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思维的内容来看，中国哲学家追求内圣外王的境界，以道德为价值取向。西方哲学家为知识而知识，以对事物真相的把握为满足。

中国哲学家普遍有一种深沉的历史责任感。他们信奉学以致用，干预生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思维的主要内容，是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的途径。通过由小到大，从个体到整体，从主体修养到外界改造的路径，实现匡世济世的抱负。其中，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舍弃甚或忽视这一点，便一事无成。通过“吾日三省吾身”式的主体自我反省，人们就可培养“浩然之气”，泯除杂念。修身的标准，是使人能“内圣”的伦理规范。能杀身以成仁，不害人以求生，便是“志士仁人”。能做到“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便是“大丈夫”。这显然是以道德为价值取向的。

以道德为价值取向的集中表现，是哲学家们对“止于至善”的执著追求。《大学》所褒扬的“三纲八目”，其三纲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出发点是“德”，归结是“善”，是以伦常情感的完美为归依，八目则是在这一伦理框架中，修养身心，实现内圣，进而达到外王德。由于“三纲八目”既是修身之道，又是治人之理，更是入仕之途，所以，每个人都要力行践履，时时想到怎样做人，以协调人际关系。

通过对“止于至善”的追求，把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社会的关系加以平衡。否则，便不能安身立命，更无从立德、立功、立言以不朽于后世。这种“做人”的心理，使每个人努力反省内求，倾心于对善的体认和践履，从而使中国哲学对善的追求以及中华民族对善的执著十分突出，丰富了民族精神的内涵。但与此同时，却又在心理上形成了一道向自然探求的屏障。

西方哲学家的兴趣不在对道德完善的追求，而在对纯知识的执著，对事理的究明。苏格拉底虽然专门研究各种伦理方面的品德，但他不是如中国哲学家那样，只求怎样去完善品德，而是刻意“寻求本质”，进行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在他看来，“美德是知识”。亚里士多德公开宣称：“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这就与中国哲学家把哲学从属于政治，并使哲学与伦理相一致的风范截然不同。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哲学是唯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因为它只是为了它自己而存在”[16]。他还认为，哲学是研究实体的本性和最确定的原则的。“对各个‘种’知道得最清楚的人，必定能够说出他所研究的对象的最确定的原则，所以，以‘有’本身为研究对象的人必定能够说出一切‘有’的最确定的原则，这就是哲学家。”[17]

这个古希腊哲学家，除苏格拉底外，几乎人人是科学家，在天文、数学、物理等方面，为知识而知识。他们不怕权威，不囿于传统，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为明辨事物的真理而孜孜以求，以对自然知识的掌握为莫大乐趣。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不朽名言，便是这种精神的典范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