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现代化建设的途程中迈进。现代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其根本之点或者说终极目标,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从科学理性的角度看,从二十多年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实践看,是文化学的建设。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研究遍及全国,影响海外。文、史、哲、经、法、管、政诸多领域的学者都参与到文化研究中,甚至研究自然科学的也加入到了文化研究的热潮之中。据初步了解,全国高校设立的文化研究机构有数百个,几乎每所大学都有,甚至有的重点大学有几个。北京大学有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与哲学研究所、文化产业研究所、比较文化研究所等,清华大学有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有东方文化研究所、中国文化与哲学研究所等,中山大学有文化研究所、宗教文化研究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等。武汉大学有中国文化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等。此外,复旦大学有历史文化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有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湖南大学有中国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黑龙江大学都有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等等,真是不胜枚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文化研究,参加人数众多,涉及学科广泛,可谓硕果累累。人物、学派、思潮、地域、民族、传统、现代、中外比较诸多方面,都有学者进行研究。以文化学、文化哲学、文化经济学、文化社会学、文化价值学、文化产业学、文化策划学等命名的新的学术生长点已经产生,并已产生相当成果。这种情况表明,文化研究的实践已经为国家设置新兴的一级学科——文化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在客观上呼唤着文化学一级学科的设置,以及相应的学位授权点的设置。同时,也呼唤着在本科阶段设置文化学专业。只有从学科建设的战略高度入手,从文化理论体系建设的长远目标着眼,从文化价值体系构建的长治久安的宏图大愿出发,才能真正推进文化学的建设,促进文化研究的科学化。
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在取得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就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受到全社会的重视。按照十五大报告的提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其主体内容而言,与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迄今为止,一个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新型文化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还需要全民族的长期艰苦努力。加强文化学的建设,是推动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是适应国家需要的重要步骤和重大举措。
从社会现代化建设对人才需要的角度看,加强文化学建设十分必要。社会需要的是学有专长、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但传统的学科分类和课程设置是20世纪50年代“全盘苏化”、实行单科划分的基础上的产物,现在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大有改进的必要。当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文化学建立以后,从课程设置到社会实践,从课程作业到学位论文,都将可以按照学科建设、学术创新、服务社会、引导社会的理念操作,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从学术创新和文化创新的角度看,加强文化学的建设,有助于整合现有的不同学科的研究力量,逐步超越既有的文化研究的陈旧范式和思维框架,增强文化研究的学理性,促进新兴、新型学科的成长,拓展新的学术研究空间。“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时代,应当结束了。
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看,文化学的建设,是规整、提升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队伍和质量的必由之路。那种泛泛而论的所谓文化,那种把任何现象都泛化为文化的“文化”,那种缺乏严整理论体系依托和学科制度支撑的文化,只能畅意于一时,而不能长久于一世。只有加强文化学的建设,给文化学灌注以时代精神和学科营养,赋予现代意识,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并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文化现代化有其特定的价值指向和精神追求,这就是包蕴并体现现代科学民主精神、公平正义精神、效率意识、契约精神、公民意识、法制精神,等等。如果我们建设的新型文化体系,能够熔铸这些现代精神,为现代精神的实现提供文化基础,那我们的文化体系就是健全的、健康的,就是现代化的。而这,就必须解决文化学的建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学的建设和文化现代化之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至于文化学的建设在学科建设层面应当如何去做,限于本文主题和篇幅,这里就不赘论了。[311]
我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问题,至少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精神实质来看,本质上是个文化问题。精神、状态、秩序,协调融洽,便是和谐。“和为贵”“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太和”,等等,都是中国文化固有的和谐理念的不同表述。但是,仅仅停留于古典的和谐追求,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建构的是现代意义的和谐社会,而不是古典的和谐社会。现代意义的和谐社会,以全民族整体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基础、为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要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就必须加强文化学的建设。否则,文化现代化也罢,和谐社会的构建也罢,都可能落空。
