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外的文化学研究对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两个部分都比较重视。基础性研究着力于建构文化学的一般理论体系和一般方法体系，并在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心理学、文化符号学、文化解释学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外尤其注重应用性研究，主要围绕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展开了对文化经济学、文化管理学、文化产业论、企业文化学、文化传播学、跨文化管理等方面的探讨。国外文化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基础性研究指导应用性研究，以应用性研究推动基础性研究；（2）通过研究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3）政府研究、高校研究、民间研究相结合，并以高校研究为主体；（4）将文化研究作为政府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中国的文化学研究也颇有成果。大致说来，可以划分为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以及21世纪以来。

20世纪前半叶，作为学科体系建设的文化学，已经受到重视，并有若干高质量的成果。早在1926年，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的张申府[287]，就在其《文明或文化》一文中，针对当时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的论争，以及应当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怎样建设等问题，而明确提出了“设立一种文化学”[288]的主张，以便科学地研究文化问题。著名文化学研究专家黄文山于1932年发表了《文化学建设论》和《文化学方法论》等论文；1938年，他出版了《文化学论文集》[289]；1948年，他出版了《文化学的建立》[290]；1949年，他又出版了《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291]一书，详尽地阐释了“作为科学的文化学”“文化学是怎样的一种科学”等基本理论问题，从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文化学研究的大力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创建中国文化学的倡导者之一的黄文山教授，其发表《文化学建设论》等倡导建立文化学的论文时，正是“在国立中山大学……开设此项（文化学）课程”之时；而黄文山教授出版《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一书时，则正任教于岭南大学。这说明，国内高校开设学科意义上的“文化学”，是早已有之。

此外，1933年，朱谦之教授在其影响甚大的《文化哲学》一书中，提出了“文化学”的概念，书中对文化概念、文化的进化、文化类型学、文化分期的原理、文化之地理分布，以及文化与文明等，都作了独到的阐释。阎焕文1934年完成《文化学》一书，陈高庸发表论文《文化运动与文化学的建立》，陈序经出版了专著《文化学概观》[292]。同样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朱谦之、陈序经两位教授在出版上述专著时，分别任教于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这再次有力地说明，作为学科建设意义上的文化学，在我国高校早已受到重视并开始了积极的实践。

进入20世纪后半叶，文化学研究成果更为丰硕。但是，在前三十年，海峡两岸中国学者的成就却不可同日而语。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大陆学者在文化学建设方面乏善可陈。倒是台湾学者颇有建树。据笔者所知，主要的有钱穆的《文化学大义》[293]，黄文山的《文化学体系》[294]，以及其他一些或直接冠以文化学名称或以文化哲学名义出版的著作。值得重视的是，钱穆在其《文化学大义》一书中，明确指出：“‘文化学’一门，此后必将为学术思想中一主要科目。”应当说，钱穆1950年作出的这个学术判断，是颇有文化远见的。

20世纪后半叶的后二十年，大陆文化研究热潮兴起，文化学研究成就斐然。先后出版有覃光广等人主编的《文化学辞典》[295]，郭齐勇的《文化学概论》[296]，赵常林、林娅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297]，杨镜江的《文化学引论》[298]，刘守华主编的《文化学通论》[299]，梅新林、赵育光主编的《现代文化学》[300]，李荣善的《文化学引论》[301]，向翔的《哲学文化学》[302]，刘敏中的《文化学学·文化学及文化观念》[303]，等等。至于《审美文化学》《犯罪文化学》《建筑文化学》《电视文化学》《广告文化学》《旅游文化学》《经济文化学》《企业文化学》《民族文化学》《文学文化学》以及《文化哲学》之类的著作，更是比比皆是。此外，学术界大量翻译出版了国外的文化学论著，诸如泰勒的《原始文化》，怀特的《文化科学》，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以及编译的《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当代国外文化学研究》，等等。这个时期，台湾学者的研究反而相对冷清，台湾出版界主要是将此前黄文山、钱穆等人的文化学著作重印。值得重视的是，台湾出版了不少文化哲学的著作，其中，代表性著作有邬昆如八大卷的《文化哲学讲录》[304]，刘述先的《文化哲学的试探》[305]《文化哲学》[306]。

迈进21世纪以后，大陆出版的文化学著作进一步扩大。主要有陈华文的《文化学概论》[307]，吴克礼主编的《文化学教程》[308]，陈建宪主编的《文化学教程》[309]，王亚民等翻译的俄国学者的《文化学》[310]。此外，还出版了《消费文化学》《现代旅游文化学》《中国传统文化学》《比较文化学》《汉语文化学》《交际文化学》《文化学发展轨迹研究》《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等著作。这表明，文化学的研究和建设，在21世纪仍然并且进一步受到关注。

和学术界的持续不断的文化研究相映成趣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这些年来逐渐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都大力呼吁并重视文化建设。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经常强调文化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已经写进《宪法》和《党章》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一个就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目前，全大陆大约有2/3的省份在建设“文化大省”（或者“文化强省”“民族文化大省”）。至于建设文化强市、文化大市、文化名城、文化强区之类的口号和思路，则更是随处可见。甚至，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居然是要走“文化立市”的道路。但是，无论内地还是沿海，中央还是地方，其文化建设的思路，主要还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从现实的社会管理层面切入，而不是从文化学建设的角度处理问题。

总的看来，大陆二十多年来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实践，主要表现为这些特点：第一，以翻译、评述的方式积极跟踪国外文化学研究的新动态和新成果，并努力将国外文化学研究成果与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学体系以及相关的学科群体则尚未真正地、科学地建立起来。第二，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较多，但真正的精品不多，精品意识不强，低层次重复者较多，对于“文化学”的探讨重视不够——尽管出版有《中国传统文化学》这类著作。第三，政府重视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的研究，但从现实政治经济方面考量较多，而对创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缺少应有的关注和必要的支持。第四，关注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但是，在文化与经济结合的程度和力度方面，还停留于“初级阶段”。第五，文化研究机构遍布全国，但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进行操作的，基本没有。全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成立了以“文化”命名的研究性机构，所有大型企业都有企业文化的研究和实践，但迄今没有一所大学或者研究院从“文化学”建设的发展战略高度和本科、硕士、博士连续培养的层面进行系统全面的操作。第六，政府和民间对文化的社会功能的认识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具有时代感，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所高校建立文化学系，文化学在现行学科体制中也没有取得恰当的地位。

上述情况表明，文化学的建设，应当提到日程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