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的研究路向上，有照着讲和接着讲之分，还有“纯化”和“泛化”之别。无论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离不开先前的思想资源，都是对先前资源的肯定。区别只是在于，照着讲是宗经崇圣法古，不敢也不能超越前人；而接着讲是继承前人、超越前人，从而发展前人的思想。同样，主张“纯化”中国哲学研究者，强调理论思维的重要性，强调概念、范畴、命题、理论体系对于把握中国哲学特质的意义，强调厘清中国哲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性，而反对把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人生关怀之类问题当做哲学问题。而不采用“纯化”方式研究中国哲学的，更多的是关注中国哲学的整体背景和社会影响，关注中国哲学对于现实的人生社会的作用。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离不开对历史上的中国哲学的具体内容的把握，也就是说，都不能否认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无论是“本来”的中国哲学还是“写”的中国哲学。至于那种“自己讲”的中国哲学研究方式，尽管“六经皆我注脚”的意识渗透全身，但仍然离不开“六经”。可见，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不能不面对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本身，不能离开中国文化的特定生态和语境。

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以儒家哲学为主导或者为主要表现样态的哲学。这个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生活哲学，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儒家哲学，是一种崇文哲学。因此，应当从文化的视角、从文化哲学的层面考察儒家哲学。

文化与哲学的关系，是个复杂的关系。文化反映的是生活方式，哲学思考的是思维方式。文化与哲学，二者相即相融，相互涵摄。文化是哲学的表现，哲学是文化的核心。从人生观的角度看，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从世界观的角度看，哲学的核心是思维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价值观。从所涉及的对象及其内容的广延度来看，哲学相对集中、凝练，文化相对宽泛、广博。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探讨传统儒家哲学，建设当代中国哲学，都应当二者并行不悖。而在实践和操作的层面上，更应注重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讲，就是把儒家哲学看做一种文化形态，从“儒学文化”的视角进行研究，进行转化和升华。

近年来以读经热、私塾热、经典热、祭孔热等为标志的国学热，与其说是传统中国哲学在热，是儒家哲学在热，不如说是传统文化在热，儒学文化在热！这种热，尽管其中蕴涵着十分繁杂的问题，但它毫无疑问既包蕴了儒家哲学，更超越了儒家哲学，极大地拓展了以儒家哲学为主导的儒学文化的研究范围，扩大了儒学文化的影响，也引起了学界对儒学文化研究的深层关注。

近年一度热闹的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探讨，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研究中国哲学究竟应当采用何种范式的问题。如果采用西方哲学的范式，很显然，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中国哲学是否哲学就要受到挑战。反之，如果采用中国式的语言和表述方式，使用中国固有的概念、范畴、命题和思维去进行诠释，则“中国哲学”是不证自明的，不言而喻的。这表明，在中国哲学研究上，与其生硬地去迁就西方哲学的范式，勉强地将其“哲理化”，以便和西方哲学相对应，不如遵从中国历史的实际，从广阔的文化视野去审视中国传统哲学，承认其伦理化、政治化的特质，从而在文化价值论的层面给予其合理的定位和评价。显然，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关键并不在于挖掘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形上思辨的东西，而是要从生活哲学的层面，从生命理念的层面，从社会关怀、人文关怀的层面，从儒学文化为中国人所能够提供的安身立命之道的价值方面着眼，进行发掘。否则，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合理转化，所谓中国哲学的继往，就会落空；同样，所谓开来，也就缺乏历史依据和价值根基。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构建当代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时候，不妨抓住儒学文化这个关键。

儒学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它的时代合理性。但是，它的某些内容，某些观点，在今天仍然有积极的意义。甚至，经过理性的爬梳和诠释，也能彰显它的现代性和普世性的一面。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修己安人、正己正人的自律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兼容天下的博大胸怀，等等，都值得我们很好地传承和转化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既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又具有很强的现代性、普世性的东西，绝对不是西方哲学范式下的“哲学”，而是典型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东西，是真正的“化”了的“文”，是真正的以“文”“化”之，是真正的生活哲学，行动哲学！这些内容和精神，便是古典意义的中国哲学，儒家哲学！所以，我们将其称为儒学文化，从文化哲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应当是切实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