[1] 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张岱年全集》,第5卷,41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2] 参见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张岱年全集》,第7卷,37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3] 许思园:《论中国文化二题》,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4] 杨宪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载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5] 参见刘纲纪:《略论中国民族精神》,载《武汉大学学报》,1985(1)。
[6]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267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7] 参见丁守和:《中国传统文化试论》,载《求索》,1987(4)。
[8] 参见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载《光明日报》,1986-1-6。
[9] 《论语·述而》。
[10] 《史记·太史公自序》。
[11]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2] 杜甫:《蜀相》。
[13] 陆游:《关山月》。
[14] 陆游:《示儿》。
[15]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16] 参见《后汉书·桓谭传》。
[17] 《论语·学而》。
[18] 《庄子·天下》。
[19] 《尚书·召诰》。
[20]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1] 《左传·桓公六年》。
[22] 《国语·鲁语上》。
[23]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24] 参见《论语·子路》。
[25] 《论语·尧曰》。
[26] 《孟子·尽心下》。
[27] 《孟子·离娄上》。
[28] 《孟子·尽心下》。
[29] 《孟子·离娄上》。
[30] 《荀子·王霸》。
[31] 《老子》第四十九章。
[32] 《老子》第七十五章。
[33] 《韩非子·用人》。
[34]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35] 《韩非子·六反》。
[36] 《新书·大政上》。
[37]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38] 《西铭》。
[39] 《惜时》。
[40] 《二程文集》卷五。
[41] 《粹言》卷二。
[42] 《宋史·朱熹传》。
[43] 《周易外传》卷二。
[44] 《潜书·明鉴》。
[45] 参见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1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46] 《论语·季氏》。
[47]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
[48] 《管子·轻重》。
[49] 《春秋繁露·度制》。
[50] 《明史》卷二二六。
[51] 《天朝田亩制度》。
[52] 《新唐书·刘知己吴竞传》。
[53] 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5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54] 参见刘纲纪:《略论中国民族精神》,载《武汉大学学报》,1985(1)。
[55] 《论语·卫灵公》。
[56] 《论语·为政》。
[57] 参见李宗桂:《孔子从道思想与传统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载《中国哲学史》,2000(2)。
[58] 《老子》第七十八章。
[59] 《老子》第五十九章。
[60] 参见冯天瑜:《中国古代文化的类型》,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61] 《鲁灵光殿赋》。
[62] 《古画品录序》。
[63] 《历代名画记》。
[64] 《论语·子路》。
[65] 《论语·阳货》。
[66] 《荀子·正论》。
[67] 《荀子·正名》。
[68] 《东观余论》。
[69] 《林泉高致·画题》。
[70] 《画史》。
[71] 《画原》,载《宋学士文集》。
[72] 《论语·为政》。
[73] 《孟子·梁惠王上》。
[74] 《论语·学而》。
[75] 《孟子·公孙丑下》。
[76] 《汉书·董仲舒传》。
[77] 《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
[78] 《宋史·道学程颢传》。
[79] 《论宋人分体用之讹》。
[80] 《汉书·董仲舒传》。
[81] 《答耿中丞》。
[82] 《室语》。
[83] 《原君》。
[84] 《与某书》。
[85] 参见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42~48页,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86] 参见许苏民:《文化哲学》,15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87] 参见许苏民:《文化哲学》,162~165页。
[88] 刚建:《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访庞朴》,载《光明日报》,1988-11-24。
[89] 李华兴,吴嘉兴编:《梁启超选集》,833~83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90] 参见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5)。
[91] 《论语·泰伯》。
[92] 《论语·微子》。
[93] 《论语·里仁》。
[94] 《论语·公冶长》。
[95] 《论语·学而》。
[96] 《论语·泰伯》。
[97] 《论语·先进》。
[98] 《论语·卫灵公》。
[99] 《论语·季氏》。
[100] 《孟子·尽心上》。
[101] 《孟子·滕文公上》。
[102] 《孟子·告子上》。
[103] 《孟子·离娄上》。
[104] 《荀子·天论》。
[105] 《荀子·致士》。
[106] 《荀子·议兵》。
[107] 《荀子·修身》。
[108] 《荀子·劝学》。
[109] 《汉书·董仲舒传》。
[110] 同上书。
[111] 同上书。
[112] 《日知录·守令》。
[113] 《读通鉴论·叙论一》。
[114] 《黄书·宰制》。
[115] 《答耿中丞》。
[116] 《明夷待访录·原君》。
[117] 《孟子字义疏证》。
[118] 《戴东原集·与某书》。
[119] 《潜书·室语》。
[120] 《国语·郑语》。
[121] 《左传·昭公二十年》。
[122] 《论语·子路》。
[123] 《论语·学而》。
[124] 《论语·颜渊》。
[125] 《孟子·公孙丑下》。
[126] 《论语·雍也》。
[127] 《论语·颜渊》。
[128] 《正蒙·太和》。
[129] 《周易·彖传》。
[130] 《汉书·董仲舒传》。
[131] 《庄子·天下》。
[132] 《左传·昭公三十年疏》。
[133] 《论语·八佾》。
[134] 《诗经·小雅·六月“序”》。
[135] 《孟子·滕文公下》。
[136] 《春秋繁露·竹林》。
[137] 《仁学》。
[138] 参见[美]傅伟勋:《“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13~16页,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8。
[139] 参见[美]杜维明:《文化中国》,载《一阳来复》,10~1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140] [美]杜维明:《“文化中国”精神资源的开发与创建》,载《东方》,1996(1)。
[141] 萧萐父:《“文化中国”的范围与文化包容意识》,载《江海学刊》,1994(1)。
