意理论的升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继先秦诸子关于天人关系的论辩之后，吸取并发扬了秦汉以来“人与天地参”的主动精神，利用自然科学成果，以新的形式建立了具有神学特色的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模式，形成了汉代新儒家的思想枢纽，从而使儒家思想取代黄老道家思想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正宗思想，开启了前期封建社会关于天人之辨的新的思想运动的进程，并奠定了此后儒学绵亘两千年而不衰的理论基础。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黄老道家思想所主张的因顺自然而逻辑地包含着的思想上的宽容性，使道家之外的各家得以存在、生长，给儒家学说的发展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