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维趋向和价值目标来看，中国哲学的思考重心是人，着眼现实的功业；西方哲学侧重于对物理的探求，醉心自然定律。

中国哲学家把人看成是万物之灵，以天、地、人为“三才”，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不朽之事业。从社会内部来看，注重的是人际关系的协调和稳定；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是追求“人与天地参”的以人为中心的有序状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每个哲学家思考的中心和借以自重自励的使命。

儒家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仁即是从二人的关系为参照和着眼点的。仁德所要求的是恭、宽、信、敏、惠、孝、悌、忠、恕等品行，都是建立在对人的主体性的充分信任之上的，是规范人心、调整人际关系的。孟子将仁学充分具体化为仁政学说和性善论，其思想的轴心，是人的地位、价值和本性。他那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路线，虽以天人合一为归宿，却仍是以人的浩然之气为根基，以主体能力为前提，并最终落脚于对人之善性的体认，以将人约束在善的框架之内。可见，儒家哲学思考的重心是人，是现世的事业。

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一切着眼于现实的功利。他的道理相应的规律论，企图揭示万事万物发展的内在原因，以为其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服务。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8]应该指出，韩非的道并不是从对自然界的探索中总结出来的，而只是从社会生活中提取出来，用以说明人世治乱：“道与尧舜俱智，与接舆俱狂，与桀纣俱灭，与汤武俱昌。”[9]因此，“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无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势尊，而小易得卿相将军之赏禄”[10]。这表明，韩非思维的触角，始终与现实的人事相联系，以治人为目的。“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11]，便是他的认识论宣言。

道家老庄虽然厌恶人世纷争，以无为、逍遥为乐趣。但其实，他们不过是以否定的方式来肯定治人之必要。老子看到了伴随人类文明出现的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企图用简单否定、消极倒退的方法，恢复人的自然质朴本性。庄子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和质朴人性的完美，要超脱是非、物我，作无己、无待的逍遥之游，以实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2]的境界。老庄都企图通过对理想境界的提倡和追求，消解人们的欲念，维持社会的安定。这在客观上，是从反面来倡扬安贫乐道、乐天知命，与儒家互为同调的。

墨家信天志，倡明鬼，似乎不看现实的人生。实际上，他们力主强力非命，不向命运屈服，希望用个人的努力争得人生的地位。至于兼爱互利，则更是体现了对现实的人的关注。尚贤以至尚同的结果，不外是要造成一个天子统一领导下的协同局面。

凡此等等，足见“诸子皆起于救世之弊”[13]，“著书言治乱之事”[14]，紧扣社会人事，而无一点冥思玄想。

与中国哲学家的思维趋向不同，西方哲学家热衷于对物理的探求。

德谟克利特探讨了星辰和太阳的构成。他认为星辰是石头构成的，太阳是白热的铁或一块燃烧着的石头。苏格拉底认为，寻求原因即是寻求目的。他年轻时，曾热切地希望知道，那一部门的哲学，就是所谓对自然的研究；知道事物的原因，和一个事物为什么存在和被创造出来或被毁灭掉，并且自豪地说：“这对我显得是一种很高尚的职业。”他总是激励自己去思考自然界各种事物的机理；动物生长的原因；科学知识产生的原因；太阳、月亮、星辰的相对速度，它们的转动和状态，等等。柏拉图认为，“研究数学中被称为公理的那些真理，以及研究实体……是属于一门科学范围之内的，这即是哲学家的科学”[15]。

只要认真翻阅西方哲学原著，就不难发现，古希腊罗马哲学家，都倾心于对自然现象及其定律的研究，沉醉于对自然奥秘的探索。这与中国哲学家以轻自然、斥技艺为主要特征的思维趋向，大异其趣，反映了不同的思考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