[1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4] 参见[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译序”“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45] 《辞海》,24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146] 详见李宗桂:《优秀文化传统与民族凝聚力》,载《哲学研究》,1992(3)。
[147] 《四书章句集注·尽心章句下》。
[148] 《与孟尚书书》。
[149] 《原道》。
[150] 《论语·先进》。
[151] 《左传·隐公十一年》。
[152] 《论语·颜渊》。
[153] 《论语·阳货》。
[154] 《孟子·离娄上》。
[155] 《荀子·天论》。
[156] 《汉书·董仲舒传》。
[157] 《春秋繁露·玉英》
[158] 《春秋繁露·竹林》。
[159] 《春秋繁露·楚庄王》。
[160] 《孝经·圣治》。
[161] 《论语·八佾》。
[162] 《孟子·公孙丑上》。
[163] 《新语·道基》。
[164]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165] 《汉书·礼乐志》。
[166] 《孟子·滕文公下》。
[167] 《士不遇赋》。
[168] 《孟子·离娄上》。
[169] 《孟子·告子上》。
[170] 《论语·子路》。
[171] 《论语·阳货》。
[172] 《论语·宪问》。
[173] 《论语·里仁》。
[174] 《论语·卫灵公》。
[175] 《论语·季氏》。
[176] 《论语·述而》。
[177] 《孟子·梁惠王上》。
[178] 《新语·道基》。
[179] 《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180] 《汉书·董仲舒传》。
[181] 参见张岂之:《关于先秦时期人文精神的几个问题》,载《光明日报》,1996-9-17。
[182] 庞朴:《中国人文精神(论纲)》,载《光明日报》,1986-1-6。
[183] 参见李宗桂:《民族文化素质与人文精神重建》,载《哲学研究》,1994(10)。
[184] 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论纲)》,载《光明日报》,1986-1-6。
[185] 庞朴:《人文主义与中国文化》,载《文史知识》,1987(1)。
[186] 董乐山:《“人文主义”溯源》,载《文汇读书周报》,1994-7-9。
[187] 牟宗三:《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人文主义的完成》,载《道德的理想主义》,151~185页,台北,学生书局,2000。
[188] 参见唐君毅:《世界人文主义与中国人文主义》《现代世界文化交流之意义与根据》,载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41~57页,401~434页,台北,学生书局,1988。
[189] 参见李宗桂:《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建设》,载《哲学研究》,2001(1)。
[190] 借用1998年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的主题报告的话。
[191] 参见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155~156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192] 参见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张岱年全集》,第5卷,419页。
[193] 参见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张岱年全集》,第7卷,379页。
[194] 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精神》,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95] 参见李宗桂:《中国文化导论》,34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196] 从实际情况看来,近代以唯政治思维为特征的民族精神,影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头三十年。真正意义的以唯经济思维为特征的当代民族精神,形成于改革开放以后。
[197]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345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198] 同上书,345页。
[199] 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3。
[200] 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01] 王四达:《从“凤凰来仪”到“浴火重生”——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反思与近代变革》,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
[202] 钱穆:《中国文化精神》,15~16页。
[203] 参见邵汉明主编:《中国文化精神》。
[204] 王四达:《从“凤凰来仪”到“浴火重生”——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反思与近代变革》,309页。
[205] 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分期,学术界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是近代;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现代。前者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另一种意见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是近代,理由是整个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是一样的,而判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根据,关键在于其社会性质。因此,中国近代史,应当“近”到1949年。我认为两种说法各有道理。由于本文所论涉及清末和民初,故在这里使用“近现代”一词。
[206] 本文所谓“最近二十年”,是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的时间。
[207] 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分歧甚大,主要观点有:第一,汉代刘歆的“周公手作”说,亦即《周礼》成书于西周初年;第二,近人刘起釪的春秋说;第三,东汉何休,近人钱穆、郭沫若、顾颉刚、范文澜等的战国说;第四,宋儒魏了翁、近人梁启超等的周秦之际说;第五,近人胡适等人的西汉初年说。即使最晚年代的“西汉初年”说,距今也已2000余年。可见“国学”一词,渊源甚久。
[208] 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上册),248页,济南,齐鲁书社,2001。
[209]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国学季刊》,1923(1)。
