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产生原因而言，中国哲学受制于政治需要和伦理修养，西方哲学概括源于对自然的探索。

中国哲学家大都是社会活动家、政论家，也是伦理学家。孔子一生以恢复周道为己任，厄于陈蔡，求于南子，凄凄遑遑，游说于各国，终归是为了阐扬其仁学主张，以为时用。他那以富于人情味的伦理亲情为社会心理基础的仁学思想，是礼的精神支柱，“仁礼结为一体”，“克己复礼为仁”，视、听、言、动合礼才算是仁。礼是强制性的社会制度和规范，仁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品质。仁礼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只有具备仁的品质，才不会做违背礼的事情，而礼则是道德的标准。仁礼一体，反映了道德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有杀生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1]，便是这种道德政治一体化的典型表现。反映在认识论方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2]，“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以及“生而知之者上也……”等论述，都是通过对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则的阐发而体现出来。至于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的培养，孝悌忠恕等伦理纲常的弘扬，更是与现实政治需要分不开的。

墨家主张兼爱，追求尚同，以利为义，义利并举。他们非攻即用，强力非命，以消除民之三患为己任。他们鄙薄儒家的仁义，却又自立一套仁义，内涵虽然不同，但为政治理想服务，为道德信条张目，却无本质区别。在认识论方面，墨子用以检验言论的标准是“立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行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3]。以圣王之事作为检验言论的标准，显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以百姓人民之利为言论标准，则又明显与兼爱主张的伦理感情相联系。

道家要“绝仁弃义”，表面上鄙弃道德，但实际上是用“正言若反”[4]的否定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道德准则，申明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抨击儒家的仁义道德，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5]“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大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6]这就把仁、义、礼都看成了道德沦丧的产物，在老子看来，最有道德的人，不从性外求德，反能保全其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去有所作为，反能有所为。“无为”“无欲”“不争”是其道德观的基调。从这个基调出发，老子重视“修道”和“积德”。他说：“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7]这样，道德修养成了治理天下的工具。道德与政治仍然是水乳交融，儒道两家确是相反相成。

诸如此类，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受制于道德政治。为政治服务，讲道德修养，是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

与此不同，西方哲学的产生，根源于对自然的探索。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大都倾心于对自然奥秘的研究。他们普遍研究过太阳、月亮、星辰、地球、闪电，对这些自然物的成因、内在构成以及相互关系等，作过严谨的探讨。所以，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是第一个研究星象学的人，并且预言了冬至夏至。他第一个测定了太阳从冬至到夏至的运行，并且指出了月亮只有太阳的一百二十分之一大。他不仅规定一个月为30天，也是第一个写论自然的论文的人。赫拉克利特把世界看成一团永恒燃烧的活火。毕达哥拉斯是使几何学完备的人，对算术和医术都进行了研究，发现了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两边的平方和。整个毕达哥拉斯学派，讨论自然的所有各个方面，提出他们的看法；他们说明天的起源，并且着眼于天的各个部分，各种属性和各种活动。爱利亚学派的克诺塞芬尼认为，星辰是从火云产生出来的，太阳也属于火云这个范畴。他还从自然现象本身探讨过日食、月食和闪电的原因。同时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第一个指出地是球形的。恩培多克勒探讨了眼睛的构成方式和元素。

诸如此类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它反映了西方哲学家在知识结构、思维兴趣方面与中国哲学家的区别。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西方哲学家不是停留于对自然现象的简单描述上，而是通过对事物的内在构成、形成原因、发展方向、转化可能等的探讨，进而引申出哲学理论，概括出有限与无限、奇偶、一多、动静等范畴，把经验直观的零散知识，上升为抽象的成体系的哲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