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用秦亡汉兴之初，社会经济一片凋敝，汉统治者面临如何恢复经济、休养民生，以维护自己统治的重大问题。前朝灭亡的惨痛教训，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要求统治者放松钳制，与民休息。那么，选择什么思想作为施政的指导呢？法家思想在秦实践的结果不仅导致了二世而亡，而且声名狼藉、不得人心。儒学虽号称显学，但“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被司马谈评之为“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其事难尽从”[23]。由布衣而起的刘氏政权，一时自难从其说。只有道家，在经过战国时期与诸家的辩驳争鸣和秦的专制残暴统治的风雨之后，以其能顺应时势、容纳诸家、简便易行、事少功多的特点和作用，得到统治者的采用，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从此屹立在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之上，并历经两千年而不衰，成为构成中国文化的两大主干（儒、道）之一。

首先，道家思想的应用，使汉初社会经济由凋敝转而复苏并逐步走向繁荣。汉初统治者采用黄老道家学说，垂拱而治，释放奴婢，减轻赋役，经过一段时间的惨淡经营，终于“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24]。总算天下安定，百姓能暖衣饱食，稳定了政权。再经过窦太后等人对道家学说的极力倡导和全面推行，出现了史家所称誉的“文景之治”，表现为“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25]可谓盛况空前。尽管这个记载可能有封建史家的溢美之处，但通过黄老道家学说的实行，经过几十年“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26]的努力，萎缩了的经济已开始复苏并走向了繁荣，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这又是与在指导思想上对道家学说的采用分不开的。

不仅如此。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来看，从哲学思想对文化思想形态的影响来看，道家思想在汉初之被采用，更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一方面，它成为统治阶级选择统治思想的重心的过渡，亦即它是统治阶级营造新的上层建筑所必不可少的过程。同时，它的被确认和推行，成为一定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本身就说明了它是统治阶级思想的重要成分，而不仅仅是由道到儒转变的“过程”。

汉兴以后，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认识不同，因而在贯彻道家学说的彻底性上表现各异。以窦太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主张全面彻底实行黄老道家学说，不容任何异端存在。赵绾、王臧因“隆推儒术，贬道家言”[27]获罪下狱而自杀便是一例。而以景帝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则对儒家学说和儒生之被冷落有所怜悯和同情。儒生辕固生被窦太后迫令与野猪搏斗，生死关头时，景帝“假固利兵”[28]救其生命，便是明证。这种情况，反映出道家学说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从《史记》《汉书》二书可以看出，道儒两家互争高下、互相贬黜之事不断发生。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其原因，在于“道不同，不相为谋”。著名的例子是景帝时道家代表黄生与儒林博士辕固生之间围绕汤武革命而展开的一场激烈争论，其结果虽然因儒家关于汤武革命的教条不合统治者利益而使儒家被冷落，但在道家学说盛行的时期，敢与其对手争论于天子之前，其勇气和力量不可小看。正是由于儒家的贬黜，使道家更要完善自己的学说以稳固自己的正统地位。然而，道家思想自身的本质缺陷却使它在与儒家争雄中终于败北。这一方面表现为由于主张因顺自然、减少干预，而给了地方侯王以分裂割据、削弱中央集权的口实。另一方面，从本质上讲，黄老道家思想是一种重功用的政治理论，而非精于思辨的哲学体系。这两方面的缺陷既反映了黄老道家思想作为一种理论还不够严密，它的适用范围比较狭窄，又刺激儒家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利用道家思想的缺陷，战而胜之，取而代之。果然，武帝执政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宣告了道家正统地位的结束。

上述情况不仅表明道家思想在汉初的推行有曲折之处，对于统治阶级选择统治思想的重心来说，它的确是一个过程。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思想的重心由道而儒的结果来看，它更是一个过程。然而，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在汉初几十年间，道家思想本身就是统治思想的重心，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