[210] 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转引自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11] 陈独秀:《国学》,载《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516~5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12] 同上书,604页。
[213] 郑伯奇:《国民文学论》,载《创造周报》35号,1924-1-6。
[214] 转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517页。
[215] 钱穆:《国学概论·弁言》,1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钱氏该书初版于1931年5月,这里引用的是台湾第14版,其内容和初版无异。
[216] 陈独秀:《国学》,载《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516页。
[217]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国学季刊》,1923(1)。
[218] 张岱年:《〈国学丛书〉序》,载张岱年等著:《国学今论》,1~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219] 参见《张岱年全集》,第7卷,468~470页、520~521页、561~564页。
[220] 金景芳,吕绍纲:《关于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问题》,载《哲学研究》,1995(1)。
[221] 楼宇烈:《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载《光明日报》,2007-1-11。
[222] 张立文:《国学的度越与建构》,载《理论视野》,2007(1)。
[223] 李中华:《对“国学热”的透视与反思》,载《理论视野》,2007(1)。
[224] 参见纪宝成:《重估国学的价值》,载《南方周末》,2005-5-26。
[225] 舒芜:《“国学”质疑》,载《文汇报》,2006-6-28。
[226] 蒋国保:《为“国学”正名》,载《文汇报》,2006-7-24。
[227] 王生平:《跳出国学研究国学》,载《哲学研究》,1994(8)。
[228] 朱维铮:《“国学”答问》,载《书城》,2007(9)。
[229] 参见舒芜:《“国学”质疑》,载《文汇报》,2006-6-28。
[230] 参见苏双碧:《从“文化热”到“国学热”的反思》,载《北京日报》,2006-8-28。
[231] 参见金冲及:《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不是同义词》,载《人民日报》,2005-2-4。
[232] 参见程伟礼:《全盘西化的外衣与东方文明的躯体》,74~81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233] 参见李天承:《韩国对儒教的关心以及儒教对韩国的影响》,载澳门《“儒学理论的实践”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7(11)。
[234] 李天承:《韩国对儒教的关心以及儒教对韩国的影响》,载澳门《“儒学理论的实践”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7(11)。
[235] 参见连博:《“国学”与各国特殊学问》,载《文汇报》,2006-8-1。
[236] 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37] 其实近代中国关于中体西用问题的论争,本质上也是国学论争的重要内容,限于篇幅,并为了论题的相对集中,故此处略去。
[238] 李华兴,吴嘉兴编:《梁启超选集》,206~268页。
[239]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读书杂志》,第8号(1923-4-1)。
[240] 参见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7号,1926(7)。
[241] 参见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1915(9)。
[242]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载《陈序经学术论著》,8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43]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
[244]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
[245] 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46] 《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247] 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148~151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248] 陈序经:《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载《独立评论》,1933(3)。
[249] 陈序经:《东西文化观》,151页,广州,广州岭南大学,1937。
[250] 以上5篇文章都发表在专门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专辑的《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251] 《文化建设》,第1卷第4号。
[252] 《文化建设》,第1卷第4号。
[253] 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说:“所谓本位文化,也就是国学的问题。”见氏著《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载《光明日报》,2007-1-11。
[254]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曾在《论中国化》一文中说:“根据自觉、自信、人化、中国化的必要,前几年一度提倡的中国本位文化运动,在大体上,在本意上,本是对的。当时反对或嘲笑之的不免是由于不了解,由于感情用事,而未就事论事。”(《张申府文集》,第1卷,307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原载1939年2月10日《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
[255] 本文写于1939年,发表于1940年。
[256] 《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57] 同上书,707~708页。
[258] 其实,从近二十年来的研讨内容看来,都是文化层面的问题,可以统称为“文化热”;但由于80年代普遍使用“传统文化”概念,而90年代和21世纪普遍使用“国学”概念,故本文从众。
[259] 参见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第十五章(“传统文化与现代化”),364~382页。
[260] 相当数量的中小学开展了古典诗文诵读活动,有的还自编了国学读本,有的开展了课外活动。如华南师范大学附中不仅有国学课程,而且在2007年承办了海峡两岸中学生国学夏令营,邀请海峡两岸学者到场讲国学,广东省一位副省长到场讲话,支持夏令营开办。笔者曾应邀讲授《岭南文化与时代精神》专题。
[261] 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牵头编写的《公民道德格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和《社会公德四字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就在宣传现代公民道德的时候,吸纳了国学中的合理成分,例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62] 参见李宗桂:《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建设》,载《哲学研究》,2001(1)。
[263] 即使在全球化时代,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颇有成效的今天,也有一个在文化建设中如何保持民族性的问题。参见李宗桂:《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建设》,载《哲学研究》,2001(1);《重视传统文化的民族性》,载《人民日报》,2005-2-4。
[264]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8页,香港,时报出版公司,1984。
[265] 罗荣渠:《中国近百年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33页。
[266] 《论语·子罕》。
[267] 《论语·雍也》。
[268] 《论语·颜渊》。
[269] 《汉书·董仲舒传》。
[270] 《四书正误》卷一。
[271] 《论语·里仁》。
[272] 《论语·颜渊》。
[273] 参见李宗桂:《重视传统文化的民族性》,载《人民日报》,2005-2-4。
[274] 参见李宗桂:《国学与时代精神》,载《学术研究》,2008(3)。
[275] 参见李宗桂:《思想家与文化传统》,载《哲学研究》,1984(8)。
[276]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77] 参见李宗桂:《文化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载《南开学报》,2002(5)。
[278] 参见李宗桂:《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建设》,载《哲学研究》,2001(1)。
[279] 参见吴文藻:《论文化表格》,载[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附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280] 参见庞朴:《稂莠集》,6~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81]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48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282]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72页。
[283] 参见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345~346页。
[284] Robert Redfield.Present Society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285] 所谓小传统,文化学者一般认为,是指具有地方社区或地域性特色的文化传统。它相对于大传统而言。小传统的文化,一般有很强的区域性,变易性较大。当受到别的文化冲击时,其文化结构就会重组,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
[286]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167~169页。
[287] 张申府,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者之一,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当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的胞兄,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中山大学教授。
[288] 张申府:《文明或文化》,载《东方杂志》半月刊,1926(12)。
[289] 该书同年分别由中国文化学会、正中书局在广州出版。
[290] 黄文山:《文化学的建立》,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所,1948。
[291] 黄文山:《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广州,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9。
[292] 陈序经:《文化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293] 钱穆:《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
[294] 黄文山:《文化学体系》,台北,中华书局,1968。该书后来一版再版。
[295] 覃光广等主编:《文化学辞典》,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296] 郭齐勇:《文化学概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297] 赵常林 ,林娅:《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北京,中国文化书院,1987。
[298] 杨镜江:《文化学引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99] 刘守华主编:《文化学通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300] 梅新林,赵育光主编:《现代文化学》,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
[301] 李荣善:《文化学引论》,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
[302] 向翔:《哲学文化学》,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
[303] 刘敏中:《文化学学·文化学及文化观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304] 邬昆如的八大卷《文化哲学讲录》,前六卷由台北的东大图书公司于1979年至1990年出版,后两卷由辅仁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
[305] 刘述先:《文化哲学的试探》,台北,志文出版社,1985。
[306] 刘述先:《文化哲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307] 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308] 吴克礼主编:《文化学教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309] 陈建宪主编:《文化学教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10] [俄]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玛尔科娃:《文化学》,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3。
[311]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拙文:《简议文化学科的建设与文化学学位的设置》,载《中山大学高教研究》,1996(3);《世纪之交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新气象》,载香港《明报月刊》,1997(12)。